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 圣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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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瓯与骆越在先秦时期是岭南的两个不同的族群，后来，为了抵抗秦军的南来，这两个族群结成了一个联盟。这个联盟的名称称为“瓯骆”或“西瓯”。“瓯骆”的中心在哪里？在广西武鸣县发现了一个“骆越古都”；在越南河内市东英县也有一个螺城，据说是“瓯骆国”的都城。广西“骆越古都”的消失和越南“瓯骆国”的建立，在时间上恰好是互相衔接的，这是巧合还是二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关系？本文试作分析，以求教与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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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西武鸣的骆越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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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武鸣县马头乡全苏村勉岭出土了商代晚期的铜卣、铜戈各一件。（见《广西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34页图版、图版说明第4页。）1985年，又在马头乡元龙坡和安等秧的岭坡上发现了两处相距不远、均为先秦时期的古墓群。经发掘，元龙坡的墓葬有350座，安等秧的墓葬有86座，共出土了一批在广西罕见的青铜器、陶器、铁器、玉器、石器和石范等，共计1200多件。发掘报告认为，元龙坡墓群的年代，上限为西周（后修正为商代晚期），下限为春秋时期；安等秧墓群的年代较晚，为战国时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发掘简报》、《广西武鸣马头安等秧战国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勉岭出土的铜卣、铜戈，是当地农民在农田水利建设中挖出来的，当时考古人员到现场勘察，认为是窖藏。现在看来，应该是一座王侯级的墓葬。
另外，1984年在武鸣县两江乡三联村伏帮屯独山也发现了一处岩洞葬，出土了铜器、陶器、剑、钺、矛、戈、斧、刀等青铜器和陶器、玉石器等，共计15件，其年代为战国时期或稍早。1986年，在武鸣县陆斡镇覃内村岜马山的6个岩洞中发现了一批岩洞葬，共出土还有石器8件，石子5 8颗，玉器1件，其年代上限约为商代或西周早期，下限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武鸣岜马山岩洞葬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除了武鸣县马头墓群外，宾阳县武陵镇疗寨村木荣屯发现过一件西周早期的铜垒；芦圩、新宾镇下河村凉水坪发现过节齿纹铜钟各一件，该县还出土过一件铜甬钟，但具体地点不详，年代为西周中期；甘棠镇上塘村韦坡屯发现了两座战国墓，出土了一批青铜器，计有鼎、剑、矛、甬钟、斧、刮刀等。横县那旭乡那桑村妹儿山路边出土过一件浮雕饰铜钟，为西周中期之物；南乡发现铜甬钟一件，为春秋遗物。南宁市那洪乡苏盘村通蒙田埂中曾出土窃曲纹铜钟一件，也是春秋遗物。忻城县大塘中学后面的小土坡出土过乳钉纹铜钟一件，为西周中期之物。（《1950-1990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以上几个县的考古发现，都是环绕着大明山分布。将广西各地发现的商代到战国时期的器物进行排列的结果，年代最早而且前后连贯、分布相对集中的，就是环绕大明山的这几个县。以大明山为中心，可将这几个县分为内外两圈，其中武鸣、宾阳、上林、马山四县紧贴大明山，可视为内圈；忻城、来宾、横县、邕宁、南宁市、隆安、都安等县市，离大明山稍远，可算外圈。在这内外两圈之中，从商代晚期到战国时期，都有器物和墓葬发现，其中年代最早、时间延续最长、最集中并有墓葬群的，只有武鸣马头一带。
那么，从商代晚期到战国时期，居住在马头一带的是什么人呢？按照前人的说法和清代《武缘县图经》，今武鸣河是由东江（今香江）和西江（今两江河）汇合而成，西南流入右江，古称“骆越水”；武鸣县城东北的“陆斡”[lok? wat]镇，当地人的读音与“骆越”[lok? wat]的古音非常接近，应是“骆越”的另一种译写。由此看来，环大明山地区为古代骆越分布区当无疑问。
从马头元龙坡、安等秧古墓群的分布情况及出土的文物来看，那里应是古代骆越人的一个活动中心。是什么性质的中心？
从全苏、马头出土的铜卣、铜盘和安等秧出土的带有“王”字的铜矛来看，不可能是常人所有，其主人应是身份高贵的上层人物；既然是上层人物居住的地方，那里自然应该是政治的中心。从出土的铸造青铜器的石范来看，那是当时的先进技术，也是目前广西发现的唯一较早的铸造青铜器的物证，所以那里同时也是经济的中心；从铸造的器物多为兵器来看，那里又是军事的中心；既然是政治、经济、军事中心，那里必然又是文化中心。如此看来，那里应该是骆越人的一个古都了。对这个问题，以前没有人认真研究过。广西博物馆的研究员郑超雄先生从人口、贫富分化、武装实体和王权政治、巫在王权政治中的作用等四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马头一带已进入“方国”阶段，并指出马头一带是骆越方国的中心。（见郑超雄：《壮族文明起源研究》，出版社1996年版。）我们退一步说，当时的骆越即使不是“方国”，起码已经是一个古国，因为方国是由古国发展而来的。这种“古国”或者“方国”，都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但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也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不断成熟的，所以，部落联盟与初级国家二者之间的界限很难区分清楚。例如，我国传说时代的尧、舜、禹时期，甚至夏朝，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但在人们的观念中，都把尧、舜、禹当作国王来看待，夏朝就更不必说了。同样，南方的部落虽然不同于北方，但古人也都视之为“国”。例如，《史记》《汉书》都提到“句町王”，《淮南子? 人间训》也提到“西呕（瓯）君”。所谓“王”“君”，也就是国王、国君；又如《后汉书? 南蛮西南夷列传》，也提到“交趾之南有越裳国”。这些都是与骆越相邻或相近，都是南方古国。我国南方由于自然条件比北方优越，因而社会发展比较缓慢，其社会发展的进程都比北方落后。当北方发展到商朝的时候，已是真正的国家，而南方还停留在原始社会后期，处于国家的萌芽或早期国家的阶段。已故考古学界的前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苏秉琦教授认为，古国的“背景是人口密集，社会经济发达，社会已有分工。” （见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这里提出了判定是否古国的三条标准，还应该加上一条：贫富分化。如以这些标准来衡量，马头一带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它具有哪些特点？这里试加综合如下：
（1）地理位置优越。马头一带处于大明山南麓，大明山为桂中最高峰，巍峨雄伟，壮族先民自古就尊之为神山。这里水系发达，共有15条小河流，其中的二级支流分别汇合成香山河与两江河等一级支流，然后再汇合成武鸣河，再汇入右江。马头处于香江河的上游支流旁。循着这些水系，可与外界交通。在陆路方面，大明山南麓山脚下，有一条交通要道，沿着东西方向延伸，往东经思陇、宾阳，可北上中原或东下广州。这些交通条件，今人看来也许会摇头，但对于尚处在原始社会后期、自给自足的骆越人来说，已经相当不错。另外，从军事方面看，大明山是最好的天然屏障，可进退自如，利于保存有生力量。加上先进的青铜文化，可铸造大量的箭镞、刀、剑、矛等兵器，有效地杀伤敌人。大明山古称“镆铘山”，就因为人们经常在山坡上发现古代的青铜剑、矛之类兵器二得名。所以，南方民族在大山和大河不可得兼时，大山就成为他们的首选。因为有山必有水，而小水必汇入大水，这样，有了山也就等于有了水。
（二）人口长期密集。元龙坡和安等秧已经发掘的从商代晚期到战国时期的墓葬共有436座。如果加上尚未发掘和已被自然或人为毁坏的墓葬，应该更多。由此估计，当时马头一带的常住人口应超过1000人。这样的人口分布，在当时来说可算是密集了。
（三）社会经济发达。马头位于大明山南麓，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大明山蕴藏着丰富的植物、动物资源，生活资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越人是农业民族，以种植为生。大明山是桂中最高峰，不仅挡住了北方的寒流，也拦住了南海吹来的暖湿气流，使得这里雨水丰沛，利于农作物生长；山下有大片肥沃的土地，可供种植，加上当地人又会铸造出先进的斧、锄等农具，以利耕作。把这些条件综合起来，那时的人们不说丰衣足食，也可谓衣食无忧。
（四）社会分工明确。在元龙坡墓群出土的文物中，有6件完整和30多件破碎的浇铸青铜器的石范。这充分说明，当时的社会已有明确的分工，已有相当一部分人脱离农业生产，专门从事浇铸手工业生产。另外，由出土的许多兵器看，当时的人们多是亦农亦兵，即平时为农，战时为兵，但也应有一小部分是脱离生产的兵将，要不然，战时是不会有战斗力的。
（五）贫富开始分化，等级差别分明。贫富的分化是从私有制的产生开始的，墓葬中的随葬品，都是墓主的私人财产。在元龙坡的350座墓葬中，无随葬品的54座，占15.4%；有随葬品的296座，占84.6% ，但每个墓的随葬品，数量的差别不是很大，而品位档次的差别却很明显，说明当时的私有制已经相当普遍，贫富的差别还不悬殊，可能正处在刚开始分化的初级阶段。墓坑的形制也反映了墓主社会地位的高低。大部分墓坑是简单的长方形竖穴，少部分墓坑却有二层台，是墓主的社会地位较高的反映。因此，从墓坑的形制、随葬品的有无和随葬品档次的高低，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已经明显地分为三个等级：贫民阶层、平民阶层和贵族阶层。贫民阶层是那些无随葬品者，平民阶层是那些随葬一般器物者，贵族阶层是那些随葬高档次器物者，例如随葬铜卣和石范的147号墓，有可能是君王之墓。正如郑超雄先生指出的：“铜卣是权力的象征”；“石范也和铜卣一样具有权力的象征”，因为“石范在普通工匠的手中是铸铜的模具，但在统治者手中则是权力，是神物，是拥有铸铜的权力者。”
（六）有神秘的精神生活和稳固的精神支柱或精神寄托。远古时代，巫术盛行。从元龙坡237号墓和陆斡岜马山岩洞葬均有小石子陪葬的情况看，这些小石子极可能是用于占卜的卜具，说明瓯骆越人的社会也盛行巫术。另外，元龙坡316号墓出土了一件玉雕工艺品，洁白细净，通体磨光，外形不规范，器体有镂空圆形，是抽象难解的艺术品，其中必定包含着某种神秘的意蕴。郑超雄先生认为，其中间带有长尖尾似的椭圆镂空，有如蛇的蜷曲之状。如果此说不误的话，那这件神秘莫测的艺术品就可能与蛇图腾崇拜有关了。此外，全苏勉岭和元龙坡147号墓出土的铜卣上，也都有蛇的纹饰。如把这些与当地民间传说的大约产生于母系社会蛇图腾崇拜的“特掘”、“乜掘”故事联系起来看，当时人们人的精神信仰很可能就是“特掘”[tak? kut]、“乜掘”[me kut]（后来“龙母文化”的前身）。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这里有必要把有关的民间传说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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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古很古的时候，有一个无儿无女的寡妇。有一天，她挑着水桶到泉潭边担水。当她把水挑回家中倒进水缸时，才发现水桶里有一条小蛇。她把小蛇送回泉潭，又挑水回家，倒水时又发现小蛇还在水桶里。她第三次把小蛇放回去，但回到家时，见小蛇仍在桶里。她累了，不再把蛇送回去，而放进水缸，对它说：“蛇呀蛇，送你回去你不回。我无儿又无女，你就给我当儿子吧！”从那以后，但凡有吃的，她都喂给小蛇。
邻居们有意见了，对寡妇说：“你有好东西都把我们忘了，不给我们吃，却喂了蛇！看以后谁帮你干农活，你死以后谁给你抬棺材！”然而，寡妇听不进，依然我行我素，真把小蛇当成儿子了。她宁可得罪邻居，自己一个人干农活，再累也要把“儿子”养大。
小蛇慢慢长大了，能爬出水缸给寡妇看门，还会用尾巴扫地。有一天晚上，寡妇在月光下砍猪菜。小蛇在旁边爬着，用尾巴把弹远的菜头扫归大堆。突然，寡妇不小心，把小蛇的尾巴给砍掉了一截，还冒出了血。她心痛极了，马上找来锅灰，涂在小蛇的伤口上止血。从此，小蛇就变成了秃尾蛇。
邻居们知道后，都幸灾乐祸地对寡妇说：“好啊！你那蛇儿子以后就叫‘央掘’了！”在壮语中，“央”是尾巴的意思；“掘”是断截、短缺的意思。“央掘”就是尾巴断缺之意。寡妇听了也不生气，抱着秃尾蛇喃喃地说，我们不叫“央掘”，就叫作“特掘”吧。原来，按照壮族的习俗，给男孩子命名，前面都冠以“特”字。寡妇把小蛇当作自己的儿子，所以就叫它“特掘”。从那以后，“特掘”的名字就逐渐叫开了。与此相应，人们就把寡妇叫成了“乜掘”（特掘的母亲）。
“特掘”长得越来越大了，“乜掘”也越来越老，耕不了田了。有一年春天，别人的田都已经犁好、耙好，并插上了秧苗；而“乜掘”的田里还长着杂草，连犁都还没有犁过，引水沟渠就更没有修理了。邻居们都袖手旁观，谁也不愿来帮忙。“乜掘”对着“特掘”暗自落泪，连连叹气。
夜里，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暴雨倾注。
第二天一早，风和日丽，温风习习。人们忙着赶到田里，看自家的田是否被水淹了。但一看就觉得很奇怪，昨夜那么大的雨，而大家的水田竟然没被淹没！再看“乜掘”的田，更怪了，昨天还是杂草丛生，怎么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绿油油的秧苗，长势都比别人的好；田埂和沟渠也修理得规规整整，比别人的还整齐。
后来，“乜掘”过世了。邻居们知道老人家连棺材也没有，就商量着拿了一张竹席，准备把老人家简单装殓一下，抬出去埋掉就算了，以免发臭！但是，当他们走进“乜掘”的家时却惊呆了：屋里已经摆上了灵堂，一副棺材金碧辉煌，大小蜡烛、香柱都点燃了，烟雾缭绕；“特掘”盘蜷在棺头前，挺起脖子，不停地叩头，双眼泪汪汪的。
看这阵势，人们感到稀奇，更感到害怕，就都悄悄地走开了。
晚上，又是电闪雷鸣、狂风大作。
第二天天刚亮，人们再到“乜掘”家时，什么都没有了，“特掘”也不见了，有人见到村后山崖绝壁上的岩洞里露出了一副金碧辉煌的棺材头，那是人们见过的“乜掘”的棺材。
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每年的三月初三前后，都有一场电闪雷鸣的狂风骤雨。人们都说，那是“特掘”回来扫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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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流传在上林县（位于大明山北麓）的民间故事。类似的故事不仅在大明山周围的上林、宾阳、武鸣、马山四个县流传，就是红水河流域、右江流域的许多县市，也都流传。但各地的传说都不完全相同，例如武鸣县（位于大明山南麓）的民间传说，就与上林不同。上林的“特掘”，是“乜掘”去挑水时挑回来的；“特掘”的尾巴，是被“乜掘”在砍猪菜时无意中砍断的。而武鸣的“特掘”，是“乜掘”去割猪菜时把小蛇夹带回来的；“特掘”的尾巴则是让“乜掘”有意砍断的。因为蛇是野生的，“乜掘”要把“特掘”养在家里当儿子，就必须把它的尾巴剪断，不然，它不是跑了，就是养不大。现在人们上街买猪牛鸡鸭回来饲养，回到家里时都要把它们的尾巴或尾羽剪掉一点，就含有同样的意思。这个习俗带有巫术的色彩，应该是从远古时代传留下来的。看来，“特掘”的尾巴被有意砍断的说法也许更为原始，被无意砍断的说法有可能是后来文明社会更改的。
看来，“特掘、乜掘”的传说可能是大明山周围的骆越人的信仰和精神寄托。
由以上几个特点来看，马头一带作为骆越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都具备了，因此，完全可以称之为骆越古都。
但是，在马头一带尚未发现城墙。这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原来有城墙，现在尚未发现；或者原城墙已经被毁掉，再也无法寻找了。另一种可能是本来就没有城墙，那当然就找不着了。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淮南王刘安曾给汉武帝上书云：“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行舟。”这里就明白地说越地是没有城郭的。一般说来，都城的建立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阶级矛盾的产物。由于矛盾冲突激烈，战争频仍，因此，为了防御和抵挡敌人的攻击，城市大多建有城墙，特别是在平原地区。但城墙并不是城市的唯一标志。从城墙的历史发展看，是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现在的南宁市，就没有城墙围住；就是在古代，当南宁在晋代初次成为晋兴郡的郡治时，也没有砖石或泥土筑成的城墙，而以密集的簕竹来充当。就是北方的夏、商、周，也未必都有城墙，许宏先生在《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一书中说得好：城墙并非构成夏商周都邑的必要条件，何况史前的中心聚落在洪水或军事上意识不到什么威胁时，人们大概不会劳民伤财去建筑城垣把自己围起来。所以，判断马头一带是不是骆越古都，应从其是否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活动中心的实质来分析，而不应以有无城墙为标志。即使没有城墙，马头一带仍然是骆越的古都。
武鸣马头的骆越古都，从商代晚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战国时期通常是指公元前475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这段时间。但是，由于秦朝短祚，其墓葬出土的器物与战国时期的器物并无明显差别，在岭南地区尤其如此。所以，武鸣马头安等秧战国墓群的年代下限，完全有可能延续到秦始皇用兵岭南的时候。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sui〕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寨，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其中“塞镡城之岭”一军，也就是沿着湘桂走廊进攻广西的一军，遭到了越人的顽强抵抗，使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秦军所凿的“渠”，就是位于广西兴安县的灵渠。凿通灵渠之后，秦军的粮饷得到补充，继续南进“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在秦军进攻广西或者在西瓯君被击杀之后，原来各自独立的瓯和骆，就结成一个联盟以共同抵抗秦军。这样，原来只是骆越古都的武鸣马头，就变成了瓯骆联盟之都。瓯骆联盟建立之后，曾使秦军遭到重创。他们“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从记载的这些情况以及今武鸣马头至宾阳昆仑关一带的地理形势来看，秦军与瓯骆越人的这场战争，很可能就发生在这里。人们经常在这一带山坡上发现青铜矛、剑、箭镞等战国时期的兵器，有可能就是那时遗落的。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昆仑关一带在宋代和抗日战争时期就发生过著名的战役，可见其地理位置的重要。
但是，瓯骆联盟在重创秦军之后，秦军又不断增兵。《淮南子·人间训》在说到秦军“伏尸流血数十万”之后，紧接着就说“乃发适戍以备之”，就是增兵、集结的意思。在强敌压境的形势下，瓯骆联盟的主力很可能转移了，因为史书没有说到秦军增兵后瓯骆被消灭之事。瓯骆主力撤离之后，马头古都也就不复存在了。至于瓯骆主力往何处去，且待后面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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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越南东英的“古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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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越南河内市东英县有一个“古螺城”，位于河内西北约20公里处。那里一马平川，有几条小支流曲折盘绕，注入红河。该城位于这些支流之间，由里、中、外三重城墙构成，形似螺蛳，因而被称为“螺城”。最早提到“螺城”之名的古籍是《岭南摭怪·金龟传》。此书为越南的神话传说集，十五世纪后期的黎圣宗时，曾经武琼校正并于1492年题序。该书云：“其城延广千丈，盘旋如螺形，故曰螺城，又曰思龙城，唐人呼曰崑崙城。”越南的史学前辈陶维英认为，这个古城，是安阳王建立的瓯骆国的都城，在东汉初曾被马援攻破，并在古螺城的废墟上建立了蠒城，十世纪时吴权又改建为京都。（见陶维英著，刘统文、子钺译《越南古代史》，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25页。）
由于历经历史变迁，现在所见到的古螺城遗址，已经不是安阳王时原来的样子了。但是，越南史学界公认古螺城为“瓯骆国”的安阳王首先建立的都城。而在“瓯骆国”之前，今越南北部有一个由“雄王”统治的“文郎国”，其首都在今越南富寿省山维县喜岗社境内，那里有一座义陵山，山上至今还有“雄王庙”，距离河内105公里。为了说明问题，这里有必要把越南的古史略作一些介绍。
据越南佚名氏《越史略》卷一载：“周庄王时（前696-682），嘉宁部有异人焉，能以幻术服诸部落，自称碓王，都于文郎，号文郎国。以淳质为俗，结绳为政，传十八世，皆称碓王。越勾践（？－前465）尝遣使来谕，碓王拒之。周末为蜀王子泮所逐而代之。泮筑城于越裳，号安阳王，竟不与周通。”
更早的我国古籍《水经·叶榆水注》中注引的《交州外域记》云：“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旧唐书·地理志》则引《南越志》云：“交趾之地，最为膏腴，旧有君长曰雄王，其佐曰雄侯。后蜀王将兵三万讨雄王，灭之。蜀以其子为安阳王，治交趾。”
对这些记载中的“碓王”、“雄王”，我国和法国、越南的史学前辈多认为是“雒王”之误，因为在这些引述的古籍中，最早的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其所引《交州外域记》约为魏晋著述，它记的是“雒”，而且可与汉代著作中的“骆越”相对应（“雒”、“骆”可通用）；而《南越志》虽然也是魏晋或南朝著述，但比《交州外域记》稍晚，而《旧唐书》则为五代时刘昫监修，时间比北魏晚了许多；《越史略》就更晚了，撰于明初洪武年间（1368-1398年）。这些后来的著述作“雄”、“碓”，很可能是因字形相似而传抄致误，故应以《水经注》所引为准。但后来的越南史学界却否定了这种看法，认为越南封建时代的史学家都是“学问渊博的人”，不可能抄错，因而坚持“雄王”的说法。
这里不想纠缠于“雄王”还是“雒王”的争论，姑且按照后来越南史学界的说法来清理一下越南历史发展的梗概：越南的早期历史，是由雄王建立的文郎国开始的。文郎国传到十八世王时，被蜀王子泮攻占；蜀泮建立了“瓯骆国”，自称为“安阳王”，并修筑了一座城，越南人称为“古螺城”。
这个“蜀王子”是从哪里来的呢？学术界曾有过如下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蜀王”来自我国四川的古蜀国。据越南最早载及安阳王事迹的古籍《岭南摭怪·金龟传》云：“瓯貉国安阳王，巴蜀人也，姓蜀名泮，因先祖求雄王之女媚娘为婚，不许，怨之。泮欲成前志，兴兵攻雄王，灭文郎国，改曰瓯貉国；筑城于越裳之地，随筑随崩。王乃立坛斋戒，祈祷百神。三月七日，见一老人，从东方至城门，王喜，迎入殿上，礼拜曰：‘筑此城，既就复崩，伤损功夫而不能成，何也？’老人曰：‘他日见有江使来，问筑乃成。’言讫辞去。后日，王立东门望之，果见金龟从东而来，立于江上，解为人语，自称江使，明知天地阴阳鬼神之事。王喜曰：‘此老人之所以语我也。’遂命以龟辇，卑入城中，延坐殿上，问以筑城不就之故。金龟曰：‘此本山川精气，前王子附之，为国复仇，并有千载白鸡，化为妖精，隐在七曜山中。山中有鬼，乃乐工埋葬于此，化为鬼。旁有一馆，往来便宿。馆主名悟空。有一女并白鸡一只，是鬼精之余气。凡人宿泊，鬼化为千形万状，害之者甚众。今白鸡娶馆主之女，杀雄鸡灭鬼精，彼必为妖，化为鹗，啣书，飞上旃檀（zhan tan）之树，奏于上帝，乞坏其城，复山川之权。臣啮（nie）彼足痛，必坠书，速收之则城可就。’……鬼精灭，筑城一月而就。其城延广千丈，盘旋如螺形，故曰螺城，又曰思龙城，唐人呼曰杀崑崙城，谓其最高也。”（转引自陶维英《越南古代史》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0-81页。这里所引，个别字及标点依文意有所改动。）
稍后的吴士连《史记全书》（一名《大越史记》）将以上的记载“去其怪诞之处”，其对安阳王的记载如下：
“安阳王（讳泮，巴蜀人也，在位五十年。旧史谓姓蜀，实误。）甲辰元年（周赧[nan]王五十八年），王既并文郎国。初，王屡攻雄王，兵骁将勇，王屡为所败。雄王谓王曰：‘我有神力，蜀不畏乎？’遂废武备而不修，惟日事酒食为乐。蜀兵逼近，犹沉醉未醒，乃吐血赴井殂。其众皆倒戈降蜀。王既并其国，乃改国号曰瓯貉，都封溪。”
但是，越南史学界后来又否定了蜀王来自四川蜀国的说法。陈重金在《越南史略》中写道：“我国历史上记载的蜀朝并不是中国的蜀国，因为根据中国历史，当时的巴蜀（四川）已归秦朝统治，哪里还有什么王。而且，史籍还记载，蜀王泮灭文郎国，改国号为瓯骆，即瓯骆国包括蜀国和文郎国。然而，史书里又未见有蜀国疆土属于瓯骆的记载。况且，就地理方面看，从巴蜀（四川）到文郎（北越）相隔多么远，又有多少山河阻碍，蜀军前去灭文郎国，哪里有那么容易？旧史还记载，安阳王姓蜀名泮，那么，蜀朝肯定是文郎国邻近的一个独立家族，而非中国的蜀。《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也是这样写的。”这个问题，在越南似乎就这样定案了。
我国已故著名学者蒙文通教授也曾研究过这个问题。他认为，越南的安阳王就是先秦蜀国的开明王。据《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蜀国自蚕丛、柏灌、鱼凫、杜宇而后为开明，开明传十二世被秦所灭。“开明之号为十二世所共，世世皆称开明。故其裔孙南迁交趾仍号安阳。”他还对古音古韵进行研究，认为“汉时开、安二字音近字通。明、阳二字古音皆在阳部，本常通用。则开明之与安阳，本为一辞之同音异写，后世不谙其故，遂若为二。且西蜀之与交趾，旧非华夏之域，以异世汉字写之，宜其音读稍殊。故余决安阳之即开明，交趾之安阳即蜀开明氏后裔之南迁者也。”蒙先生还考证了开明王迁徙的路线及其抵达交趾建国的时间。秦灭蜀为惠王二十二年（前316年），南迁应在公元前311年甚至更晚，南迁的路线经由巂州（今四川西昌），南渡金沙江而入姚州（今云南姚安），经今云南礼社江、元江而入越南。抵达越南的时间，蒙先生依据越南旧史所说的安阳王在位五十年来推算，应在公元前230年。另外，蒙先生还把前引《岭南摭怪·金龟传》与成都古城的神话传说联系起来。据《太平御览》卷931引《华阳国志》佚文曰：“秦惠王（更元十二年），张仪、司马错破蜀克之。仪因筑城，城终颓坏。后有一大龟从硎〔xing〕而出，周行旋走，乃依龟行筑之，乃成。”这是成都俗称“龟城”的由来。抛开《岭南摭怪·金龟传》所说的细节，安阳王建螺城与张仪筑成都城之事“略同”，都是有神龟来助。所以蒙先生认为：“此显为张仪筑城传说之演变，当为开明子孙南迁后，以蜀地之传说而传之交趾者也。”（见蒙文通遗著：《越史丛考·安阳王杂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几十年过去了，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似乎已经淡薄。但新的考古发现又把人们的思绪拉回到古蜀国的辉煌时代。如果把上世纪后期在四川广汉发现的三星堆遗址、本世纪初在成都发现的金沙遗址与越南的“蜀王子”以及越南北方较发达的青铜文化联系起来看，人们也许会得到某种新的启示。当然，具体情况如何，目前还不清楚，尚有待于以后的深入研究。
另一种看法是越南人提出的，认为蜀王子泮不可能是古蜀国的王子，而是本地越人。他建立的“瓯骆国”，北部疆域包括今广西左江流域。越南史学家文新在《雄王时代》第五部分中甚至把蜀泮与《淮南子·人间训》联系起来：“根据最近许多人的看法，所谓‘相置桀骏以为将’的‘将’，不是别人，正是蜀泮。他领导了对秦军的抵抗，从带领越人入丛薄中到消灭数十万秦军，至击败秦朝军队。……因此，蜀泮的威信到了顶点，他指挥抗战的才能得到瓯越人和雒越人的赞扬、佩服，最后得到人们的推崇，接替了雄王而当君主（这时雄王已失去人民的信服）。” 这些分析，有些过于牵强附会。如果把《淮南子》所描写的凿通灵渠、杀西瓯君以后的战事都说成发生在今越南北部，则秦军凿通灵渠之后，在今广西境内就没有什么战事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广西南部还有骆越人。在我们看来，与其说使秦军“伏尸流血数十万”的战事发生在今越南境内，不如说发生在今广西境内更合适，具体地点很有可能就在离武鸣马头古都不远的昆仑关一带。这在前面已说过，此不赘述。
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在这里提出第三种看法，即：越南“瓯骆国”的建立和“古螺城”的建造，可能与原在武鸣马头的瓯骆古都的南迁有关。也就是说，瓯骆联盟被秦军打败后，瓯骆联盟的主力有可能沿着今左江南迁进抵今越南河内附近，在那里建立了“瓯骆国”并建造了古“螺城”。这种看法有没有根据呢？且看下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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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个古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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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我们把两个古都联系起来的重要因素有三：其一，广西武鸣马头的骆越古都消失后不久，就在今越南北部突然出现了一个“瓯骆国”和“古螺城”。这个前后衔接时间的巧合，是偶然还是有其必然的联系？其二，按照一般的了解，今越南北部是骆越人的居地之一，不应该有瓯越人，但安阳王却在那里建立了“瓯骆国”，其中的“瓯”从何而来？其三，古螺城有几个别称，与武鸣马头附近的几个地名一样，这说明了什么？这三者之间有着怎样的逻辑关系呢？
1、瓯骆国建立的缘由和时间问题
瓯骆国建于何时？根据比武琼整理的《岭南摭怪》稍后的吴士连《史记全书》（一名《大越史记》）的记载，安阳王即位于周赧王五十八年（前257年）。但是，这个时间是经不起推敲的，所以陶维英认为：“瓯骆国的成立，只可能在安阳王抗拒秦军的侵略而取得胜利之后。”（陶维英著，刘统文、子钺译：《越南古代史》，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18页）文新也认为：“瓯骆国的成立是为了适应瓯、骆越人联合抵抗秦军侵略的需要”。（文新《雄王时代》）既然如此，那末，其建立的时间就应该在秦始皇开始用兵岭南之时和战事结束之前。
秦始皇是在哪一年用兵岭南？史书没有明说，但有一些史迹可供追溯。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这个三十三年（前214年），并不是秦军开始发兵之年，而是用兵结束之年，也就是秦始皇在岭南设立桂林、南海、象郡之年。三郡的设立，表明秦军在岭南的战事已经结束。这是一个时间坐标。由这一年逆推，秦始皇开始发兵应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并在这一年到达今广西兴安。到达兴安后，秦军有三年“不解甲弛弩”。这三年，也就是从公元前218年到公元前216年。在这三年中，监御史禄凿通了灵渠以运粮饷。接着，秦军继续南进，深入西瓯地，并击杀了西呕君译呼宋。如果说秦军击杀西瓯君也是在公元前216年，那么，越人“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至少也是公元前216年下半年至215年上半年的事了。秦军遭到重创后，迅速集结兵力，继续向南进入今越南北部地区。公元前214年，秦军取得胜利后，才建立了岭南三郡。
以上的时间推算，与《史记·南越列传》的另一条记载正相吻合。该传云：“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这个“十三岁”怎么算？如果说“与越杂处”，终赵佗一生，则远不止13年；南朝宋的注释家裴骃也感到疑惑，其《史记集解》引徐广曰：“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年。并天下八岁，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六年耳。”其实，这是指赵佗在“秦时”“与越杂处”的时间，也就是从秦用兵岭南的那一年起到秦朝灭亡那一年止。秦亡于公元前207年，由此年逆推13年，正好是公元前219年。所以，可以确认，秦始皇用兵岭南是在公元前219年开始，而且赵佗从一开始就参加了，所以才说他“与越杂处十三年”。
从以上推算的秦军进军的时间表来看，瓯骆国建立的时间，应在公元前216-前215年之间。因此，《越史略》认为瓯骆国的建立在“周末”，也就是战国末期，还是比较接近事实的；而蒙文通认为在公元前230年则说不通，可以排除，因为当时秦还没有统一中国，不可能用兵岭南。文新《雄王时代》认为，“瓯骆国存在于公元前208年至公元前180年，共计28年。”但推算一下就会发现，文新推断的时间也与史实相抵牾。因为公元前208年，已是秦二世二年，其时不仅秦军在岭南的战事早已结束，就连秦始皇也已经死去。文新既然认为“相置桀骏以为将”的“将”就是蜀泮，那就只有在公元前216-215之间了，怎么会推迟到公元前208年才建立瓯骆国？我们将在下面说到，公元前208年其实是瓯骆复国的时间，而不是建国的时间；公元前180年也不是瓯骆国灭亡的时间。
由上所述，瓯骆国的建立与广西瓯骆古都的消失都与秦始皇用兵岭南有关，这暗示着二者之间有迁移的关系。
2、瓯骆国的名称问题
蜀泮建立的国家，为什么称为“瓯骆国”？越南的史学家陶维英、文新都认为“瓯骆国”包含了西瓯和骆越两种成分。但是，“瓯骆国”的地域在今越南北部地区，那里是否有瓯越人呢？这是值得深思的。
“瓯”，或作“呕”、“欧”、“沤”，“瓯越”。这些名称很早就见于先秦文献之中，如《山海经·海内东经》说“瓯居海中。”《逸周书·王会解》说：“东越海蛤，瓯人蝉蛇，蝉蛇顺食之美。”“且瓯文蜃。”“越沤，剪发文身。”《战国策·赵策》说：“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但是，这些“瓯”，指的都是闽浙的瓯人。他们的活动以瓯江流域为中心，惟不知是瓯人因瓯江而得名，还是瓯江因瓯人而得名。
今广西境内也有瓯人。《逸周书·王会解》说：“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其中的“瓯、邓、桂国”，应是指今广西境内的瓯人。《淮南子·人间训》云：秦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杀西呕君译吁宋。”其中的“西呕”，也就是西瓯。之所以称为“西瓯”，大约有如颜师古所说“言西者以别东瓯也”。
骆，或称“雒”。这个名称在先秦古籍中似乎没有见到，但在《逸周书·王会解》中提到“路人大竹。”朱佑曾《逸周书集训校释》云：“‘路’，音近‘骆’，疑即骆越。”很多学者都赞成这个意见，但也有人认为“路”非“骆”，应另有所指。还有人认为，《越绝书》、《吴越春秋》中的“莱”也是“骆”，但亦有争议。
真正提到“骆”而且没有争议的最早古籍，大约是《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篇》：“和之美者：阳朴之姜，招摇之桂，越骆之菌。”高诱注：“越骆，国名。菌，竹笋。”晋人戴凯之《竹谱》引作“骆越”，不知他是另有别本所据，还是他按自己的意见改。其实，无论“越骆”还是“骆越”，意思都一样，只是词序不同而已。这个词序的不同，可能与越语、汉语的词序正好相反有关，也就是说，“越骆”可能是直接记录的越语，而“骆越”则是经过翻译的汉语。
《史记》似乎没有单独提到过“骆”，提到“骆”时都是与“瓯”相连接成“瓯骆”。有人认为，在《史记·东越列传》的开头就提到闽越王、东海王均“姓骆”，但查中华书局标点本是这样说的：“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騶氏。”刘宋裴骃《集解》引徐广曰：“騶，一作‘骆’。”但“騶”念zou，而“骆”则读luo，字音并不同，所以唐司马贞《索隐》云：“徐广云一作‘骆’，是上云‘瓯骆’，不姓騶。”不应将“騶”与“骆” 混为一谈。
自东汉往后，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才较多单独提到“骆”或“骆越”，如《汉书·贾捐之传》云：“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后汉书· 马援传》：“援……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还，上之。”郦道元《水经·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云：“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在交州一带设置郡县始自秦始皇，既然在未设置郡县之前即有“雒王”、“雒候”，则“雒”（骆）的称谓应在先秦时期已有。又据《史记·南越列传》司马贞《索隐》注曰：“《广州记》云：‘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人。有骆王、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铜印青绶，即今之令长也。……’寻此骆即瓯骆也。”亦说明先秦时应有“骆”的称谓。
瓯与骆的关系，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长期并存。一种意见认为，瓯与骆是同一支越人的不同名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南朝梁人顾野王（519-581年）的《舆地志》：“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曰西瓯。”（见《史记·赵世家》“索隐”引。）颜师古（581-645）说得更明白：“西瓯即骆越也，言西者以别东瓯也。”（见《汉书·两粤传》颜师古注。）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瓯与骆是不同的两支越人。这种说法大约始于晋时。晋人郭璞在扬雄《方言》卷一“西瓯”句下注曰：“西瓯，骆越之别种也。音呕。”这里认为西瓯是从骆越分出来的“别种”，已有将西瓯、骆越视为二支之意。唐人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岭南道五》云：贵州（今贵港），“本西瓯、骆越之地”；党州，“古西瓯所居”；邕州宣化县，“古骆越地也”。五代时后晋人刘昫在《旧唐书·地理志》中，也分别在党州（今玉林市境）、宣化（今南宁、邕宁境）、郁平（今玉林市境）下注云：“古西瓯所居”，“古骆越地也”，“古西瓯、骆越所居”。其它还有许多地方也是如此注明。所有这些，表明李吉甫、刘昫等人已经将西瓯、骆越视为不同的两支越人，因而分别标出他们的不同居地或他们的共居之地。
后代学者大多沿袭了这种说法，明确指出“西瓯与骆，本为越之二支”。只是各人在划定西瓯和骆越的居地范围时，又大相径庭。罗香林曾指出，综观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该书“所单言与混言，亦似有相当界说，盖西瓯与骆越，似以今日柳江西岸区域为界，柳江东南则称西瓯，柳江西岸区域以西，则称骆越，而此西岸区域之接连地带则称西瓯骆越。”他这个概括大体符合李吉甫所标示，但他自己却认为，西瓯“其居地似在今柳江以东，湖南衡阳西南，下至今苍梧、封川，北达今黔桂界上”；而骆越居地“殆东自广西南宁西南，下及广东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以达安南东北部、中部。” （见罗香林：《古代百越分布考》）类似的看法，还有“（西呕君）译吁宋旧址湘漓而南，故西越地也；牂牁西下邕、容、绥、建，故骆越地也。”（〔明〕欧大任《百越先贤志·自序》）这些看法所划定的骆越居地还可以接受，但所划西瓯居地则与实际相去甚远。
如果对历史上形成的两种歧见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人们模糊了不同时期的时间概念。如果从不同时段来分析，两种歧见其实并没有矛盾。在先秦时期，瓯与骆原来应是不同的两支越人。尽管在先秦的文献中很少出现“骆”，但后人的追述应当不是空穴来风。这两支越人的分布界线虽然不很清楚，但其地望的相对位置应是西瓯在北而骆越在南，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从地下发现的先秦考古材料说明，广西北部和广西南部确实有所区别，表明二地的文化不尽相同；而今壮族又分为南壮和北壮，南、北壮之间在语言以及传统文化方面也有许多不同。将古今材料综合起来看，与西瓯在北边、骆越在南边的分布正遥相吻合。在秦朝时，这两支越人为了为了共同抵抗秦军而结成了一个联盟，这样，“瓯骆”就变成了联结名词，或统称为“西瓯”，所以，顾野王和颜师古的说法是符合结盟后的情况的。而到汉武帝平定南越后，瓯骆联盟不复存在；汉武帝为了分化瓯骆联盟而让让他们恢复先秦的旧称，所以，西瓯、骆越的分别单称又逐渐见于史籍之中。许多人根据汉以后的文献，划分出瓯、骆的不同居地，是可供参考的。但瓯、骆在秦汉以后的分布，并不同于他们在先秦时期的分布，不能将两个不同时期的分布混为一谈。
对于先秦岭南瓯越与骆越的分布问题，尽管学术界看法不一，但对今越南北部和广西左江流域乃至南宁、武鸣等地为骆越人居地则无异见。也就是说，在今越南北部原来并没有瓯越人。如果蜀泮真的像文新所说为本地越人的话，那末，他应即骆越人，他建立的国家就应该叫“骆国”而不应该叫“瓯骆国”。然而，安阳王蜀泮建立的国家事实上叫做“瓯骆国”，显然是其中不仅是骆越人，还包括有“瓯”的成分，而且“瓯”还被放在“骆”之前，可见其地位的重要。
那么，“瓯骆国”的“瓯”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合理的解释是：原在广西的瓯骆联盟往南迁移。文新在《雄王时代》写道：“现在许多意见认为，瓯骆国的成立是为了适应瓯、骆越人联合抵抗秦军侵略的需要。” 这点说得很对，所以“瓯骆国”的建立应与瓯骆联盟有关。瓯骆联盟在广西被秦军击溃后，向南边瓯骆阵营的纵深撤退，这是不难理解的。据《淮南子·人间训》，西呕君被秦军击杀后，“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大家共同推举出来“为将”的“桀骏”，一定是勇猛而富有同秦军作战经验的战将，而同秦军作战过并有着血的经验教训的是西瓯，所以，他原来所属的部落有可能是西瓯，他担任瓯骆联盟的首领后，联盟的名称就叫做“瓯骆”，瓯在前而骆在后。
瓯骆联盟南迁后，为什么要建造“古螺城”？在瓯骆国建立之前的“文郎国”，传了十八世王，其首都并未建有城墙，而取代文郎国的安阳王却建造了里、中、外三层的“螺城”，是规模庞大，结构独特的军事防御工程。他建城的理念从何而来？这应该与血的教训有密切关系。很可能由于原来在武鸣马头的古都（原来是骆越古都，瓯骆联盟建立后又成了瓯骆古都）没有城墙，致使瓯骆联盟吃了大亏。为了有效地抵御秦军，才不得不建造了古螺城。
3、古螺城的名称问题
越南学术界曾经对“古螺城”的名称问题进行过讨论，围绕着对“古”字的不同理解，形成如下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古螺城是后人对螺城的称谓，意为“古代的螺城”，因该城有多重，像螺蛳一样，故曰“螺城”。这个名称的来源有古籍可查。据最早提到“螺城”之名的《岭南摭怪·金龟传》云：“其城延广千丈，盘旋如螺形，故曰螺城。”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古螺城意为“建在古螺的城”，“古螺”应是地名。陶维英即主张此说，他在《越南古代史》中指出：“根据我们的见解，古螺并没有古时螺城的意思。这里的‘古’字是什么意思，我们姑且将古螺与清化省农贡县的‘古定’村来比较一下，就可以得出答案。……古螺一名是脱胎于民间语的‘Ke Loa’一名。在越南语中，习惯上常以‘Ke’字置于其他字的前面称呼一个乡村的名字，……当人们将‘Ke’字译音成汉字时，常常译成‘古’字，如古宁、古定。中国的一位民族学家、《粤江流域人民史》的作者徐松石曾认为‘古’字译音自广东、广西的一支越族的后裔——僮族的语言。人们常常用‘古’字来置于其他字之前以作地名之用。”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古螺和螺城的关系：“由以上所述看来，我们推断，古螺可能是民间的‘Ke Loa’（个螺）所译音而来的，而‘个螺’的意义是指螺城的人或螺城的乡村。但是，螺城二字，却是两个汉字，并非是民间的名字。螺字即田螺的螺。我们认为螺城二字首先出现在《岭南摭怪》一书，可能在该书以前早已出现，从宋代（《太平寰宇记》）以后，中国人鉴于安阳王所见古城在传说中说形同螺旋……故置名为螺城。只因中国人为它取名为螺城，在民间才称此村为个螺，而该城则称之为螺城……从此个螺城就被译成古螺城。”（见科学出版社1959年中译本第120-122页）
我们认为陶维英的意见是对的。在壮语地名中，以“古”为冠首词的地名很多，而河内一带，在古代也是瓯骆越人居住的地方，所以地名结构相类不足为奇。
但是，奇就奇在古螺城的几个别名与武鸣马头一带的地名几乎完全相同。例如，黎崱《安南志原》说，古螺城又名可縷城，而在武鸣马头一带的河流中，有一条河就叫做“可滤江”。“可滤”与“可縷”虽然字体不一样，但读音却完全相同，和“古螺”也很接近，特别是古音就更加接近。武鸣是壮族地区，当地的壮语属于北部方言，人们说话时送气音K和不送气音G没有区别，所以“可”和“古”的声母读起来是一样的。所以，“古螺”、“可縷”、“可滤”的读音都一样。据说在武鸣的“可滤江”旁边也有一座古城，但现在还没有发掘过，是否有城墙？是什么时候的古城？目前还不好说。另外，《岭南摭怪·金龟传》说，古螺城“又曰思龙城，唐人呼曰崑崙城。”而在距离武鸣马头不远的武鸣、宾阳和邕宁三县交界一带地方，也有“思陇”镇和“崑崙”关。
如果仅是一个地名相同或相近，或许是偶然的，但有几个地名相同、相近，我们觉得就绝不是偶然的了，应该与古人的迁徙有密切关系。人们从原居地迁到新地方后，念念不忘老居地的名称，这在古今中外都不乏其例。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葛剑雄教授在《历史上的移民与地名》一文（见《中国方域》1995年4期）中指出，人类都有把原居地的地名带到新迁地的习惯。美国就有许多原是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地名，仅仅是在原地名之前加上一个“新”字以示区别而已，例如“纽约”，就是“新约克”的意思，而“约克”原是英国的地名；美国的东北部被称为“新英格兰”，更是来自老的“英格兰”；而“新奥尔良”则源于法国的奥尔良；有的地方甚至连“新”字也不加，就直接用原来的地名。类似的情况，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比比皆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是欧洲的移民国家，移民把原居地的名称搬到了新住地。而在中国，把原居地的地名带到新迁地的历史更早，已有近4000年了。如商人将自己的都城称为“亳”，他们迁了好几次，都叫“亳”，所以历史上有好几个地方都叫“亳”。楚人也一样，他们的都城叫“郢”，也迁了几次，因而也有几个叫“郢”的地方。这种“地名搬家”的情况，不仅在商周时期有，以后也接连不断，到西晋永嘉之乱以后，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地名搬家现象，许多北方居民迁到南方，并把他们原来所在的州、郡、县的名字也带到南方，致使南方地区有许多侨州、侨郡、侨县。到明清时期，虽然不再有侨州、侨郡、侨县的情况，但民间仍有把原来的小地名带到新迁地的情况。在今华北平原的许多地方，乃至安徽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都有与山西洪洞大槐树有关的传说，都把山西洪洞大槐树视为其祖先的发祥地。人们不仅口耳相传，还把“大槐树”镌刻在古老的墓碑上，或写在族谱中。在今山东省齐河县和滨县，共有400多个村庄认为其祖先来自北平枣强县，“枣强”的名字深入人心。在安徽省淮河以南地区，人们都知道“瓦屑坝”的名字，认为其祖籍是江西省鄱阳县瓦屑坝。而江西省波阳县城西南约十公里的太莲子湖滨，确实有一个叫做“瓦燮坽”的地方。据该村现存的《朱氏族谱》和《何氏族谱》记载，此“燮”是由“屑”雅化而来，而坽字意为小土沟，与“坝”相对应。在湖北的江汉平原，广泛流传的地名是江西南昌的筷子巷和朱市巷。许多人坚信不疑，南昌市的筷子巷和朱市巷是他们的祖居之地。在广西的许多姓氏的族谱中，都认为其祖籍是“山东野鸭塘”。这些记忆的来源，有着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原居地的地名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心中。
地名往往是一个时代的遗迹，甚至是活着的历史。我们不知道现在在越南古螺城一带地方有着怎样的地名传说，但是，从《岭南摭怪》和《安南志原》等古籍的记载来看，无疑保存着古人对其原居地的记忆。
综上所述，从地名来看，越南“古螺”“可縷”“思龙”“崑崙”等名称，应是瓯骆越人迁都时从武鸣的原居地带到越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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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瓯骆国的存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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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瓯骆国被秦军攻破的时间问题
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瓯骆国应建于秦始皇开始用兵岭南之时和战事结束之前，具体时间应在公元前216-前215年之间。但是，瓯骆国建立没有多久，就被秦军攻破了，然后就在该地设置了象郡。
文新在《雄王时代》一书中认为，秦军在今越南境内被安阳王打败了，所以秦始皇在岭南设置的三郡不包括今越南的境域。我国有些学者也这么认为。秦军在岭南确实遭受过重创，以至“伏尸流血数十万”，但这仅是秦军在用兵岭南过程中的一幕，而不是最后的结局。从当时秦朝的实力和秦始皇的性格来看，所到之地，不取得最后的胜利是绝不会罢休的。最后的结局是岭南三郡的设置。三郡中南海郡的郡治在今广州，桂林郡郡治在今贵港，而象郡的郡治，由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标在今崇左，其主要根据之一是《汉书·地理志》臣瓒注引的《茂陵书》：“象郡治临尘，去长安万七千五百里。”而临尘即今崇左。但这条记载是互相矛盾的，如果象郡治于临尘，距离长安就不可能有万七千五百里；如果有万七千五百里，就不当治于临尘。二者必有一误。谭其骧教授认为是距离长安的里数有误，所以将象郡的郡治划在今崇左。但是，如果今崇左确为象郡郡治，在其周围就应该发现墓葬群，例如在贵港和广州就都发现有许多秦汉时期的墓葬，可证明那里是桂林、南海二郡的郡治。但是，迄今为止，崇左周围却没有发现过一座秦汉时期的墓葬，更不要说墓葬群了。这是不好解释的。而在河内附近一带，则发现了不少秦汉时期的墓葬，所以，象郡的郡治不应该在今崇左，在秦始皇设置象郡的时候，今崇左虽然也属于象郡的范围，但可能还是荒凉之地。据我国历代地志的记载和后来的研究，秦朝设立的象郡，应在今越南北部地区，包括广西南部的部分地方；郡治则约在今河内附近。（见拙作《秦代象郡考》，载《历史地理》第三辑，1984年。）所以，安阳王的瓯骆国曾被秦军攻灭过，其破灭的时间最晚应在公元前214年，即秦始皇设置岭南三郡的那一年。
2、瓯骆国的恢复和臣服于南越国问题
秦王朝在岭南设置三郡后四年，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就死去了，秦王朝岌岌可危；到公元前209年时，就爆发了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到公元前206年，秦王朝就崩溃了。就在陈胜、吴广起义之时，原来秦朝派驻岭南的南海郡尉任嚣和龙川县令赵佗就图谋乘机割据岭南，难道原来的安阳王或其子孙就不会利用这个机会恢复瓯骆国？安阳王及其子孙自然不会那么傻，因为他们复国比赵佗建国要容易得多，只要把原来秦朝派驻今越南的官员废掉或者杀掉就可以了。所以，瓯骆国复国的时间实际上还在赵佗称南越王之前。如果把文新所说的公元前208年看作瓯骆国复国的时间，则完全是可能的，因为公元前209年爆发陈胜吴广起义后，秦王朝对岭南三郡实际上已经没有控制力。瓯骆复国后，进一步完善了对古螺城的建筑。因为该城原来是在仓促中建筑的，大概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才会在短时间内被秦军攻破。
但是，瓯骆国复国后也没多久，就又被赵佗攻破了。因为赵佗是要“击并桂林、象郡”以便自立为南越王的，这样，恢复了瓯骆国的安阳王就必然与要建立南越国的赵佗发生矛盾。
据《水经·叶榆河注》注引《交州外域记》曰：“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安阳王有神人名皋通下辅佐，为安阳王治神弩一张，一发杀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可战，却军住武宁县。按：《晋太康〔地〕记》，县属交趾。越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阳王，称臣事之。安阳王不通神人，遇之无道。通便去语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阳王有女，名曰眉珠，见始端正，珠与始交通。始问珠，令取父弩视之。始见弩，便盗以锯截弩，讫，便逃归报越王。南越进兵攻之。安阳王发弩，弩折，遂败。安阳王下船迳出于海。今平道县后王宫城见有故处。”
这段记载虽然有一些难得的细节，但赵佗攻破安阳王的具体时间却没有交代。那么，赵佗于何时攻破安阳王呢？据《史记·南越列传》，有两个时间点可以参考。一是赵佗称南越王之前：“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二是赵佗和吕后交战罢兵之后：“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
从第二个时间点看，已是吕后掌权的最后一年。法国人马司帛洛和越南人文新认为，赵佗攻破安阳王的时间为公元前180年，指的就是第二时间点。但是，这时赵佗只是“以兵威边，财物赂遗”，并没有发生战争；而据《交州外域记》，赵佗则是用武力攻破瓯骆国的。由于公元前180年所发生的史事与《交州外域记》所说不符，所以这个时间点可以排除。
从第一个时间点看，秦“破灭”的时间是公元前207年，而赵佗“击并桂林、象郡”的时间应在前207年之后，但具体何年则不详。据《史记》，南越国“自尉佗初王后，五世九十三岁而国亡焉”。南越国亡于元鼎六年（前111年），这是比较明确的。由此年倒推93年，即为公元前204年，可知赵佗称王是在秦亡后3年；而赵佗是在“击并桂林、象郡”之后才称王的，所以击并象郡之事应在公元前204年之前，最晚也是公元前204年，而不应在此年之后。
“击并桂林、象郡”与攻破安阳王是不是一回事？我们认为应该是一回事，因为瓯骆国复国之后，象郡实际上已经不存在。那为什么不说《史记》不说“攻破安阳王”而说是“击并桂林、象郡”？这与司马迁的正统史观有关。因为秦军攻破安阳王的瓯骆国之后，就在那里设立了象郡，所以“象郡”才是正统的名分；而瓯骆国复国后，没有得到中央王朝的承认，所以，象郡虽然实际上不复存在，但名分并没有取消。这样，正统观念浓重的司马迁在说到赵佗攻破安阳王时，就说成“击并桂林、象郡”了。
也有人认为，《史记·南越列传》明明说“击并桂林、象郡”的是“南越王尉佗”，可见赵佗是在称南越王之后才去攻打桂林、象郡的。这是一个误会，不熟悉史书的笔法。如果赵佗是在称南越王之后才去“击并桂林、象郡”的话，司马迁就应该说是“南越王佗”，但他却说是“南越王尉佗”。要知道，“尉”是赵佗称王之前的军职，称王之后就不再是“尉”而是“王”了。这里混称“南越王尉佗”，这种史笔叫做“以后职蒙前事”。就像我们常说“周总理在在重庆谈判的时候……”，事实上，在重庆谈判的时候，周恩来还不是“总理”，他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才担任总理的；但人们在说到重庆谈判之事时，往往就以他后来担任的职务“总理”来蒙在先前之事上了。所以，司马迁说“击并桂林、象郡”的是“南越王尉佗”，显然是指赵佗称王以前的事。
赵佗攻破安阳王后，瓯骆国是否灭亡了呢？从一般常理而言，一个国家被攻破之后，这个国家也就灭亡了。但是，事情也不是那么截然。例如赵佗曾经臣服于西汉王朝，但他建立的南越国并没有灭亡。与此相类，赵佗攻破瓯骆国后，瓯骆国也没有灭亡，只是臣服于赵佗南越国而已，因为赵佗取得胜利后，为了“合辑百越”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影响，还允许瓯骆联盟存在。所以直到元鼎六年（-111年）汉武帝平南越时，还有“瓯骆左将”、“西于王”存在。在整个南越国时期，瓯骆国都是保持臣服于南越国。
3、瓯骆国的最后灭亡
南越国从赵佗开始建国，到第四代王赵兴时，因王太后樛氏内附，引起老丞相吕嘉的不满，便发动政变，杀了樛太后、赵兴和汉使者，另立赵兴之兄赵建德为南越王，并在石门消灭了韩千秋率领的汉军。这震惊了汉武帝，使汉武帝下决心平定南越。元鼎五年（前112年）秋，汉武帝调集大军，分五路合击南越。“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漓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元鼎六年冬，楼船将军将精卒先陷寻狭，破石门，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锋，以数万人待伏波。伏波将军将罪人，道远，会期后，与楼船会乃有千余人，遂俱进。楼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楼船自择便处，居东南面；伏波居西北面。会暮，楼船攻败越人，纵火烧城。越素闻伏波命，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为营，遣使者招降者，赐印，复纵令相招。楼船力攻烧敌，反驱而入伏波营中。黎旦，城中皆降伏波。吕嘉、建德已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问所得降者贵人，以知吕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马苏弘得建德，封为海常侯；越郎都稽得嘉，封为临蔡侯。”（《史记·南越列传》，标点本第2975-2976页。）
平定南越后，汉武帝将秦时的象郡、桂林、南海三郡，析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瓯骆国也在这个过程中最后灭亡了。
至此，我们可以把从秦始皇用兵岭南开始，到瓯骆国最后灭亡的时间表简列如下：
公元前219年，秦军开始进军岭南并抵达今广西兴安县的湘江上游。
公元前218年，开始凿挖灵渠。
公元前216年，灵渠凿通，秦军得以继续南进，深入西瓯地并击杀西瓯君。公元前216年下半年至215年上半年，瓯骆联盟成立，夜袭并重创秦军，击
杀秦军将领尉屠睢。秦军迅速补充、集结，准备与瓯骆盟军决战。
公元前215年，瓯骆联盟仓促南迁，在今越南北部建立了瓯骆国并建造螺城，企图抵抗秦军。
公元前214年，秦军攻破瓯骆国，并在岭南设置三郡。
公元前208年，瓯骆国的王族乘陈胜、吴广起义，中原动乱之机复国。
公元前205-204年，复国后的瓯骆国又被赵佗攻破，从此臣服于南越国。
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开始发兵平定南越。
公元前111年，南越国、瓯骆国最后灭亡。
（2007年12月30日初稿，2008年1月4日修改，2008年11月18日改定。）
【载于《越文化实勘研究论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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