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溪新闻网讯（记者? 蔡传斌 文/图）广西人说，句町国在广西；广南人说，句町国在广南；尽管句町国与通海，甚至整个玉溪市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今却仅有少数几位地方学者在小声地说“句町国在临安府”、“句町国的都城在通海县城”……一个令现代人感到陌生的国度，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因为古代史籍没有确切的记载，而让古今学者各执一端。进入新世纪，“句町国”这一概念被人从学术领域引入地方旅游文化开发中，一些地方打出句町文化牌，大力发展旅游文化，试图将“句町”与壮族文化相关联，以增进“民族自豪感”，并重构地方史的深度与广度。玉溪，特别是通海，如果袖手旁观，不仅将在学术界失去话语权，同时还将失去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和旅游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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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町国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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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清晨，通海秀山公园田勾町王庙内游客还很稀少，庙门前一块空地上，玉兰花不畏严寒，静悄悄地开放了。庙门大开着，有一大群人正往门外搬运东西。这座庙又称“三王庙”，以供奉滇王庄蹻、句町王毋波、大理国王段思平三人而得名。往日里，庙内供满了佛像，有个和尚做住持，带着一群俗家弟子诵经礼佛。这天，佛像、香炉等器具已经清理空了，让王庙一下清静了不少。来自通海县四街镇的杨大妈打扫完卫生，也要离开。他们的师傅将把家搬到华宁去，这里交由公园来看管。
这座庙最早称作秀山神祠，后改为田勾町王庙，民间则称它作土主庙，叫法不同，供奉的神灵却相差不多，解放前是滇王和句町王，后来加了一位大理国王，才变成了“三王”，和尚来这里做住持，显然是进错庙门了。
句町，又称田勾町、鉤町。按唐代语言学家、《汉书》研究专家颜师古的注释，句町读音应该是“劬挺”。也有学者将它读作“勾丁”，依据可能是庙内一块名为“田勾町王庙”的匾额。句町国的历史，既不进入历史课本，也很难在乡土教材中找到。在通海县文化馆原馆长李景泰的提引下，记者在《汉书》里找到了相关的记载：汉昭帝始元4年，即公元前81年，云南境内爆发了以姑缯、叶榆等部族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军杀死了益州太守，击败数千人的西汉军队。第二年，汉王朝派出王平、田广明带兵入滇平叛，在句町侯毋波（也作亡波）帮助下，将起义军镇压了下去。毋波因为平叛有功而被汉王朝封为“句町王”，从此，毋波和他的王国开始走上历史的舞台。
按照《汉书》的记载，姑缯、叶榆等部族的居住地在今天的大理、楚雄等滇西地区，这些地区都属于西汉的益州郡，同时也是滇王的管辖范围。毋波平叛的地点应该就在这一带。只是《汉书》并没有说明，毋波的领地、王国到底在哪里。据李景泰的推测，通海是句町国与古滇国交界地带，也是毋波带兵入滇平叛的必经之地。当然这种猜测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有历史依据的。通海县在元代设临安路，明清两代属于临安府。明清两代的云南地方志对“句町国”位置有着几乎一致的观点：句町国就位于临安府。临安府的府治在建水县，玉溪的峨山、华宁也在其管辖范围内。《道光云南通志》直接指出“句町故址在今通海县北”，《康熙通海县志·古迹》则指出汉代句町城的具体位置“在县城北，即通海御城”。
通海县政协文史委原主任李光弼研究句町国的历史已经有很多年了，他相信，句町国一定同通海县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在他看来，要弄清两者之间的关系田勾，町王庙是一个关键。按明代《滇史》等史料的记载，后晋天福年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来到秀山脚下的“秀山神祠”祷告，祈求出兵讨伐大义宁国国王杨干贞的战争能够取得胜利。后来他如愿以偿地灭掉大义宁国，建立了大理国。第二年，段思平回到通海还愿，立即重修了神祠，并更名为“田勾町王庙”，庙内铸有庄蹻、毋波二人的丈八鎏金铜像，可惜在上世纪大炼钢铁的年代，被人熔毁。不过，从大理建国时起，田勾町王庙便与通海结下了不解之缘，历来是秀山公园的著名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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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句町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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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尚贤家住秀山脚下，耳闻目染，也成了一位关注句町国历史研究的老人。在他的知识体系中，“句町位于临安府”，“句町城就是通海城”，很早就成了一种常识。前些年，他读到了《云南简史》、《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地方史讲义》及报刊杂志的有关文章，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观点：古句町国位于今天云南的广南一带。“句町位于临安府”这一观点在通海几乎是根深蒂固的，由来已久，从清初云南著名书法家、学者阚祯兆在《康熙通海县志》里关于句町国的描述，再到明代云南学者李元阳的《万历云南通志》、清代大学者顾炎武的《肇域志》等都持相同的观点。孰是孰非，唐尚贤非常纠结，为了解除心中的疑惑，他给云南大学教授、云南地方史专家林超民写了一封长信，希望得到学术上的帮助。
林超民信手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详细回答了唐尚贤的提问。他引用了《汉书》、《水经注》等多部文献典籍的记载，给出了解答：句町（县）位于今天云南的广南、富宁，广西的百色等地；句町部落区域不在明清时期的临安府管辖范围内，更不可能包括通海；通海在汉晋时期属于益州郡律高县……林超民是我国著名学者方国瑜的弟子，他的观点几乎都出自方国瑜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也就不足为怪了。
唐尚贤老人是否因为专家的解疑释惑而不再纠结，记者不得而知。只听人说这名九十多岁的老人现在眼睛、耳朵都不好使，身体也差了，行动不便，很难再接受记者的采访。记者能找到的仅仅是他与林超民互通的两封书信，除此之外，唐尚贤还向云南大学的另一位教授、历史学家尤中请教过相同的问题，答案几乎是一致的。
李景泰同唐尚贤一样也因“句町国的归宿”问题执着过，苦恼过，纠结过。他曾经是一位最坚定的“通海县城是句町国的都邑、中心”论者，无论遇到游客、学者，还是领导，向他们讲述通海、秀山的历史文化时，他几乎都持同样的观点。2011年，云南广南县牡宜西汉时代的古墓出土了一批等级较高的随葬品，有专家已经断言应属句町贵族墓地。李景泰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得知这个消息后，心情有些沮丧，坚守了多年的观点、理念似乎马上就要化为泡影。过了一年多，他冷静下来，回想起阚祯兆、李元阳、顾炎武等学者对句町国历史的描述、记载，马上又对自己以前坚守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夜郎国存在了500多年时间，其间8次迁徙王都。而句町国的历史可能比夜郎国还要长久，它的地域那样广大，前期、中期、晚期也不可能只有一个中心，一个都邑，句町部族有可能过着一种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战争、天灾、人祸一旦发生，就只能迁走。因而，在这漫长的几个世纪中，濒临杞麓湖的通海，连接滇中与滇南的通海也有可能成为句町的都邑。李景泰总结了一下近期的思想，认为，对于句町国历史的认识，要科学、唯物地来看待，既要考虑到其时代性，也要考虑其地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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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考古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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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李景泰感到沮丧的考古发现，是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文山州广南县黑支果乡牡宜坝子的一处古墓群进行的。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7座，其中封土堆墓5座，2座小型墓葬。随葬品丰富，以铜器、鎏金铜器、漆木器为主，还有铁器、金器、玉器等；种类包括了炊器、食器、酒器、礼器、乐器、仪仗器、生活用具、兵器等，既有中原地区常见的器形，也有独具地方特色的器形与纹饰。墓中出土的龙虎图案的金腰扣，到目前为止云南仅发现两件，应为西汉王权赐予地方诸侯的象征身份的信物。考古队判断此次发掘的墓葬应属于句町的贵族级墓葬。
巧合的是，2011年10月，就在广南牡宜古墓群清理发掘完成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完成了对玉溪市华宁县小直坡墓地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2012年6月至7月，为进一步了解该墓地的文化内涵，又对墓地进行了第二次发掘。两次发掘面积共5250余平方米，发现墓葬592座。其中，青铜时代早期墓葬561座，明清时期的竖穴土坑墓9座，明清时期的火葬墓22座。出土随葬品830余件（套），以青铜器和陶器为主，另有骨器、石器、木器、铁器和瓷器等。
在第二次发掘的270座青铜时代竖穴土坑墓中，有随葬品出土的墓葬只有55座。这55座墓葬根据器物种类和组合可以明显地分为先滇文化类型和滇文化类型。先滇文化墓葬的年代大致在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滇文化墓葬的年代大致在战国中期以后。考古队经研究后认为“小直坡墓地所反映出来的文化性质应该是云南一种全新的青铜文化。发掘对进一步了解该区域青铜时代以及明清时期的人类活动和文化面貌提供了宝贵的考古资料。特别是青铜时代墓葬的发掘对于云南青铜文化体系的建立以及滇文化的起源、分布范围有着重要的意义。”
李景泰还没来得及查阅小直坡墓地发掘报告，不过，他见过出土青铜器的照片，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些古墓一定同古句町国有着某种必须联系，原因是，华宁县在古代称宁州，与通海县一起同属临安府。明清学者一致认为临安府存在过句町国，应该不会假。
从现有的文献、史料来看，华宁县的地方史仍然与“句町国”有着分割不开的联系。据《华宁豆氏家族志谱》记载：清代华宁名宦、云南最高学府五华书院的山长——刘大绅为同乡云南镇雄县教谕豆瑛（后中进士，任丽江府教授）写了一篇颂词，文中有一副对联：“建武初平险，句町即授疆。”后被豆氏族人书写在一扇寿屏上，另注上了一行小字：“公远祖本山东人，随马伏波将军南来，遂家焉。”两段文字结合起来，可以发现，豆氏的祖先，在东汉建武年间，随伏波将军马援来到云南，并在“句町”这个地方成为封疆旺族。
另外，华宁豆氏始祖豆圭的墓志铭，修建于清代嘉庆年间，墓碑上刻有“始祖句町宣慰使司参知国政豆公讳圭府君之墓”。豆圭生活在大理国时代，是宁部的首领。他的儿子普提归附元朝后，先后任宁部万户、宁海府土知府。豆圭的两个官衔“句町宣慰使司”、“参知国政”应该就是在元朝平滇后不久封赠的。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负责小直坡墓地发掘的领队杨帆则认为，华宁小直坡的青铜文化与句町国并没有联系，它的年代较早，可追溯到春秋至战国中期，与古滇国的文化也没有太多联系。这类型的墓葬只有在红河流域才有发现，与这一区域的进桑古国也没有联系，它是全新的青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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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町文化遗存的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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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明辉是秀山公园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每次带领游客游秀山，王庙是第一个主要景点。在王庙前，她都要给客人讲解“三王”青铜浮雕：“中间一位是庄蹻，因为他是楚将，第一代滇王，所以他的衣冠服饰，很正统，还留有中原文化特色。左边一位是句町王毋波，他是庄蹻的孙子，他们的生活习俗已经同当地土著民族融合在了一起，因而装扮要粗犷一些，身体大部都裸露了出来。句町国的统治中心在文山州的广南……”这类近似相同的讲解，岳明辉一讲就是十三年，可是从来没有人对她的讲解提出过疑问。平日里，她带游客进王庙，至多也就是十分钟，讲解从来不超过五分钟，因为很少有人对句町国的历史感兴趣。岳明辉关于句町国的解说词，是她从网上搜来的资料加以改编的，综合了各方见解。
句町文化是否有开发利用的价值？李景泰眼下持悲观看法。原因可能是现在广西、广南正把句町文化炒得火热，通海再来打造句町文化品牌，肯定会步他人后尘，不会有太好的效果。
而事实上，通海现存的句町文化遗迹、遗存还有很多。集中体现在土主文化，据李光弼的研究，通海境内的土主庙，几乎都供奉句町王毋波。现存于乡村中的句町王庙至少有五处：除了最为人熟知的秀山田勾町王庙外，还有九龙社区杏林宫前的土主庙、长河村四公塘土主庙、河西镇清水河村的土主庙（供奉的神为毋波）、杨广下村建于明初的土主庙。这些建筑的存在，也正说明了古代的通海人对句町王毋波的景仰和怀念。
位于通海县杨广镇杨广社区下村凤山脚下的杨广土主庙现在还保存完好，庙中的土主是清代保留下来的。村中91岁的张正勉回忆说，庙中的土主，不知道是哪里人。只听人说，土主老爷上半年管蒙自、建水，下半年管通海，两地居住。杨广社区每年正月初三、二月十九都要举办迎土主活动，至今还在举办。而据杨广社区段氏后人保留的《段氏历代宗支家谱》记载，段思平的一支后裔，从大理国初年就在杨广落籍了，因此说，杨广的土主是毋波也就顺理成章了。
深度观察：正视地方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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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汉初年的西南诸国中，除了滇、夜郎外，“句町“是在古代史籍中留下记载最多的部族或王国，清代长期在滇生活的著名学者檀萃所著的《诏史补》还专题考证过“句町王世家”的来龙去脉。檀萃可能想不到，在他去世后，“句町”成了几省、几个地县区争抢的一个王国、一段历史。争议可能在于《汉书》中关于句町地理位置的一句话：“句町，文象水东至增食入郁。”事实上用江河来定位一个地理概念，本就是古人所犯的一个通病，因为，河流的长短、河道的变迁都可能将这个概念引向模糊、多义、谬误，即便古人认为山河在国家版图上相对固定，但它的名称却是在不断变化，曾用名、古名、今名、少数民族命名、汉人称呼、官家名字、民间叫法，都将使古代的称谓难以同现实中的河流相对应起来。
句町争议的出现却是近现代的事，争议的双方可以说是在“隔空喊话”：明清的学者几乎毫无异议地将句町国及汉代设置的句町县指定在当时云南的临安府境内，即今红河州的大部与玉溪市的南部地区；近现代，特别是现代的学者又几乎是一边倒地把句町国定位在了今天的云南文山州广南县、富宁县与广西百色市交界的广大地理范围内。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地理现象，如今它已经超出了学术范畴，成为一省、一地争抢文化、旅游资源的政府行为、地方保护主义行为。
通海该不该与广西人、广南人去争句町国的归宿，我觉得并不是最重要的。但不争不等于不重视、不宣传、不管不问。即使通海不是句町国的中心、都邑，但在通海却有一大笔同这个古国相关联的文化遗产，这是不争的事实。重视、收集整理这笔文化财富，探寻正在逝去的历史真相，不但有利于守护这笔遗产，还可以重拾历史与文化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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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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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籍碑刻上的句町国
句町，文象水东至增食入郁。又有卢惟水、来细水、伐水。
——《汉书·地理志》
温水又东迳增食县，有文象水注之，其水导源牂牁句町县。
——《水经·温水注》
故句町，王国名也。其置自濮王姓母，汉时受封迄今。
——《华阳国志》
始祖句町宣慰使司参知国政豆公讳圭府君之墓
——华宁豆氏始祖豆圭的墓志铭
临安府，古句町国也。汉置句町县，属牂牁郡。
——明代谢肇淛《滇略》
临安府，三代时，为句町国。汉置句町县，属牂牁郡。
——明代刘文征《滇志》
祖启土，孙开疆，忠义一门，无愧河山正气；
入鸣钟，出列鼎，王侯累代，居然边塞功臣。
——清康熙年间云贵总督巴锡为田勾町王庙题写的对联
临安府，古句町国，汉句町县。
——清代顾炎武《肇域志》
王即秀山土主神也，神名庄蹻，神之孙曰毋波。昔楚威王使庄蹻将兵略巴黔，出且兰，至滇池。会秦夺黔中地，道不通，仍留王滇。立田勾町国，即今之县治是也。汉昭帝始元五年，毋波以击叛有功，仍封王赐蟒玉金印，令主田勾町。后殁，遂为秀山之神……
——清代通海县令江宏道题田勾町王庙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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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秀山北麓的句町王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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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町王庙前一组关于毋波与句町国的创意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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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宁豆氏始祖豆圭的墓志出现了句町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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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海县杨广土主庙内的土主像，传说这位土主就是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