陆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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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8日，送人去一趟上林，到明亮镇回头。
从武鸣马头镇经三黎村到上林明亮镇，有一条穿越大明山脉的古道。自古以来，这是一条要道，也是一条险道。
古代邕柳的陆路交通，穿越大明山脉的捷径只有两条：
一条是经宾阳越昆仑关进入南宁的驿道。明代徐霞客《粤西游记（4）》记述从南宁去上林游三里和大龙洞，走的就是这条路线——绕道避开高峰和大明山腹地，路程比较远，步行至少三天。
另一条是从上林明亮镇穿越大明山，经三黎村过马头镇至武鸣直下南宁。这是一条近道，捷径，却是兵家诡道。
明亮镇到三黎村之间是大明山脉中部相对薄势的一隅，须翻越的仅孔岭（壮语地名音译，即“岭孔”）一道高山梁。攀上孔岭高处，山脉南北两县的田园人家即对望可及了。但是孔岭两边，是深沟幽谷，坡道十分曲折险峻。长坡路程达5-6公里。近年开通了盘山公路（四级简易）上下坡路程延至十几公里。
地方史志上记载的大明山脉“镆铘关”，指的就是这个地方。“镆铘关”实地并没有任何关防建筑，由此略可想象其自然地形地势之险要。孔岭是镆铘关的咽喉。古道高处原有一口垂直的岩洞，深不可测，被称为“无底洞”，古代是土匪杀人越货毁尸灭迹的地方。南来北往的行人过三黎，莫不谈岭色变，很少有人胆敢只身过岭。所以山南山北两侧田园人家虽然隔山相望，但是来往并不密切。两地壮语的口音亦绝然不同，多数人相闻不解语意。岭南的村民通称山北的上林县人为“壮人”、“壮仔”（“壮”古音借字为“獞”或“僮”，带有蔑称的含义）。岭北的上林县人称岭南的武缘（武鸣县原名）人则为“渌人”或“渌仔”（“渌”音通“骆”、“雒”）。互相间的称谓均稍带蔑称或自谦的含义。
??1977年，大明山金矿勘采处周某，因另结新欢，竟借口携家属进城，骗其结发妻子和9岁女儿从上林步行经此古道，至孔岭即谋杀妻女推入“无底洞”，企图造成“失踪”事实，以成全其再婚机会。结果其女儿得以挣脱呼救，周因此事发伏法并同贪污治罪受刑，其涉案证物被周游各县展览警示。此后“无底洞”被政府炸石封堵。孔岭古道再无恐怖传闻。
（二）
?镆铘关西南沟谷的“三黎”，是三个自然坡的居民点，分别是黎了、黎昆和小黎三个自然屯。出了小黎就是山口，以外3公里处是马头镇。马头镇座落在一道名为元龙坡的山梁下，20世纪70年代生产队开荒发掘了350多座古墓，发现许多墓穴陪葬有各种青铜兵器。元龙坡附近当地人称为“安等秧”的一个山坡也发现了青铜墓葬。安等秧之名来自地方壮语音译，原意为“剑戟竖立的山梁”。经考古清理，安等秧80多座墓出土数百件剑、戟、箭簇等战国年代特征的青铜兵器，部分仍未完全锈蚀。考古文献和广西?博物馆?陈列记之为“马头元龙坡商周墓葬群”和“安等秧战国墓葬群”?。学界一致认定这些墓葬是骆越古国的墓葬。
近年在环大明山地区历史文化田野考察的综合分析。研究文献合集有《?寻找湮没了的一代文明——骆越古都文化遗存考察报告》、《大明山的记忆·骆越古国历史文化研究》等等。学者们认为：大明山南麓武鸣县以陆斡为中心的地带是古代骆越古国的文化中心。古代骆越古国最大的祖庙就座落在南麓马头镇全曾村陆上屯，这里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原为镆铘村。清朝思恩府知府李彦章更改题名为“大明山庙”，原本就是骆越“召王”庙。此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一方风水宝地。周边地区历年出土的大量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如安等秧的墓葬兵器、铜铃、商代铸铜石范、勉岭的商代青铜提梁卣、元龙坡的铜盘、镆铘村顶寨的枕形陶棺、独山的岩洞葬出土的青铜剑、两江镇三联村同时出土的五面铜鼓和各种青铜器等等，还有大量保留的原生态地名信息、靠近龙头峰“天城”崖壁西南坡石人峰的擂石遗垒等等。史料记载：秦朝“佗以兵力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史记。南越尉佗列传》）。但是秦朝军队征战西瓯、骆越长达六年时间，为此战争前期还牺牲了一名主帅——尉屠雎。可以想象，秦军征战骆越，确实经历了一个刀光剑影、征服与反抗的长期过程。
（三）
马头镇地区，古代一直被称为“止戈乡”。止戈乡之名，顾名思义：战争停止的地方。这个命名，必定有与其相关的历史渊源。
关于止戈乡，至今当地人依然流传这样的说法：从远古时代以来，无论哪个朝代的战争，只要甲兵（正规建制部队）到此，战争也就很快结束了。所以当地人处世都比较淡然，自信“兵荒马乱”殃不及此。年长的老人还会举出一些历史事件来佐证，诸如：
宋朝侬智高反抗宋朝之乱，宋兵受阻昆仑关，一筹莫展。直至狄青兵行诡道，绕道进入归仁舖立马“一鼓定昆仑”。侬氏之乱随后很快平伏，成为千古闻名之战。狄青兵所绕之道就是止戈乡之道。
明朝“思田之乱”，王阳明以招抚之策平定，在止戈乡题写了“罗降”两个大字。
清末天地会在广作乱，匪声四起，并伴有虎患吃人，到处危害乡村。驻扎武鸣的清庭标字营经进入止戈乡深入大明山腹地雷江圩，大张旗鼓几个月，一个土匪也没剿到。但不到第二年天地会周治歧、王月秀、韦冠庭等匪首却率群匪齐聚思恩府一举就擒。全境匪乱旋告平息。虎患也随之不见了。说也奇怪，那些吃人的老虎并没有被猎或扑灭的消息。虎患踪迹如何就没了，确实让人莫名其妙。
抗日战争打了8年。 1945年日军才进入马头乡，随后不到半年，抗战也就结束了。当年日军进入止戈地界（马头乡），在杨李屯附近的山梁制高处修筑了地下工事和堡垒，任地方民团什么攻也攻不破，最后却很快投降了，连攻都不需攻。
解放战争时期，战役打到全国各地，唯独止戈乡地区并没什么打仗。解放了，各地剿匪剿了两年才平定。1951年春节，解放军进入大明山地区，没几天，各地剿匪也就宣告结束了。
乡间这些传说，虽然说得有板有眼，终归还是村语流言，笑谈还可以，要采信作为正论，显然还谦不足的。以此引证，只能贻笑大方。就以抗战为例说吧，流言说“日军到了止戈乡，战争就结束了”，就是个笑话。就说1939年12月的昆仑关?战役，高峰坳阻击战打得艰苦卓绝，悲壮惨烈，为战役主战场胜利取得了侧翼的保障。要是照以上流言说法，反过来，阻击战不打了，直接放日军过高峰，进武鸣，任它北上止戈地界，战争就会很快结束么？笑话！——1939年还是日军进攻时期，相持阶段的条件也还没具备，反攻还远着呢。
话说回头，虽说这些流言不足采信，但是民间百姓的这种感受，偶然的巧合，也不全是漫无边际的无稽之谈吧。
（四）
那么，“止戈乡”的历史上，最早经历大规模甲兵的战争是哪个时代呢？
因为骆越古代文化历史太多空白的原因，这个问题自然是没有确凿史料来回答的。但是我们沿着历史的轨迹上溯，也许不难觅出一点线索。
商周时代，是中原奴隶制君主统治时期 ，南方依然是自给自足的百越方国时代。商周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相对还很低，改朝换代的战争，主要是争权夺位的战争，范围局限在中原及殷镐一带，并没有对边远的“蛮夷”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广泛的开疆扩土的大模规战争。百越民族与商、周朝庭远隔千山万水，也没有值得挑起战争的利益冲突。反而有和平共处的“结好”式的交流。《逸周书》等古籍就多处提到周的贡品中有“路人大竹”（骆越的大竹笋）、“越骆之菌（骆越的香蘑、木耳等菌类特产）”??等等，产品交流过程必定带有文化交流的拓展。实际上商周时代的生产力水平也不具备对瘴气湿重的南方“蛮域”征战的能力。同时，在北方人眼里，“穷山恶水”、“乌烟瘴气”的南方，对商周君主的吸引力也并不大。因此，这一时期骆越地区经历大规模甲兵战争的可能性很小。
另一方面，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骆越地区的原始方国、部落，适应于自已所处的湿地环境，大多随血缘聚集于河流之间的宜居地带。得益于温湿多雨、冬寒时间短，植物四季长绿等气候特点，自然环境中野生或农耕驯养的动植物资源很多，天然食物相当丰富，足以自给自足。因此使当地人形成安居一隅的习性，多数没有扩张的野心，不擅于挑起大规模的战争。当然一些方国和部落之间争山夺水的纷争也是不可避免地经常出现。但是这些纷争住往只是短暂的纠结，一种原始的群架形式的“战争”。这种纷争很快会因血缘关系、自然水土和界限的调整，或者在天然食物环境的变化下平衡化解，甚至言归于好。随后还会随着民间自由联姻、山歌交流、农耕交流等文化环境的影响渐渐成为和平相处的友邻（在中原文化浸入之前，骆越地区的婚姻、山歌、节日等各种活动形式的自由民风是很典型的），并进一步形成更大的具有国家雏形特征的方国。
???也就因此，骆越地区虽然没有大规模战争，而精湛的青铜技艺和兵器依然同步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骆越地区与中原商、周王朝已经有了文化和经济交流，之后中原战国群雄并起纷争扰攘的信息和文化，对骆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必然的。骆越人的安居意识和本土自卫的意识互相促进，自然也在提高，同时更大规模的方国联盟形成，自主防卫能力也在增强，因此就有了骆越国的壮大，并具备了与秦军对抗的能力。
???综上所述，再从《史记》等可考的相关史料分析，可以认为骆越地区最早经历大规模的兵甲战争，应该是战国时期以后。也就是说，对抗秦军入侵的战争，应该是骆越古国经历的最早的大规模战争。
（五）
环大明山地区作为骆越的政治文化中心。自秦朝以后，历次朝代更迭引发的战争，最后的胜方军队都会沿袭秦军先例，向南推移，直达西瓯和骆越。甲兵推移到环大明山地区，不论说是征服也好，统一也罢，总之，这个中心腹地安定了，整个广泛的骆越地区受其影响也就基本安定了。所以大明山南麓古代被取名为“止戈乡”，名下之意与流传下来的说法，想来也不会是空穴来风。
联想到地方志史料记载：元至正年间，巡检司在大明山南麓，从镆铘关到平果旧城一带，编制设有镆铘、博涩、西舍、高井、横山等五大兵寨，长年驻兵经武，作为镇边重寨，一直到清朝灭亡方自然荒废，由此可见“止戈乡”历代在军事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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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