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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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山天书草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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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明山“天书”的发现与认定过程
在上世纪70年代，大明山林场天坪分场的工人在二天坪勘察时，拨开草丛发现石板上刻满了莫名其妙的线条和图案。这些神秘的符号似画非画，似字非字。林场请了许多专家来鉴定，有说是“天外来客”刻写的，有说是生物作用形成的，有说是武功高强的人刻写的……由于谁都不知道它表达的意思，所以人们叫它“天书”，并把发现“天书”的二天坪称为“天书”草坪。
1993年3月5日，广西博物馆考古工作队队长蒋廷瑜应《广西日报》编辑黄礼义之约，前往大明山考察“天书”。同行的有《广西日报》黄玉植、新华社何国正，林业勘测设计院钟业总以及报社的五名青年。大明山管理处天坪管理站站长黄永前负责对接。蒋廷瑜发现刻有“天书”的二天坪面积有40多亩，石质为泥质岩或碳质岩，岩石硬度只有3度左右。土层很薄，地面只长草，不长树。“天书”是地表石面上的刻痕和擦痕，磨光度达70度。考察组经仔细研究，结论是刻痕无规律可寻，无法解读。
2005年7月，新改组的大明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领导班子为了探索“天书”之谜，邀请了民族文化，文物考古、语言文字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对“天书”进行实地考察研究。考察组在二天坪上划了两条对角线，在对角线上每隔五米挖一探坑进行探查，发现了许多新的“天书”。专家们对“天书”进行研究，并写出一个鉴定书，结论是大明山“天书”非人工所为，是生物活动形成的。
2010年11月中旬，以广西博物馆原馆长、广西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蒋廷瑜为首的一批专家应大明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邀请，重新考察二天坪上的天书。当时又发现了了许多新的“天书”，有的“天书”刻痕很深，有的还表达了一定的意义，这说明“天书”显然不是生物活动形成的。根据这些新发现的“天书”，蒋先生认定大明山“天书”用肉眼看明显是人工刻画的，并且刻画的时间很早，是壮族先民古骆越人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刻画的符号。他的观点被拍成了电视专题片《神秘的大明山天书》，并在第二届西安国际影像节上获历史文化类纪录片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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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瑜先生考察“天书”
随后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的专家在四天坪考察时发现了圆柱形的天坛和长方形的地坛等古骆越祭祀坛的标志性建筑，认定了大明山上的天坪是我国最早最大的祭祀坛，“天书”是古骆越人的祭祀刻画符号。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的专家结合大明山周边发现的大量古骆越文字文物，认定大明山“天书”是是中国现存文字最早的萌芽之一。
大明山“天书”的发现与认定进一步证明了大明山地区是骆越最早的古都，是骆越人的祖山和文化圣山。
二、大明山“天书”的分布概况
目前发现的“天书”主要集中在二天坪，即“天书”草坪及其周边地带。“天书”草坪刻有“天书”的石块集中分布在草坪的中心位置，海拔高度为1240米，经度为108°26′21″，纬度为23°30′52″，这里是刻画符号最多最繁杂的一处，也是最早被发现的“天书”。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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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集中分布点在“天书”草坪的东南角，海拔高度为1243米，经度为108°26′22″，纬度为23°30′52″，目前已发现有四块有刻画符号的石板。
另外在“天书”草坪的西南角和瞭望塔旁边和也有零星的刻画符号分布。有人反映在大明山上山公路的24公里处和14公里处发现有类似“天书”的刻画符号，四天坪与五天坪之间数公里的青石板上也刻有“天书”。另据广西著名的草药专家张超良反映，大明山的密林中，曾发现一块刻有古怪文字的大石壁，这很可能也是神秘的“天书”。但报料这些线索的人现在均已作古，无法找人引路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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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明山“天书”的形态特点
（一）大明山“天书”大部分是直线条的几何形符号为主，圆形、曲线形符号的较少。直线条形符号可分为5类：
1．一字形符号，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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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钝角形符号，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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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直角形符号，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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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叉线条符号，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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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三角线条符号，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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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组合线条符号，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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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分“天书”为圆点形或圆球擦痕形刻画符号，可分为3类：
1．星点形符号，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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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圆球形符号，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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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圆圈形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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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弯曲形符号，这类符号数量较少，但表意的内容较明显，这类符号也可分为三类：
1．钩头形符号，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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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钩镰形符号，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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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圆弧形组合符号，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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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树枝形符号。这类符号因为较像树枝的印痕，所以许多专家认为是树枝腐烂石质印上去的。但是有部分专家认为是古骆越人的鸡卜卦象，两条粗线条为两只鸡腿骨，其余线条是插在鸡腿骨上的树枝，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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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象形符号，多数符号是抽象符号看不出其表示含义，似随意刻画，但有少数符号明显带有图画状的象形符号，如蛇鸟组合符号、弓箭符号、剑戟形符号，明显带有象形文字的雏形。如图：
1.蛇鸟形符号，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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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弓箭形符号，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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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剑戟形符号，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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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天书”的笔划刻写得较深，人工刻凿的痕迹非常明显。有些深凿的笔划还有打磨过的痕迹。“天书”刻写的形状比较杂乱，多数像是抽象的符号，但部分“天书”的形状像剑，像鸟，像蛇，像弓箭……似乎表达一定的意义。特别是新发现的“蛇鸟”刻划纹就像一条仰头的蛇和一只飞鸟。这样形象化的刻划符号显然有人类早期文字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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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明山“天书”的刻制年代
大明山“天书”是在广被人们传说为“仙圩”的草坪上发现的，因此要考证它形成的年代必须先考证“仙圩”的人文内涵和形成年代。
据民国初编撰的《武鸣县志》记载：大明山“山坳坦处，有石坪一，石墩八，石灶七，苔不到，尘不封，四周茶树古茂异常，所谓仙圩是也。”这一个有石坪、石墩的“仙圩”就是大明山八大天坪之一的四天坪。
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的专家对四天坪考察时，发现这是一个高山顶上的草甸区，海拔高度为1376米，中心面积约有60多亩。在四天坪目前已发现方框形建筑遗址一个，石料多为不规则的块石，在天坪稍高处有巨形石平台，很平整，中间有规则的方形石孔，宽30cm,深35cm，为人工凿制。这就是县志所说的石坪。
石坪是一个直径7.2米，高0.6米的圆柱形建筑遗址，圆柱由每块重达数吨的巨石拼砌而成。圆柱中心方位为经度108°26′41″，纬度23°28′43″，位于八大天坪排列线与北回归线的交汇点上。现代地理学告诉我们，北回归线的位置是随着天文时间的变化而移动的，纬度23°28′43″这一位置正是两千多年前北回归线的准确位置，在这个位置建圆柱形台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人工刻意所为，是为了天文观测而精选的。在这个祭祀台上可以精确观察日照无影的景象，测定一回归年的准确时间。2000多年前正是史书所载的骆越古国的兴盛时代。而骆越古国最早的国都就在以武鸣县陆斡为中心的地域内。显然这一位于北回归线上的圆柱形建筑是古骆越人建造的祭祀天坛。
圆柱形平台西面约十米是一个石砌的长方框形台，台长24米，宽6米，高0.6米。这种方圆组合的建筑物明显是出于宗教目的而建造，表达出古骆越人天圆地方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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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圆形祭祀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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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祭坛用巨石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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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方形祭坛的一角
浙江古良渚人所建造的汇观山祭坛与大明山四天坪上的方形祭坛非常相似。汇观山祭坛祭坛顶部东西长约35米，南北宽约27.5米。专家们已考证这一方形祭坛是测量冬至、夏至、春分、秋分这些重要节气的观象台。与古良渚人同为古越人的古骆越人所建造的方形祭坛应该也是测天观日的观象台。
从四天坪的建筑造型并联系古骆越人到山顶祭祀天地的习俗，专家们认为四天坪的建筑就是古骆越人的祭祀坛，这一祭祀坛与其余的7个天坪排列成一条与北回归线垂直的直线，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祭祀建筑群。
这些古骆越人的祭祀坛建造和使用的年代也各不相同，有刻画符号的二天坪祭祀坛显然比能精确测量北回归线的四天坪祭祀坛的年代要古老得多。据蒋廷瑜先生考察认为二天坪的刻画符号可能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形成，是壮族祖先骆越人在祭祀时刻画的符号。而其他没有什么文物遗存的天坪其建造的年代就更古老了。
大明山古骆越祭祀坛南北延伸十多公里，年代久远和规模宏大，是我国现存的最早最大的祭祀坛。大明山古骆越祭祀坛的发现，说明古骆越人在新石器后期，已经有阶级分化，有了国家的形态，有了宗教信仰，进入了文明的门坎。
据此可以认定大明山二天坪上的“天书”刻制的年代是新古器时代晚期，当时骆越人已进入古国时代，“天书”是有组织的祭祀活动后留下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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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明山“天书”与骆越古文字的关系
近年来，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在武鸣、隆安、扶绥、南宁邕江、平果、龙州、合浦等地都发现了大量的古文字文物，全国著名的文字专家经研讨认定这些古文字是骆越古文字，而大明山“天书”是目前在骆越故地发现的最古老的刻画符号，是骆越古文字的萌芽阶段。
大明山“天书”和武鸣县安等秧骆越战国墓出土陶罐上的陶文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如下图的安等秧骆越战国墓陶罐上的树枝状陶文和角形陶文就和大明山“天书”的树枝状刻画符号和角形刻画符号如出一辙，这说明大明山“天书”是安等秧陶文的早期形态。安等秧陶文和各地发现的骆越古文字也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不少骆越古文字文物都有与安等秧陶文相同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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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等秧树枝状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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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等秧角形陶文
六、大明山“天书”解秘与认定的意义
（一）大明山“天书”的发现与认定为骆越古都位于大明山地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早期的大型祭祀坛和刻画符号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证明在大明山山脚下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和经济文化中心，说明大明山是骆越人重要的文化圣山。
（二）大明山“天书”的发现与认定改写了古骆越没有文字的历史。大明山“天书”和周边地区发现大量的古文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壮族的祖先古骆越人在新石器晚期创造了文字，是我国最早创造文字的民族之一。
（三）大明山“天书”的发现与认定推动了古骆越文字的进一步挖掘与研究，直接鼓励了众多的考古专家和收藏家进入古骆越文字文物的收藏与研究领域，从而发现了骆越古文字与甲骨文有密切的关系，骆越古文字很可能是我国文字的重要来源之一。
（四）大明山“天书”的发现与认定提高了大明山旅游文化的品位，证明大明山是我国重要的文化圣山，是我国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这为大明山文化旅游的进一步开发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大明山抢占骆越文化产业的制高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