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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其坚:广西贵港市贵城遗址性质试探

谢 寿球

2月 7, 2015

?广西贵港市贵城遗址性质试探
廖其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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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试从贵城遗址发掘及文化特征、贵县古墓葬发掘资料等进初步梳理,结合广西汉代城址的考古资料,对贵城遗址的性质进行初步探讨,认为贵城遗址是贵港历代郡、县故址遗存。
【关键词】贵城遗址? 贵县古墓葬群? 郡县故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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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来在贵港城区周围勘探发掘的汉墓约1000座,但是一直没有发现城址。因此,有关桂林郡郡治“布山悬案”一直存在两种学术倾向,其一是“桂平郡治说”,其二是“贵港郡治说”。直到 2008年在原港北区人民政府旧址发现贵城遗址并进行考古发掘,收获了大量的考古资料,“贵港郡治说”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可。目前该遗址发掘资料尚在整理中,但已有媒体或专家提出“郡县治所”、“军事城堡”两种观点。本文仅对贵城遗址作初步梳理,并结合贵县墓葬的一些发掘材料,试探遗址的性质,抛砖引玉,以求教于方家。
一、贵城遗址概况
贵城遗址位于广西贵港市老城区解放路与建设路之间的人民路一带,即原港北区人民政府旧址及附近一带。地表附着均为近现代建筑,2005年港北区人民政府迁址办公后,该区域被划为商住开发用地。2008年“御江名城”房地产项目挖掘地基时发现该遗址,随后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第一期考古发掘。2011年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为配合贵港市防洪改造工程郁江北堤及堤园路项目施工,对该遗址原莲城宾馆地块部分进行考古发掘,当属第二期考古发掘。先后两次对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发掘揭露面积约2500平方米,发掘出土文物标本1500多件,一般文物10000多件,有自汉代到民国各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遗迹遗物。遗迹主要包括城墙、城壕、砖铺地面、排水设施、磉墩、壕沟等;遗物主要为汉代的方格纹陶片及绳纹板片、筒瓦、云纹瓦当、“万岁”铭文瓦当、“零陵郡三年”铭文和“零陵郡十年” 铭文筒瓦,也有罐、盒一类陶器及石网坠等。目前初步推测,该遗址略呈长方形布局,其分布范围大致为:以大南门附近为中心,南以郁江为界,北到建设路,西到达开中学附近,东到和平路周边。
二、贵城遗址特征
从贵城遗址的先后两次发掘现场及遗迹遗物推断,该遗址应属城址。有广西考古专家也基本都认定了这个观点,在“布山悬案”争议代表中,倾向于支持“桂平郡治说”的代表专家在一些学术论文中亦已出现“贵港汉城”、“贵港城址”的表述①。可见,贵城遗址定位为城址已庸无质疑。笔者有幸参加了贵城遗址的前后两次考古发掘,从发现的情况观察到,该城址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位置特殊。据考古调查资料,广西汉代城址的选址规律,一般均位于地理位置重要,交通便利的地方,大部分在河岸或离河流较近的地方。从城址所在地的地形来看,一类在河流傍边的平地,一类在离河流较近的山坡上。笔者从发掘现场了解到,贵港城址城址原始地形比较平坦,基本呈东西平缓延伸,南面紧邻郁江,北面多为水塘,四周开阔,与广西汉代筑城选址的规律基本吻合,和广西汉代城址中兴安的秦城城址、城子山古城址,贺州的临贺故城、全州的建安城址同属前一类型。同时,贵港城址大致分布范围以现存大南门附近为中心,向四周延展。在发掘过程中,发现很多建筑基址分布于大南门的中轴线上,从古城发掘基本规律看,在以水路交通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古代来说,这个位置上的建筑很重要,很有可能属古代衙门之类的建筑。
(二)规模较大。目前该城址的发掘揭露面积约2500平方米,基本可以认为城址呈长方形平面布局。在发掘区内发现了宽而深的护城河或护城壕,其向东、向西延续分布迹象十分明显。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城址的实际分布面积尚不十分精确,城址的功能区划分还不很明确,但是基本轮廓已大体呈现。根据发掘现场的调查与发现推测,城址分布东西长约600米,南北宽约260米,城址周长约2000米。目前广西发现的汉代城址的规模较小,除兴安秦城城址中的通济城和临贺故城中的洲尾城址、河西城址的周长超过2000米以外,大部分城址的周长均在1000米以下。可见,贵港城址规模是较大的。
(三)层位关系清晰。贵港城址的文化堆积丰厚而且时空跨越长,从西汉到民国的文化堆积层位都基本清晰,说明自从西汉至唐宋元明清各个时期都相沿建置于此,历史上并没有迁移过,是一个延续时间较长的古代城址。据历史文献记载,自秦始皇33年设桂林郡开始,贵港曾先后作为秦至南越国时期桂林郡郡治,汉晋南朝时期郁林郡郡治,梁、陈、隋时期南定州、尹州、南尹州、郁州州治,唐、宋、元时期贵州州治、怀泽郡郡治及明清时期贵县县治。从发掘情况看,贵城遗址的文化内涵及堆积系列与贵港历史沿革情况基本相当。
(四)文化遗存丰富。从城址文化层采集到的文物标本有:铭文瓦当、板瓦、筒瓦、条砖、龙首、地板砖等建筑构件以及部分陶瓷残片。发掘出土文物标本1500多件,一般文物10000多件,也发现大量柱洞、排水沟、水井一类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遗迹。特别是遗址内发现的大量汉代高等级建筑材料,如“万岁”瓦当等,其时代特征与广州南越宫苑遗址出土的汉代建筑材料基本都能对应。
(五)周边分布有较多的汉代墓葬。早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在贵港城区周围发掘了大量的汉代墓葬。由于历史条件限制,发表的考古资料较少而且也十分简略,难以统计。据“解放以来,伴随黎湛铁路的修建以及其它方面的基本建设工程,陆续发掘了五百余座”②,此发掘材料原载于《考古》1985年3期,当属截止20世纪80年代的大致统计数据。从1991年以来,已发掘的或抢救性清理的墓葬多没有正式发表考古报告、简报。而其实从1991年到1995年的5年间,在贵港金港大道、贵港市公安局等建设工程,据有人估算,涉及墓葬并已发掘的部分也近300座.。1996年以来,地级贵港市城市规模扩大,城市道路扩建、居民自建宅地扩张,涉及贵县古墓葬群分布范围内的梁君垌、马鞍岭、密岭、赌咒岭、孔屋岭等核心分布区域,被迫进行抢救性清理的墓葬据不完全统计亦有200多座。至今累计发现或发掘的汉代至南朝墓葬1000多座,目前尚有发现。
三、相关问题的探讨
(一)关于贵县古墓葬群和城址的问题
自秦统一岭南,设桂林郡、汉武帝改设为郁林郡始,随着汉人和中原文化的大规模进入广西,筑城及厚葬之风也随之兴起。从目前考古发现看,广西的汉城城址大部分是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南越国后,在岭南推广郡县制过程中所建。从广西汉代城址调查资料分析,广西的汉代城址主要为郡县治所和军事城堡两类,以郡县治所为主。在已发现的如全州的洮阳城址、建安城址,灌阳的灌阳城址,兴安的秦城城址、城子山古城址,贺州的临贺故城、高寨城址,武宣的勒马城址,宾阳的领方城址,北流的增劲塘古城址,北海的合浦城址③等13座城址中,有9座为郡县治所,4座为军事城堡,而作为郡县治所的城址周围一般分布有较多的汉代墓葬。如洮阳、秦城、城子山、临贺、勒马、合浦、兴安、贺州、全州等地均发现了较大规模的汉墓群,而作为军事城堡的城址周围则很少墓葬。从这一点来说,广西的汉代墓葬与城址存在伴生关系,墓葬遗存的多少与城址沿用时间的长短有密切关系,其形制规模、随葬品等的特点,能比较直接地折射出当时一定社会背景下的人们生活水平及文化信仰等。汉代城址考古资料表明,墓葬在考古研究工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古城遗址的考古中,墓葬不仅仅是城址的重要依据,而且是城址性质的重要反映。因此对墓葬遗存的分析,往往可以探出其城址的性质。
根据考古资料,贵港墓葬历年来已发现或发掘的墓葬达1000多座,其按年代划分有西汉墓、东汉墓、西晋、南朝,尚未发现更早期的古墓葬遗存。从墓葬形制上看,有大型土坑木椁墓、土坑墓、砖木合构墓、砖室墓等。墓葬出土随葬品也丰富,目前贵港博物馆约4500件套馆藏文物,汉代墓葬出土文物占95%左右,广西博物馆藏品的三分之一也属贵港墓葬出土文物。在贵港墓葬出土文物中,以质地划分有陶、铜、铁、金、银、锡、玉石、琉璃、竹、木、漆、麻、丝等品类。以器物种类而言,包括鼎、盒、杯、钵、碗、簋、壶、瓶、罐、联罐、釜、瓮、灯、屋、仓、井、灶、纺轮、鼓、带钩、镜、熏炉、匕首、剑、钱币、玉石饰品、戒指等等,几乎涵盖了广西境内两汉两晋南朝墓葬出土的所有器物类型。在贵港城址发掘区的水井中,亦出土了与贵港墓葬出土器物相对应的遗物。
在贵港城区已发掘的墓葬中,不乏代表地位尊贵墓葬,如罗泊湾1号汉墓、罗泊湾2号汉墓、风流岭31号墓、贵县中学木椁墓等,均出土了典型的代表着墓主人非凡地位征象的器物,如铜鼓、夫人玉印、青铜马。其中,罗泊湾一号汉墓的考古发掘在国内外皆产生较大影响,是目前广西境内已发掘的最大汉墓。目前学术界对有关该墓主人的归属有四种不同观点:一是1988年出版的《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中,作者根据该墓墓葬规模,棺椁结构,殉葬人和随葬品丰富程度,推断墓主人“是中原人,他生活的时代是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名主要活动时间是秦代,在秦始皇南征时已有一定地位,到赵佗割据岭南时,任南越国桂林郡的最高官吏。”“可能是在政权交替过程中被任命为桂林郡的守、尉。”二是认为“墓主当是诸侯,甚至是个诸侯王。”为骆越族的首领④。三是《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的作者提出了西瓯君的观点⑤。四是认为墓主是苍梧秦王赵光⑥。并且说赵光是“参与吕嘉叛乱的一员降将,南越国平乱后被汉武帝贬职流放到贵港充任监管流放罪犯的侯级驻军首领”⑦。上述四种观点尽管对墓主人的身份及族属仁智互见,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一致肯定这个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很高。前三种观点还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对墓葬的年代也就是墓主生活时代及去世的时限的看法是一致的。而后一种观点被认为“赵光与一号汉墓墓主为不同时人,牵扯无据。”⑧。风流岭31号墓出土的青铜马,高115.5米,长109米,马背宽30厘米,如此体型高大的青铜马,除了秦始皇陪葬坑出土的以外,在全国还是少见的。1978年在贵县北郊汉墓发掘的十九座汉墓中,几乎每座墓都有玛瑙、料珠、串珠、玻璃等饰品出土,而查阅有关史料,未见本地有生产的记载。经有关专家研究披露,这些饰品从海外输入的可能性非常大。2010 发掘的马鞍岭14号墓出土代表水陆交通工具的陶船和牛车,这在广西汉墓尚属首例。
据上述墓葬文化信息,贵港汉墓分布密集,形制多样,随葬品丰富,神秘的罗泊湾汉墓群里隐藏着高等级别的墓主人,风流岭也埋藏着尊贵的青铜马主人,北郊汉墓中的舶来品、马鞍岭M14 的陶船和牛车等与汉代海上贸易有密切关联。而贵港城址也出土了高等级别的汉代建筑、生活文化遗物和大量与居民息息相关的生活设施遗迹,而此种状况在贵港地区乃至广西均属少见的。此种种迹象证实,贵港城址蕴藏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在历史上应曾属代表着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城市。
(二)关于零陵郡的问题
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于元鼎六年分长沙国南部桂阳郡的一部分和原南越国西北的部分地区置零陵郡,实行跨岭而治。零陵郡领零陵、营道、始安、夫夷、营浦、都梁、冷道、泉陵、洮阳、钟武等10县,郡治在零陵县。由于历史文献资料有关于零陵郡的记载较少,而且多很简单、模糊不清,因此对零陵县治所在的具体位置历来众说纷纭。《水经注》“湘水出零陵始安县阳海山……又东北过零陵县东。”《舆地广记》:“零陵故城在今县(清湘县,今全州)南,洮阳故城在县西北。”《广西通志·胜迹略》:“零陵故城在湘源县南七十八里。”《辞海》:“零陵,古县名……治所在今广西全州西南。”这些史料所记载的零陵故城方位大致在今全州县南部与兴安县北部交接的地带,与今兴安城子山古城的位置基本吻合,因此有学者根据城址位置,结合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认为该城址为汉代零陵郡县治所。而2008年、2011先后两次对贵港城址的发掘中,均出土了较多“零陵郡三年”、“零陵郡十年”、“零陵郡”等铭文瓦片,而不见 “桂林郡”“郁林郡”、“布山县”等字样的遗物,颇耐人寻味。
四、结语
古代城址的发掘和研究,是全面了解该地区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最有效的途径。贵城遗址的发掘是广西城市考古首次正式发掘,开创贵港市城市考古工作先例,对于研究我市及广西古代城市变迁发展史提供了重要材料,有力地证明了贵港是一座拥有两千多年不间断历史的古郡新城。但贵港汉城的考古研究才刚刚开始,由于古代城市长期重复使用,在旧城的基础上再建新城,加上自然的破坏,有些古城遗迹已难以寻觅。也由于目前考古揭露面积有限,整个遗址的范围、功能、布局尚未完全清楚,还有赖于以后更多的发掘。但是从当前发掘现场发现的汉代城壕、唐宋时期的城墙及西汉至明清时期的大量遗迹遗物,不仅包括汉代至明清时期的大量建筑材料,而且还发现大量柱洞、排水沟、水井一类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遗迹,特别是遗址内发现的大量汉代建筑材料,其时代特征与广州南越宫苑遗址出土的汉代建筑材料基本都能一一对应,可以断定贵城遗址属于一处规模大、等级高、历时长的古代城址。
据历史文献记载,自秦始皇33年设桂林郡开始,贵港曾先后作为秦至南越国时期桂林郡郡治,汉晋南朝时期郁林郡郡治,梁、陈、隋时期南定州、尹州、南尹州、郁州州治,唐、宋、元时期贵州州治、怀泽郡郡治及明清时期贵县县治。从发掘情况看,贵城遗址的文化内涵及堆积系列与贵港历史沿革情况基本相当。结合广西汉代城址考古资料,但凡汉代城址作为郡县治所,其周围均有较多汉代墓葬分布的规律,因此基本可以判定,贵城遗址就是贵港历代郡、县故址遗存。
在贵港城址中,发掘出土了较多零陵郡铭文瓦片,曾一度让贵城遗址的田野考古陷入迷惘。这种承载着浓厚区域文化的铭文建筑材料在距离其源地几百公里外的贵港城址出现,确实耐人寻味。这将成为我们今后研究揭秘的方向。
(作者单位和职务:广西贵港市博物馆文博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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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①陈小波:《贵港郡治说之非》,《广西博物馆文集》第六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②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北郊汉墓》广西人民出版社《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1950–1990)1992年。
③李珍、覃玉东:《广西汉代城址初探》《广西博物馆文集》第二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
④蓝日勇:《试论罗泊湾一号墓墓主人的族属》,《广西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
⑤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84年地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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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陈小波:《布山郡治贵港说质疑》,《广西博物馆文集》第四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⑦陈小波:《贵港郡治说之非》,《广西博物馆文集》第六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⑧蓝日勇:《罗泊湾一号墓墓主非赵光论》,《广西博物馆文集》第七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