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港市古桂林城交通中心地位的形成及其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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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武? 钱宗范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桂林? 54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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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秦朝统一岭南后，在其地设置桂林、南海、象三郡，将岭南地区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统一管理范围之内。桂林郡治设于布山（即今贵港），充分彰显其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的战略地位，并由此确立其交通中心的历史地位，这对当时乃至后世区域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贵港市；桂林郡；交通；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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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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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西江流域中游，浔郁平原中部，先秦及秦汉时期为西瓯、骆越民族聚集地[①]。贵港港口作为岭南西部第一大内河港口，是大西南出海通道的重要门户，西江黄金水道流经市境，东临梧州，南临玉林和钦州，西接南宁，北邻来宾，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古郡新城，也是一座充满生机的新兴内河港口城市。在当今我国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下，“海上丝绸之路”再度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加以珠江——西江流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贵港市的区位优势及其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发显得突出。在此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其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深入挖掘和专门研究乃至综合开发利用，不仅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后，“大体按照西瓯、骆越、南越等部落原来活动的范围，建置了桂林、象郡、南海三郡，派遣官吏进行统治，从而把岭南地区置于中央封建王朝的统一管理之下”[②]。三郡之中，桂林郡治所即设在布山（即今贵港）[③]，其辖属区域，包括“从桂江以西到红水河并向南延伸到郁江、浔江北岸的广大地区”，这一范围，“相当于历史上西瓯越人分布活动的地区”[④]。汉武帝统一岭南后，将桂林、南海、象三郡析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日南、九真、交趾、儋耳、珠崖等九郡。废除桂林郡，设置郁林郡。按《汉书·地理志》云：“郁林郡，故秦桂林郡，属尉佗。武帝元鼎六年开，更名。……县十二：布山，安广，阿林，广郁，中留，桂林，潭中，临尘，定周，增食，领方，雍鸡。”[⑤]汉武帝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年。另据《后汉书·郡国志》载：“凡县名先书者，郡所也。”据此可知，秦桂林郡、汉郁林郡治所当在布山（即今广西贵港）。有学者研究认为，按《汉书·地理志》所述，秦桂林郡“所管辖的地区，主要在今广西境内，其四至，东起今广西[⑥]肇庆，与秦南海郡西界犬牙相接，西抵今广西田东右江以北，北自今广西兴安县以南，南临南海”[⑦]。1976年，贵县（今贵港）罗泊湾汉墓的考古发现再次充分证明：布山是秦代桂林郡、汉代郁林郡的郡治，因而可以推定：古桂林就在现在的贵港！[⑧]因此，从历史脉络上看，布山县始建于公元前214年，自公元前214 年至公元前111年，一直作为桂林郡的郡治，自公元前111年至公元502年，一直作为郁林郡的郡治，堪称广西第一古城，距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
长期以来，学界有关秦汉桂林郡（郁林郡）的研究尚属不少。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围绕秦桂林郡郡治布山的具体位置、秦桂林郡与汉郁林郡的范围大小等两方面的问题而展开讨论[⑨]。对于郡治设于布山（即今贵港）这一说法，研究者大体认识一致，但若进一步深入到其“今址具体位置何在？”这一问题时，则争议颇多，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今说大体有三：一是今桂平市西南蒙圩镇古城村；二是旧贵县南江村或贵县和桂平市交界处；三是今凌云、凤山、巴马等县一带。[⑩]认为桂林郡首府布山位于今凌云附近，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那些地方属于象郡，秦象郡位置从今贵州东部、广西西部一直到今越南中部。我国史学家对此已有共识[11]。至于前面二说，无论是桂平市西南蒙圩镇古城村，还是旧贵县南江村或贵县和桂平市交界处，两者皆位于今贵港市境内，由此可知秦桂林郡治设于布山应是可信的。对于秦桂林郡与汉郁林郡的范围大小问题，学界颇具代表性的说法是，认为秦桂林郡比汉郁林郡辖属范围要大[12]。所有这些，无疑给笔者诸多启发。尽管部分认识似仍有进一步探究之必要，但因囿于学识，笔者在此无意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商榷、探讨和评析，而是将研究视野转向迄今学界极少关注的今贵港市古桂林城之交通问题，侧重就今贵港市古桂林城交通中心地位的形成及其历史影响问题进行初步研究。由于文献资料的相对缺乏和笔者研究积累之薄弱，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尚祈学界同仁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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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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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郡治对于一郡之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至关重要。这是因为，“郡治为一郡政治重心所在的地方，一切发号施令和承上启下的行政措施均由此发出，关系异常重要”[13]。因此，对于郡治的选址，往往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便利的交通条件无疑首当其中。通常情况下，郡治一旦选定，往往就会围绕郡治的功能而形成辐射状的交通网络，郡治的交通中心地位也会因此而形成并对后世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今贵港市古桂林城即为一明显例证。
诚如学者所言：“从地理位置来看，贵港大致处于广西的几何中心，且正处于西江水路的中段，东可通现在的广东，北可经现在的梧州溯漓江经灵渠而入湖南，南可经合浦而连海南和东南亚，西可溯郁江而经龙州、百色往云贵高原，其战略位置的重要不难想见。因而历史选择了它，始皇帝选择了它，成就了它作为广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一段辉煌的历史。”[14]因此，古桂林郡郡治设在布山（即今贵港），从交通的角度而言，可以这样说，历史因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便利的交通条件而选择了布山，布山则因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便利的交通条件而成就了今贵港市古桂林城作为交通中心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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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今贵港市境内遗存的古城墙残基（图片来源：骆越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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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顾中外历史，一个地方的政治中心往往也是交通中心和商业贸易中心。今贵港市古桂林城亦莫能外。在秦汉时代，今贵港市古桂林城显然就是一个远近驰名的交通中心。就目前而言，其交通中心地位的形成，我们大抵可以从时代背景、地理位置、古籍记载、考古发掘和实地考察等几方面得以相应地佐证：
（一）从时代背景来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建立秦朝后，随即派遣五十万大军进击岭南。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征战，最终击溃了岭南越族的抵抗，统一了岭南，并于其地设置桂林、南海、象三郡，郡下设县，同时派遣汉族官吏进行管理，包括今广西在内的广大岭南地区正式纳入封建中央王朝直接和统一管理体系之中。从其实际管控范围来看，今广西大部分地区属于桂林郡所管辖，郡治设于布山(即今贵港)。秦朝统一岭南后，不仅推行郡县制，将南征的将士留下布防戍守，而且还将大批中原人迁居岭南，“与越杂处”，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古骆越地区尤其是桂东南和桂东地区的开发以及五岭南北的民族融合和中原汉文化在古骆越地区的传播，为岭南地区的交通与商业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汉朝建立以后，随着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巩固，以及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岭南岭北的交通事业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汉朝统治者在秦朝统治的基础上，不断加大对岭南的治理力度，使岭南越族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获得长足的发展与进步，中原汉文化在越族地区的传播及其对越族文化的影响堪称空前，使得“秦汉时期也是岭南地区的民族相互进行文化交流，乃至民放融合最为频繁、复杂的时期”[15]。诚如学者所言：“郡县制的确立，改变了岭南地区原有的分散格局，形成了以郡县治所为中心的政治、经济格局。”[16]从而在政治和文化层面赋予今贵港市古桂林城政治经济中心及至交通中心的地位。
从物质层面来看，在贵港罗泊湾发掘的汉墓中，出土了一件题为《东阳田器志》的木牍中记载了从东阳（泛指太行山以东的平原地区）输进的用以陪葬的农具清单，其中有锸、铣、钅且等种类，数量从数十到百余具不等。[17]这充分说明当时在今贵港一带已大量使用从中原引进的铁制农具。而“以目前的考古资料统计，贵港是岭南地区发掘出土汉代铁器最多的地区之一，其铁器的出土数量仅次于广州地区，类型多为农具、手工业工具和武器，且多出于低等级墓葬，表明其铁器的使用具有一定的普及性。贵港地区考古发掘出土的铁器最显著的特点是拥有数量众多、种类繁杂，在岭南地区具有相当代表性”[18]。有学者做了进一步统计，“截止目前，据正式出版的考古发掘简报和报告不完全统计，考古工作者已经在贵港市(原贵县) 数十处汉代墓葬发掘出土有各类铁器近220件,占广西出土汉代铁器文物总数的60 %以上。除正式出版的考古发掘简报和报告提及的铁器外，贵港市、平南县和桂平市博物馆还收藏有相当数量未报道的汉代铁器及相关冶铸遗物。贵港等地出土的早期铁器制作原料是否有源于该冶铁遗址群，值得深入探索”[19]。虽说这些铁器的原产地及其冶铸技术是否源于今贵港地区尚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其时该地已经普遍使用铁器却是不争的事实，表明该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从而为其交通中心地位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反之，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今贵港地区与中原一带的交通交往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因为，“如果没有交通作纽带，在岭南越族地区是很难有中原地区样式的铁具的流入的”[20]。
另外，众所周知，秦朝统一全国以后，统一了度量衡和货币。在统一岭南后，秦王朝便把在中原地区实行的统一货币制推行到岭南地区，使得岭南地区的货币流通也日趋普遍。在今贵港市北郊发现的汉墓群中，同时出土了较多的五铢钱。从“五铢”二字的变异来看，有西汉、东汉两个时期的铜钱。而在贵港罗泊湾二号西汉墓中还出土了一块金饼，说明汉初在今广西地区曾有流通金币的可能。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是商业活动的产物，货币的流通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和商业贸易活动活跃的情况。这同样可以证明当时今贵港地区的交通已甚发达。这是因为，倘若没有交通作为纽带，当时今贵港地区乃至广西地区的货币流通也是很难发展起来的。换言之，货币的流通成为秦汉时期今贵港地区交通发展的又一重要表征。
（二）从区位优势来看
可以这样说，古桂林郡治设于布山（即今贵港），首先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诚如学者所言：“我国古代城池选址讲究依山面水，附临平原，左右山臂环抱，面前案山拱揖相迎，贵港无疑就是这种‘风水宝地’的标准模式。作为全境治所的城址，更是一个‘风水微缩版本’：前据郁江为濠，东湖、井塘及南涧诸水环绕于后，西北则以鲤鱼江天堑为险。”[21]显然，从贵港市古桂林城自身坐落的区域位置而言，确有其独特之处与优势地位。
从地理位置来看，今贵港地区可以说是古代中原地区与岭南地区交通的咽喉。要而言之，“贵港大致处于广西的几何中心，且正处于西江水路的中段，东可通现在的广东，北可经现在的梧州溯漓江经灵渠而入湖南，南可经合浦而连海南和东南亚，西可溯郁江而经龙州、百色往云贵高原，其战略位置的重要不难想见”[22]。放宽历史的视野，我们可以看到，今贵港市同时也是华南地区水陆联运的交通枢纽、大西南地区东向出海最便捷的通道。从水系分布来看，珠江水系的黔、郁、浔三江在此汇流。郁江是广西最大的一条河流，是西江中的一段。西江全长2000多公里，流经贵港段有数百公里，江面宽、航道深，是一条连接大西南和珠三角的黄金水道，上溯郁江、黔江可达南宁、柳州而连通云贵川，下行则经梧州而直达粤港澳。西江航道历来有“黄金水道”之誉。今天的贵港则是郁江边上一座美丽的江滨城市，是岭南西部地区最大的内河港口，据称居全国内河港口十强。由于贵港“处于水路要冲，历来便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的交汇点，既是人流、物流周转集散的通衢，也是各种政治势力相互争夺的要地”[23]，“在那关山阻隔，火车、汽车这些现代交通工具尚未出现的漫长岁月里，水路一直是比陆路重要的交通手段。占据着水上交通要道的贵港，顺理成章地成了西江流域上最重要的港口。朝廷派出的宣抚使臣从这里走过，西南各属国进献贡品的船队从这里走过，出口远洋的货物从这里转运，被贬谪流放的巨宦名士从这里走过”[24]。回顾历史，明清时期，梧州是今广西地区最大的内河航运港口，广西一地的货物皆通过梧州转运广东出口。解放后，由于北部湾划入广西，黎湛铁路通车，贵港转运广西货物从北部湾出口，代替了梧州成为广西第一内河港口。正是由于今贵港市具备上述有利的先天条件，因而成为历代桂东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兵家必争之地，是故秦汉时期桂林郡、郁林郡治设于布山（即今贵港）便不足为奇，这里俨然已成为一交通中枢。
自从秦始皇在今贵港设郡施治，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便开始有了第一次真正的接触、传播、碰撞与交融。到了汉代，布山(即今贵港)已发展成为岭南地区重要的“商业贸易港口城市”[25]。凭藉优越的地理位置，“番禺（今广州）、徐闻（今属海南省）、合浦、布山（今贵港）和广信（今梧州）等港口以贯穿广西南部的郁江及其上游的支游左右江、西江及其上游的支流黔江和红水河，以及南夷道等水陆道路，内联西南内陆，外通海外远洋，初步形成了西南——岭南出海通道的格局”[26]。可见，秦汉时期今贵港市古桂林城的交通中心地位已甚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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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贵港古码头景观（图片来源：骆越文化网）
（三）从古籍记载来看
前已述及，汉武帝统一岭南后，将桂林、南海、象三郡析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日南、九真、交趾、儋耳、珠崖等九郡。其中，合浦郡地处桂东南一带，郡首初设于临海的徐闻，后移至临海的合浦，成为桂东南一带的政治中心和商品贸易集散地。按《汉书?地理志》云：“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27]值得指出的是，《汉书·地理志》所提及的这些国家皆属印支半岛的东南亚古国，若非汉时封建官府经常组织船队由徐闻或合浦下海前往这些国家从事商贸活动，《汉书》断不能如此较为详细、准确地记录官商船队的航程、地点与时日。从具体的航线来看，“他们出航起点是徐闻或合浦，回程当然也以徐闻或合浦为终点，接着将货物肩挑车运或马驮到布山（今贵港市），乘船下广信（今梧州）转溯漓江过灵渠入湘水出境；或从徐闻或合浦溯南流江北上，转入北流江下广信。现今的合浦、梧州与贵港等几个城市的汉墓中出土众多的中原输出品和海外输入品，便是桂东南‘古越道’长期对外贸易的证据”[28]。由此可以看出，汉时郁林郡治布山（今贵港市）俨然已成为桂东南一带的交通枢纽和重要中转站。
（四）从考古发掘来看
最能体现今贵港地区古代与域外文化交流、融合的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考古发掘的贵港罗泊湾汉墓。据专家考证，这座古墓的时代定在西汉初期，亦即赵佗在岭南割据称王的南越时期，其墓主应是当地最高统治者，即当时地方政权机构中的最高官吏即桂林郡守或郡尉。从出土的文物种类来看，既有大批体现中原文化特征的、属于典型的五岭以北地区特色的产品，如有盖铜鼎、铜壶、铜钫、铜盘、铜盆、铜勺、铜鐎壶、铜镜、铜带钩、漆耳杯、漆盘、漆奁、木六博、木梳篦等以及大量的当时通行全国的书体如墨书、烙印、刻画的文字等，也有不少当地民族习用的器物，如铜鼓、铜羊角钮钟、铜筒形钟、铜桶、铜盘口鼎、“越筑”、“越服矢”等。值得指出的是，在贵港罗泊湾汉墓出土的漆器上有“布山”、“市府草”、“市府素”、“私府”等文字戳记，虽无法确证即为“布山”本土所产，但从中亦可考见秦汉和南越国时期今贵港地区手工业和商业贸易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和繁荣。据统计，今贵港地区先后出土的古文物多达万余件，这一数据有力地印证了当年曾参与挖掘罗泊湾汉墓的文物考古专家蒋廷瑜等人的推断：“布山在今贵县不但文献有据，而且为大量的考古材料所证实，从贵县汉墓出土文物丰富多彩的情况来看，至少从秦末汉初起，这里就是一个人口集中、经济文化都很繁荣的地区。其中一些大墓，厚资多藏，显然是当时富贵人家和郡县官吏的墓葬，如果附近没有郡县设置，简直是不可能的”，“最晚在秦汉之世，在以贵县为中心的广西地区已在先秦越文化与洱海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这种文化作为百越文化的组成部分，既与中原文化、楚文化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又与邻近的石寨山文化、句町文化一样，以自己独有的风格特色为祖国南国艺术增添了新的光彩”[29]。从交通的角度而言，大凡人口集中、经济文化繁荣之处，断不可排拒商业贸易与交通的繁盛的，换言之，人口集中与经济文化繁荣正是交通发达之重要表征。反过来说，交通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口的流动与集中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所有这些充分表明，秦汉之际郁江边上的布山除具有政治中心之功能外，还是桂东南地区的一个重要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是中原文化与岭南越族文化的重要接触与交汇点，是中原文化输入岭南地区乃至深入南传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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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今贵港罗泊湾古码头（图片来源：骆越文化网）
（五）从田野调查来看
???? 日前，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组织有关专家专门对今贵港市古桂林郡历史文化资源开展了田野调查工作。专家组成员不辞辛劳，对贵港市港北区小江口、罗泊湾一号汉墓遗址、古龙母庙遗址、贵港沿江码头、瓦窑湾青云村、根竹乡根竹村、龙殿坑村、龙头山、新安村，龙山、石卡镇方竹村、西山村、刘三姐唱歌山、鲤鱼江西江农场流域、南江村、南山寺、市博物馆、桥圩镇、湛江镇、龙母桥村、玉林山心圩、瓦塘镇瓦塘江口等地和单位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田野调查，取得了许多珍贵的新资料，这其中就包括有关贵港市古桂林城交通的信息资料。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专家们发现，贵港古城即古桂林城位于小江和郁江的交汇处，标志性建筑是江口的古骆越大王庙，也叫龙母庙。城东面郁江有一个河湾叫“罗泊湾”，湾边也有一个著名的龙母庙。从龙母庙的选址来看，一方面是得益于这里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另一方面可以想象的是，每到供祭龙母之时，这里将是一派人头攒动与交通繁忙的宏大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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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贵港市罗泊湾龙母庙遗址（图片来源：骆越文化网）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专家们发现，古贵港还是骆越水事文化的中心。古骆越语称天然形成的和人工刻凿成的古码头系船石为牂柯石，它是古骆越码头的重要标志，郁江的上游因为多牂柯石码头而被称作牂柯江。专家组在贵港沿江码头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了大量的牂柯石，这些牂柯石的穿孔多用石凿凿成，是石器时代的作品。贵港古码头的牂柯石密集度之高在整个珠江水系中是绝无仅有的。这说明远在古骆越的石器时代古贵港就成为珠江流域最大的水事文化中心。不仅如此，专家组在贵港沿江码头还发现了蟾蜍图腾石、祭祀石和蟾蜍石码头，蟾蜍图腾石是古骆越人崇拜的图腾标志，蟾蜍图腾石和蟾蜍石码头的发现也证明古贵港是骆越水事文化的中心，进而印证了贵港市古桂林城的交通中心地位。
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专家们同时发现，贵港还是郁江水道和骆越昆仑古道的交汇中心和出海通道的原点。古骆越的陆地交通要道和水上交通要道的标志性特征就是沿途多古骆越语的地名、骆越人的庙宇和骆越文化的遗址。骆越陆地交通要道昆仑古道的走向是从武鸣的罗波（也叫黄埔或浦、布、博，是以骆越祖母王的名字命名的地名）——昆仑关——临浦（古宾阳的名称）——黎塘——贵港覃塘——贵港（布山）——八塘——桥圩——龙母桥村——兴业县的山心——兴业——玉林福绵，再从南流江水道到博白——浦北——合浦出海。郁江水道从南宁（石埠）——邕宁蒲庙——横县（宁浦）——贵港（布山）——桂平——平南——藤县——梧州到广州黄埔出海。这些古道沿线的每一个城镇都有骆越标志性庙宇（龙母庙、大王庙、三界庙），而且每一个骆越标志性庙宇附近一般都有古骆越文化遗址。这足以说明，处于水路交通要冲的贵港，历来便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交汇点，堪称人流、物流周转集散的通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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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贵港罗泊湾码头系船石（图片来源：骆越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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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贵港罗泊湾码头系船石（图片来源：骆越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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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贵港罗泊湾码头系船石（图片来源：骆越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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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贵港罗泊湾码头系船石（图片来源：骆越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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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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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交通的开辟与发展及其与中原地区商品经济联系的加强，秦汉时期，今贵港市古桂林城在进一步强化其政治中心的职能的同时，也逐渐发展成为经济、文化中心和南方地区海内外交通及商业贸易的枢纽，从而对促进该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变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今贵港市古桂林城交通中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贵港地区乃至岭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及民族的融合，对南方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据史书记载，南宋抗金名将李纲被贬谪海南岛，南下路过当时称为“贵州”的贵港时，游览了陆绩当年修筑的郁林古城和传说是葛洪炼丹的南山，并留下了一首七律诗——《次贵州》，诗中描绘了当地秀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地方物产与闻名的历史遗迹。其诗曰：
青枫夹道鹧鸪啼，
古郡荒凉接岛夷。
陆绩故城依石巘，
葛洪遗灶俯江湄。
风光冉冉吹香草，
烟雨濛濛湿荔枝。
欲作终焉卜居计，
自应勾漏不吾欺。
首联“青枫夹道鹧鸪啼，古郡荒凉接岛夷”两句，描绘了州城自唐代北迁三百年后南岸旧州城的落寂，也道出了当时贵港乃中原地区通往海南岛的一个水陆交通杻纽，从而再次印证了今贵港市古桂林城作为交通中心的历史地位。
显然，这种历史影响是多方面的，在此笔者仅就以下几方面略加阐述。
（一）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密不可分。
自秦朝统一岭南后，今广西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不断加强，南北往来趋于频繁，尤其是两汉时期，广西农业、手工业的逐步发展，为商业贸易的兴起提供了物质基础，加之秦汉时期全国形成了统一政权、统一市场、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的大一统局面，进一步推动了商业贸易活动的兴起与发展，从而为交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位于广西东南部、西江中游的布山（即今贵港），秦时为桂林郡郡治，汉时为郁林郡郡治，凭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南方区域交通中心和秦汉时期繁荣之地，并据此反哺区域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早在西汉初期，今贵港地区就设置了管理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的官署——“市府”。据统计，在罗泊湾一号汉墓中出土的漆器就有800多件，其中可以复原的耳杯就有20多件，有10多件杯底烙印“布山”二字，字外有方框，烙印“市府草”、“市府口”各一件。按《广雅·释言》，“草”、“造”音义相通，草即造字。依照汉代的通例，不仅在国都和著名的商业中心设“市”，而且在县以上的治地也都设“市”。“市”是一个地方固定性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市府”就是管理市井的官署。今贵港汉墓出土有“布山”、“市府草”戳记的漆器，据此可以推断当时布山已有官营的漆器作坊和相当程度的制造漆器的技术。而当时布山设有市府，足以说明这里的商品经济已较发达，商业贸易活动也比较活跃。所有这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布山重要的政治中心地位和便利的交通条件。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古贵港还是骆越古名药肉桂的集散中心。按宋代范成大所撰《桂海虞衡志》记载：桂，南方奇木，上药也。桂林以桂名，地实不产，而出于宾、宜州。凡木，叶心皆一纵理，独桂有两纹，形如圭，制字者意或出此。这里所说的“桂林”是指现在的桂林，宋代的桂林和现在的桂林都不产肉桂。宋代广西肉桂主产地的宾州（即今宾阳县）就在大明山东侧，古代宾州的肉桂向西江流域和沿海集散的运输路线是经镇龙山和贵港北山山脉的峡谷通道和古鲤鱼江到古贵港，如同香港是广东东莞沉香的集散中心而被称为“香港”一样，古贵港因为是肉桂的集散中心被称为“桂林”，“桂林”是古骆越语，意为肉桂之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交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带动与促进作用。
（二）有利于中原文化的南传与越族社会文化的变迁
随着水陆交通的畅通和岭南社会的安定，大批中原汉族人民源源不断地迁居岭南，他们在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活经验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原文化在岭南地区的传播，并由桂东南向桂中一带扩展，进一步密切了中原地区与岭南地区的联系，使得越族地区的封建化程度日益加深，从而促进了岭南地区的稳定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
从考古发掘来看，在贵港罗泊湾一号汉墓中出土了纺轮、绞线棒、麻鞋、麻布袜、漆丽纱帽、丝绸、红锦等，足以证明当时纺织业的发达和该地区对纺织物使用的普遍性，“从而改变了越人以‘木皮为衣’的半裸体的生活方式”[30]。从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大批用汉文字书写的木牍以及广西各地的墓葬形制可知，当时南方越族地区已开始使用汉文字（小篆），其丧葬制度也已在越族地区流行，由此反映了汉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秦汉之际在交通空前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岭南越族社会的发展与各种风习的变迁情形。
（三）对扩大对外交通交往的促进作用
秦汉时期，广西地区通过水陆交通要道，东与闽越，北与湘楚，西与云贵、巴蜀，南与交趾等地，互有经济联系与交往。今贵港市古桂林城交通中心地位的形成，对于扩大该地区乃至广西及岭南地区的对外交通交往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对内交通交往方面，李富强先生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汉时，岭南与西南的交通是水陆并举。水路除前面在论述南夷道时已涉及的由样柯江(红水河)下番禺(广州)一道外，还有由右江入驮娘江至西林，溯西洋江而达云南广南县一道。右江上游自商周以来即有一个句町古国，其活动中心在今云南广南县和广西西林县一带[31]。1969年至1972年间，在驮娘江畔的西林县普驮村先后发现了世所罕见的铜棺墓和铜鼓墓。以葬具的情况看，死者应是句町王或王族中的尊贵人物[32]。在铜鼓墓中, 除出土有羊角钮钟等具地方特色的器物外，还有许多从中原传入的器物。其中铜六博棋和铜骑马俑在中原通常只见于达官显贵之墓，可能是西汉王朝的赐品。这些中原物品传入句町的途径，即是通过灵渠进入桂江到梧州，由浔江进郁江至贵港而南宁，再经右江入驮娘江，而抵云桂交界处。此道不仅勾通了云桂，且将云桂与中原联系了起来”[33]。对外交通交往方面，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曾派遣使者和应募商人“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藕，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以满足宫廷和官吏的需要。而贵港北郊汉墓群也曾出土了较多的金珠、银手镯、银戒指、鎏金铜串珠、玛瑙珠、玛瑙王当、水晶珠等装饰品。[34]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贵港本地并不出产此类器物，故这些东西应是从海外输入的。由此可以推断，古桂林城便利的交通条件确实为其扩大对内对外交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推动区域学术研究的兴起
今贵港市古桂林城交通中心的形成及其地位的确立与历史影响，客观上为当今区域史、地方史的研究提供了条件。要而言之，今贵港市古桂林城作为郡县治所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的历史地位，不仅为后世各种方志物产等志书、地情书、游记笔记、个人文集等基础资料的记载提供了基本素材，同时也为区域史、地方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更为地方史学科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舞台与阵地。据报道，贵港市自建市以来，市委、市政府依托贵港市秦汉时代深厚的文化根基，努力保护、挖掘、研究和利用优秀历史传统文化，将文化融合于经济的发展，不断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同时，不断依托历史文化资源，广泛开展学术研究，其典型性工作就是专门成立贵港市布山文化研究中心，着重围绕秦汉布山文化、南北文化融合、壮汉文化交融、南越文化的形成、布山文化对贵港社会的促进作用等主题广泛开展相关的学术研究，尤其是侧重于西江流域文化的研究。通过系列研究成果的发表和交流，不断提高贵港市各级政府和广大百姓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重要性的认识，进而调动其参与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利用、传承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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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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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今贵港市远在汉代以前的骆越古国时代就是重要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是岭南地区内外交通的一个中枢，是古代西江中游的一颗耀眼的明珠。有学者经过研究后认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里，一座城市往往就是当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而城市的兴起，便成了当地经济发展的标志。先秦时期，广西尚无城市。自秦统一后，随着郡县制的推行，开始形成了以郡县治地为中心的城镇。城镇不仅是一郡一县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也是当地的经济中心和商人、手工业者活动的主要基地。两汉时期，在广西东南部出现了不少城镇，其中以布山、广信、合浦尤为繁荣。”[35]可见布山（即今贵港）在岭南地区古代城镇体系中的地位是相当显要的。
从历史上看，秦汉时期无疑是封建王朝大一统政权开发岭南地区的肇始时期。其时岭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内外交通的扩大和发展。由于交通状况的改善，改变了岭南封闭落后的局面, 促进了岭南农业的发展, 同时加强了同内地和边远地区、海外各地的经济交往, 并开辟了海外贸易的航运。随着过岭交通的沟通, 岭南越人充分利用海外国家对汉朝丝织品的喜爱, 开始通过番禺等地向外输出丝绸, 并购回为中原更为稀见的香料、琉璃等海外物产，从而推动了西汉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的萌芽和初步发展”[36]。
另外，特别值得延伸和补充指出的两点是：
（一）贵港是广西最早建城的城市。秦建岭南三郡即桂林、南海、象三郡是在公元前214年，桂林郡首府布山即今贵港，也就是古代的桂林城。因此，我们认为，今贵港市最早建城的时间应在前214年，迄今已有2229年，是广西建城最早的城市。今天的桂林市是世界闻名的旅游城市和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但在西汉时今桂林市区是始安县，地位低于桂林郡、郁林郡，今桂林市建城于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元鼎六年），已获公论。桂林在魏晋以后发展成为广西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这是后来的事。贵港在建城时间上比今桂林要早100多年，比今广西柳州、南宁要早好几百年。因此，从历史上看，可以肯定地说，贵港是广西最早建城的城市。
（二）贵港是佛教传入南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一站。从今存佛教遗址地理分布上看，合浦有大士阁，贵港有南山寺，桂林有西山、伏波山，都是唐代前后的佛教中心。由此可见，到了唐宋时期，今贵港仍是桂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交通中心。
时至今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思想指导下，海上丝绸之路再度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由此而论，对今贵港市古桂林城交通中心地位的形成及其历史影响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无疑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作者简介】蓝武（1970～），男，广西南宁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所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历史文献学、区域文化教育、西南边疆民族历史地理、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钱宗范（1937～ ），男，江苏苏州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国务院第一批国家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长期从事宗法制度、先秦史、清史、地方史、民族史研究。
【基金项目】201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广西历史图谱研究》（编号：41361036）。
[①]黄现璠、黄增庆、张一民：《壮族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②]覃乃昌著：《壮族经济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6～237页。
[③]有关秦桂林郡治具体位置问题，学界说法不一，“布山说”是其中之一，布山即今贵港。结合相关文献记载与学界研究成果，笔者赞成“布山”说，并基于此说草成本文。
[④]黄体荣编著：《广西历史地理》，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
[⑤]（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
[⑥]此处“广西”，应为“广东”之误。
[⑦]马金霞：《秦平岭南置郡考》，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⑧]潘大林：《古郡贵港的沧桑往昔》，载《文史春秋》，2012年第9期。
[⑨]代表性研究成果有：（1）苏康甲：《桂林郡与桂林县考》，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9年第1期；（2）陆士斌：《秦桂林郡治新探》，载《广西地方志》1995年第5期；（3）李毓麟：《秦汉布山古城考》，载《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4）陈小波：《桂林、布山地名起源考》，载《广西地方志》2007年第2期；（5）钱宗范：《秦汉时期岭南历史地理若干问题的探讨》，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6）邓敏杰：《桂林郡设置始末考辨》，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7）邓敏杰：《桂林古今建置沿革考辨》，载《广西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
[⑩]参见邓敏杰：《广西通志·行政区划志》，广西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11]参见钱宗范：《秦汉时期岭南历史地理若干问题的探讨》，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2]马金霞在《秦平岭南置郡考》一文中认为，“根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汉武帝平定南越后，析岭南三郡为南海、郁林、象郡、苍梧、合浦五郡，所以汉郁林郡势必要比秦桂林郡小。而依照《汉书·昭帝纪》“元凤五年……罢象郡，分属郁林、牂牁”一条，武帝初置的郁林郡盖仅有《汉志》郁林东部，说《汉志》中的郁林郡就是秦桂林郡实在无法令人信服”，桂林郡依文献应在南海和象郡之间，秦“桂林郡约当汉苍梧郡全部和郁林、合浦两郡东半部，在今广西域内”。（详见《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13]苏康甲：《桂林郡与桂林县考》，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9年第1期。
[14]潘大林：《古郡贵港的沧桑往昔》，载《文史春秋》，2012年第9期。
[15]梁旭达：《论秦汉时期岭南越人和汉族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载《贵州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16]曲用心：《略论岭南地区西汉早期青铜器的特征及成因》，载《东南文化》，2009年第4期。
[17]蒋廷瑜：《从考古发现看汉代农业》，载《广西日报》，1980年9月28日。
[18]黄全胜、李延祥：《广西贵港地区早期冶铁遗址初步考察》，载《有色金属》，2008年第1期。
[19]黄全胜、李延祥：《广西贵港地区早期冶铁遗址初步考察》，载《有色金属》，2008年第1期。
[20]何海龙：《走出蛮荒——交通与秦汉时期的岭南越族社会浅析》，载《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21]杨旭乐：《从历史街区看贵港沧桑》，载《当代广西》，2014年第9期。
[22]潘大林：《古郡贵港的沧桑往昔》，载《文史春秋》，2012年第9期。
[23]潘大林：《古郡贵港的沧桑往昔》，载《文史春秋》，2012年第9期。
[24]潘大林：《古郡贵港的沧桑往昔》，载《文史春秋》，2012年第9期。
[25]李富强：《西南——岭南出海通道的历史考察：“西南——岭南出海通道上的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之一》，载《广西民族研究》，1997年第4期。
[26]李富强：《西南——岭南出海通道的历史考察：“西南——岭南出海通道上的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之一》，载《广西民族研究》，1997年第4期。
[27]（汉）班固：《汉书·地理志》，长沙：岳麓出版社，1990年版。
[28]覃正：《岭南桂东南“古越道”之钩沉》，载《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29]潘大林：《古郡贵港的沧桑往昔》，载《文史春秋》，2012年第9期。
[30]陈代光：《秦汉时代岭南地区城镇历史地理研究》，载《暨南学报》，1991年第3期。
[31]覃圣敏：《甸叮古史钩沉》，载《广西民族研究》，1988年第3期。
[32]广西文管会：《广西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75年。广西文物工作队：《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文物》1979年第9期。
[33]李富强：《西南——岭南出海通道的历史考察：“西南——岭南出海通道上的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之一》，载《广西民族研究》，1997年第4期。
[34]《广西贵县北郊汉墓》，载《考古》，1985年第3期。
[35]徐硕如：《汉代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36]何海龙：《走出蛮荒——交通与秦汉时期的岭南越族社会浅析》，载《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