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一. 5月 27th, 2024

骆越文化网

luoyue.org

骆越族在我国古代经济文化上的贡献

谢 寿球

9月 12, 2011

黄汝训

骆越族是我们伟大祖国南部边疆的开拓者,它属于百越民族中的一支,有很悠久的历史,世世代代聚居于今广西左、右江流域,贵州省西南部以及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而今广东的茂名、海南省和广西的陆川,博白、玉林、贵县、灵山、合浦一带则为西瓯、骆越杂居地。远在战国时期,骆越人就在这一地区拓荒劳动,繁衍生息,为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

一、栽培水稻较早的地区之一

根据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证明,水稻是骆越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骆越族在东汉以前就栽培水稻,至少有1900余年的历史了⑴

追溯骆越地区的原始农业,迄今为止钦州独料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最典型⑵。该处遗址出土文物1100件,石器以斧为胜。石器品种很多,有适于砍伐、开垦、清除杂草的石斧、石,有适于疏松土壤、耕耘播种的石犁、石锄、石铲,收割用的石刀和石镰,加工谷物用的石磨盘,磨棒和石杵。石矛、石弹丸、石网坠和桃、榄等果核的发现,说明渔猎和采集也仍然存在着。这就是说,古代骆越地区以农业为主,兼营渔猎与采集。此外还发现了较多的陶器,均为夹砂陶,纹饰多样,有釜、罐等圜底器,也有陶祖,从少量硬陶可能经慢轮加工来看,此时人们的生产技术巳相当高。北魏郦道元《水经拄》卷三十七引《交州外域记》说:“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骆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骆民。。《广州记》也有同样的文字,说:“交趾有骆田,人食其田,名为骆人。”⑶

众所周知,骆越原是个“百谷自生”⑷的地区之一。野生稻的客观存在,作为农业生产主要栽培作物,无疑当是种植稻谷。在骆越地区,虽未有新石器时代栽培稻出土,但两汉时栽培的稻粒,已经在贵县罗泊湾古墓和合浦堂排2号古墓中发现。罗泊湾西汉初期墓里发现有稻谷和记载稻种的木牍⑸。堂排两汉晚期2号墓的铜锅里也发现了稻谷⑹。说明秦汉以后,随着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农耕技术的使用,当时水稻种植比较普遍了。《齐民要术》卷十引杨孚《异物志》载:“稻,一岁夏冬再种,出交趾。”杨孚,明代欧大任撰的《百越先贤志》有他的传记,说:杨孚是南海人,东汉章帝时为议郎,熟悉南方风土。《水经注》卷三十六“温水”条注中,叙述俞益期事迹和《与韩康伯书》,俞益期《书》说,。交趾稻再熟也。。看来,俞称“稻再熟”,正是《异物志》所载之“夏冬再种”。《与韩康伯书》谈到交土耕艺方法时说:“名白田种白谷,七月大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种赤谷,十二月作,四月登熟。”由此推知从东汉到北魏,骆越水稻再种,一是夏种秋收,另—是冬种到次年夏初方收,两年可以三熟,可作为水稻已是当时骆越主要粮食的佐证。到了宋代,又出现了一年两熟和三熟的水稻。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记载钦州的月禾有三种:早禾,正二月种,四五月收,晚早禾,三四月种,六七月收,晚禾,六七月种,八九月收。三种月禾生长期都是四个月,比东汉以来的再种稻五个月的生长期缩短了一个月左右。

还须指出,骆越人精于稻田耕作。稻作田问管理主要是合理施肥,中耕除草和灌溉。《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载:援所过“穿渠灌溉,以利其民”。后汉书集解引《东观汉纪》说:“九真俗烧草种田。” “穿渠灌溉”重视了水源的开发和利用,“烧草种田”则直接提高土壤肥力。当然,灼火烧草木灰留在田里,以促作物快长,虽不属严格意义上的人工施肥,但其反复实践,启迪人们完善施肥方法,具有积极的意义。烧草种田之俗,代代相传。明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记述:岭南“农者稻食而秆薪,以灰为宝,灰以粪禾……自然之利也”。面对两年三熟或一年两熟的稻谷作物,当时明确抓水肥两字,这在我国水田耕作技术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育出多种热带佳果

骆越水果种类甚多,是我国著名的水果产区之—,也是我国水果生产的重要基地。所以,人们喜欢用“热带果类之乡”来形容骆越地区。这里果树资源极其丰富,加上历来因中外交通频繁,又引进不少新的品种,使栽培果树和野生果树品种一代一代多了起来,从而在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驰名国内外的有:荔枝、龙眼,芭蕉、椰子,橄榄和甘蔗等,经济价值很高,别有风味并且富有营养。

荔枝,亦称离枝。传说此木结实时,枝弱而蒂牢,不易摘取,要用刀砍或手折其枝,因以为名。《齐民要术》卷十引《异物志》叙述荔枝“多汁,味甘绝口,又小酸,所以成其味。可饱食,不可使厌”。它是我国南方的特产之一。广东廉江县的谢鞋山,海南岛的雷虎岭、坝王岭及金鼓岭,广西博白县的石方山,直到现在还长着很多野生荔枝树⑺。栽培荔枝历史已难确考,但从汉代王逸《荔枝赋》中有“卓绝类而无俦,超众果而独贵”之句来看,可知远在两千年前,荔枝在我国就被认为“南方之珍”了。最早栽培荔枝是野生引种。千百年来,由于骆越族精心栽培,育出了不少荔枝品种,并在蔡襄的《荔枝谱》里得到了反映。《西京杂记》还略述南越赵佗曾向汉高祖刘邦贡献交趾荔枝的故事。

龙眼,俗称桂园,又有龙目,比目、圆眼,益智,亚荔枝,骊珠、燕卵、蜜脾、鲛泪、川弹子等别称。作为南方珍果,它与赵佗献汉高帝荔枝同时富享盛名。龙眼果实甜美,能健身益寿,食用价值跟荔枝相伯仲,而药用价值却在荔枝之上。自汉至唐,常贡不废。东汉时,交趾献生龙眼等,“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⑻,临武长汝南唐羌见状秉笔上书,和帝感动,方下诏令官停止受献。说明骆越地区龙眼载培历史颇早,品质特优。宋代更为普遍,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说:“龙眼,南州悉有之,极大者出邕州”。

芭蕉,古称甘蕉。芭蕉原产地在亚洲东南部,我国南方也是原产地之一,今广西大青山等地还有野生蕉林。栽培芭蕉,大约从汉代开始。据《三辅黄图》载:“元鼎六年汉武帝破南越,建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为甘蕉十二本。”可知芭蕉在汉时是被当作一种“奇草异木”的观赏植物来移植的。《齐民要术》卷十引东汉杨孚《异物志》中曾就交趾芭蕉食用价值描述说:“芭蕉……剥其皮,食其肉,如饴蜜,甚美。食之四五枚,可饱,而余滋味,犹在齿牙间”。

椰子,别称越王头。西晋郭义恭《广志》记载骆越的椰树种植情况:“椰出交趾,家家种之。”⑼说明其栽培的普遍。

甘蔗,古称柘或诸柘。“柘”字是蔗字的古写。柘浆则为甘蔗制品。据考证,我国栽培甘蔗与制糖是世界上最早的。公元前3世纪初,战国时代楚人便懂得利用甘蔗甜而多汁的特点来烹调其有腥味的肉食。屈原《楚辞·招魂》有“腼鳖炮羔有柘浆些”之句,就是记述这件事。当时楚国即今湖北、湖南一带,可以想象位于其西南的骆越地区,栽培甘蔗按常理还要更加早,只不过因当时疆界尚未到达而缺乏史载罢了。甘蔗是一种原产亚洲热带的多年生草本植物,骆越人在开拓祖国南部边疆中,经过长期实践,选择这一物种进行驯化栽培,而后由南向北引种。西汉时,江南云梦泽虽自岭南引种了“诸柘”,然其品味仍以岭南者为胜。《齐民要术》卷十引《异物志》说:“甘蔗,远近皆有。交趾所产甘蔗特醇好,本末无薄厚,其味至均。围数寸,长丈余,颇似竹。斩而食之,既甘,榨取汁为饴饧,名之曰‘糖’,益复珍也。又煎而曝之,既凝,如冰,破如博纂,食之,入口消释,时人谓之‘石蜜’者也。”这里所记交趾产甘蔗应是竹蔗,除了生食,就是榨取蔗浆为饧。制作饧的方法,是将蔗浆曝晒数日而成,为后来制作结晶砂糖准备了技术条件。

三、盛产不少特效药物

骆越地区得天独厚,自古以来,就盛产不少特效药物。据粗略统计,骆越产的常用特效药物,包括植物、动物和矿物,大约二三十种,主要是桂、槟榔、犀角、蛤蚧、玳瑁、珍珠及薏苡仁等。商周时期献物和后来被强令土贡的珠玑宝玩及名香珍品,几乎皆在特效药物之中。《淮南子》卷十八《人间训》说: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这类史籍早巳给我们印证。

桂,古人对樟科植物肉桂树的通称。中医用于树皮加工而成,一般称为肉桂。在《神农本草经》一书里,分为牡桂和菌桂两种。由于桂味辛温,主百病,养精神,和颜色,为诸药先聘通使,故《说文》称之为“百药之长”。说明肉桂治病,其特别疗效于汉代就得到了肯定。晋嵇含《南方草木状》说:“桂出合浦、交趾,生必高山之巅,冬夏常青。”宋范成大众《桂海虞衡志》说:“桂,南方奇木上药也。桂林以桂名,地实不产,而出于宾州。”与范成大同时官任桂州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也对骆越肉桂产销述说:“今桂产于钦、宾二州。于宾者,行商陆运,致之北方,于钦者,舶商海运,致于东方。”可以说,作为中医要药,肉桂树古代仅产于骆越地区。

槟榔,是古人对棕榈科植物槟榔树的称呼。中医用其成熟干燥种子,故槟榔又有大腹子、槟榔子的别名。《异物志》说:槟榔“以扶留、古贲灰并食,下气及宿食百虫、消谷”。槟榔出骆越境内。《齐民要术》卷十引俞益期《与韩康伯书》说:槟榔“子既非常,木亦特奇……性不耐霜,不得北植,必当遐树海南,辽然万里”。唐刘恂《岭表录异·补遗 》则说,槟榔“交趾豪士皆家园植之,其树叶根干与桄榔、椰子小异也。南人自嫩及老,采实啖之……自云交州地湿、不含无以祛其瘴疠”。

犀角。犀为犀科动物,现有印度犀,爪哇犀,苏门犀和非洲犀。过去远古时代我国南北各地皆产,到秦汉时期仅产于岭南和西南地区。《说文》称犀为“南徼外牛”,说:后汉章帝纪,蛮夷献生犀、白雉。”骆越所产犀牛,唐刘恂《岭表录异》记述得很详尽。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还有专条说:“犀出西番,南番、滇南,交州诸处。有山犀、水犀、兕犀三种,又有毛犀似之……开元遗事有辟寒犀,其色如金,交趾所贡,冬月暖气袭人……此皆稀世之珍。”

珍珠,亦有真珠之称。指的是珍珠贝科动物珍珠贝、马氏珍珠贝或蚌科动物三角帆蚌、褶纹冠蚌等贝类动物的无核珍珠。真珠为名贵中药,出南海。《后汉书》卷七十六《孟尝列传》载,合浦“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艺文类聚》卷八十四引杨孚《异物志》说:“合浦民善游,采珠。儿年十余岁,使教入水。官禁民采珠,巧盗者蹲水底剖蚌,得好珠,吞而去。”唐代时,刘恂《岭表录异》说:“廉州边海中有洲岛,岛上有大池。每岁太守修贡,自监珠户入池。池在海上,疑其底与海通。又池水极深,莫测也……采珠皆采老蚌,刮而取珠。如豌豆大者,常珠也,如弹丸者,亦时有得,径寸照室之珠,但有其说,率不可遇也。”

薏苡仁,是禾本科植物薏仁的成熟干燥种仁。薏苡原产南方。《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载:“初,援在交趾,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南朝梁陶弘景注《名医别录》亦载:籍真定县属常山郡。近道处处有(薏苡),人家种之。出交趾者子最大,彼土呼为篱珠。故马援在交趾饵之,载还为种,人谗以为珍珠也。实重累者为良。取仁用。”说明当时北地虽有产,但薏苡种源出南方,骆越薏苡实大,称著于世,经久不衰。

至于玳瑁,也是骆越地区特效药物之一。《本草纲目》说:“玳瑁,解毒清热之功,同于犀角。古方不用。到宋时,至宝丹始用之。”

四、利用本地纤维资源纺织缯布

缯,秦汉时代泛指布帛。我国葛麻纺织和蚕丝纺织历史悠久,是世界上较早饲养家蚕,织造丝绸的国家之一。在善于利用野生植物纤维或经人工栽培植物纤维资源加工纺织的国内各民族大家庭中,就包括骆越族。其纺织工艺很具特色。用来做纺织原料的韧皮纤维作物有苎麻和大麻,此外,骆越人也利用过蕉茎等植物纤维做纺织原料。他们生产的麻布、葛布与蕉布曾闻名多时,为丰富我国衣著原料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史载和考古资料证明,骆越自古就是产麻基地之一。《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载:“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洲,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略以为儋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苎麻,女子桑蚕织绩。”东汉杨孚《异物志》载:儋耳夷“食薯,纺织为业。这就是说,西汉时期居住于海南省的骆越人,早已开始种麻养蚕织布,按当地习俗,人们衣著简单,所谓“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此种布的布幅很宽,大约五尺左右,在当时被称为广幅布。据林蔚文同志考证,织造广幅布使用的是先进的斜织机⑽。因为我国古代斜织机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普及于两汉。从斜织机发展来看,似乎还应有早期(窄幅)和晚期(广幅)之区别。汉代骆越人能纺织“广幅布”,表明此时使用的斜织机,其所具备的宽度增加,机架组合当更复杂,比早期斜织机也当更先进。由于广幅布品质优良,称誉中原,成为历朝官员的修贡礼品,强征暴敛者甚至还招致杀身之祸。《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列传》说:“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道的正是这一历史现象。

贵县是古瓯,骆人杂居地。1976年秋,在广西贵县罗泊湾发掘了一座大型的土坑木椁墓,出土文物1000余件,有关纺织资料相当丰富,分文字记录、纺织品、纺织工具三个方面。这些两汉前期墓葬出土文物,除大批来自中原内地外,其中不少种类纺织品恐怕也是属于当地生产的,如随葬的成匹缯布,用缯布做成的衣服和盛装其他物品的囊袋等⑾。惜已腐朽,仅剩下个别碎片。残存纺织品经初步鉴定,其原料为麻和丝两类。(1)麻织品原料是苎麻和大麻。该麻织品都作平纹织,有粗细两种。粗麻布用来做鞋袜,出土麻鞋为船形,头端两角尖翘,鞋长24厘米,鞋帮表面涂有防腐用漆,袜为短统,纹理也较粗。纲麻布用来做衣料,因出土样品太残,广西绢纺工业研究所难以鉴定支数,估计在200B/以上,目前国内很少能纺出如此细度纱支。编织图形,其经纬密度为每乎方厘米经线41根,纬线21根。(2)丝织品主要是平纹的绢纱衣料,十分纤细。殉葬棺内有不少黑地橘红色回纹丝织锦残片,出土时仍极鲜艳,但无法提取,根据马王堆汉墓出土同类丝织物鉴定判断,其主要原料应是家蚕丝。该墓随葬的还有植物种实大麻,这一点颇得启发、在世界上,我国是对大麻进行植物生理方面认识最早的国家。大约三四千年前,人们从生产实践中鉴别出大麻为雌雄异株,把雄麻叫枲,雌麻叫苴,枲麻韧皮纤维比较柔细,可以制做精细的织物,而苴麻纤维粗硬,织出的织品比较粗糙。墓中所出大麻籽,说明贵县当时已经种麻,除用麻籽榨油外,自然也会刮用麻皮纤维织布。

值得注意的是,利用蕉茎纤维织布,见载于公元1世纪东汉初年。《太平御览》辑录的《异物志》记述:交趾“芭蕉叶,大如筵席,其茎如芋,取锅煮之为丝,可纺绩,女工以为絺绤。”用蕉葛纤维纺织成的织物,当时有精细和粗糙两种,精细的叫絺,粗糙的叫绤。《广志》也记述:芭蕉。其茎解散如丝,织以为葛,谓之蕉葛,,虽脆而好,色黄白,不如葛赤色。出交趾建安”⑿。建安是南朝宋置的县,属郁林郡,在骆越境内。由此可知自汉到晋,骆越族已经用蕉茎纤维来织布了。处理蕉茎脱胶的方法,杨孚先说:“取锅煮之为丝”,万展《南州异物志》后说:“取灰以练之”。由锅煮到灰练反映了蕉葛纤维生产技术上的改进。因为灰里含有碱,搀灰入水浸泡蕉茎皮,比锅煮更易于脱胶,得到比较纯净的蕉纤维,这不失为一个创造。

宋代,骆越的织麻技术又有所发展,生产的“纟束子”麻布最为精美。周去非《岭外代答》说:。邕州左右江溪洞,地产苎麻,洁白细薄而长,工人择其优者为纟束子,暑衣之,轻凉寓汗也。汉高祖有天下,;令贾人无得衣纟束,则其可贵自汉而然。”这种纟束子苎麻布,“一端长四丈余,而重止数十钱,卷而入之小竹筒,尚有余地⒀。反映纺织晶确实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也表明骆越族后裔擅长麻织与继承传统。

五、冶铸了风格独特的铜鼓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商周开始,青铜器铸造就相当繁盛。春秋时,随着青铜武器问世,工艺精湛的青铜剑出现了。此时在南方,百越民族中的一支骆越,也逐渐发展壮大起来,能铸造犀利的环首刀和剑矛等武器,特别是善于制造铜鼓。事实表明:骆越铜鼓已经成为我国青铜文化的又一瑰宝。关于铜鼓的最早记录,出现在我国南朝刘宋时成书的《后汉书》,该书《马援列传》中这样叙述:东汉初期,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于交趾得骆越铜鼓”。

骆越人铸造铜鼓,既把它当作乐器,又把它当作重器,这反映了该民族的历史传统习俗。骆越族遗裔是俚僚。《后汉书》李贤注引东晋裴渊《广州记》说;“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初成,悬于庭,克晨置酒,招致同类,来者盈门。豪富子女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叩竟,留遗主人也。”唐昭宗时出任广州司马的刘恂在其所著《岭表录异》中也说:“蛮夷之乐有铜鼓焉……贞元中,骠国进乐,有玉螺铜鼓,即知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生产这种铜鼓,平时起乐器的独特作用,但同时它又被视为权力的象征。《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下》说:“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骆越人“铸铜为大鼓”这种社会风尚,从战国秦汉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顶峰,延及后来各个朝代。据初步统计,现在收藏于我国各地文博单位的古代铜鼓共有1360余件,其中最大铜鼓直径为165厘米,重600斤⒁

铜鼓不仅是一种乐器和重器,而且还是一种装饰图案丰富多彩的艺术晶。这些铜鼓的鼓面,有太阳纹饰,有青蛙纹饰,有翔鹭纹饰,有羽人舞蹈纹饰,有竞渡纹饰,有雷纹与雷神,乘骑及其它饰物。从历史文献记载和晚近发现资料来看,骆越人居住的范围,都是铜鼓的分布地区。广西田东锅盖岭⒂、西林普驮屯⒃和贵县罗泊湾⒄等地的战国至西汉墓葬中就曾经出土过铜鼓。尤其以罗泊湾汉墓中出土的两面铜鼓最有代表性。其鼓面中心区装饰十二芒太阳纹,芒外有七晕圈,主晕有羽人划船、羽人舞蹈和衔鱼翔鹭等纹饰,所有花纹图案线条流畅,粗犷传神,生趣盎然,虽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但出土时光泽如新。可见当时生活于这里的骆越人,经过不断生产实践,在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和发展了以铸造与使用铜鼓为特征的青铜文化。

专家研究认为它是属于滇系石寨山型铜鼓⒅。其发展路线大致是:滇池往南,元江向东南奔流,把石寨山型铜鼓带到红河三角洲,生活在这里的正是骆越人,由于他们原有较高的农业文化和青铜冶铸业,使铜鼓铸造工艺在这一地区获得了较充分的发展。滇池往东,南盘江流经贵州和广西交界地区,并与北盘江汇合成红水河,石寨山型铜鼓由此传播到句町和夜郎地区,最东到达贵县,即骆越、西瓯杂居地,而句町和夜郎地区的滇系铜鼓继续东移,与北来的楚()文化汇于郁江流域,在两广地区南部又形成一个铜鼓分布中心,这是乌浒人也就是后来俚人的活动地盘,他们与骆越密不可分,又把铜鼓的分布点向东推到了广东阳江,东南抵达海南省——骆越族群聚居的最遥远地带。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形式庄重、通身铸有丰富多彩纹饰、制作工艺精良的骆越铜鼓,给我国古代青铜文化无疑增添了异彩。概括说来,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史,是古代各族劳动人民在与自然界作斗争中共同创造的。劳动人民是社会经济文化的真正主人。古代聚居在今广西左,右江流域,贵州省西南部以及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包括今广东的茂名,海南省和广西的陆川、博白、玉林、贵县、灵山、合浦一带瓯骆杂居地的骆越族,在经济文化方面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也就证明了这一点。

注:

⑴《资治通鉴》卷四十一《汉纪三十三·光武帝建武五年)

⑵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钦州独料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2年第1期。

⑶《史记》卷—西一十三《南越列传》的《索隐》引。

⑷《山海经》第十八《海内经》。

⑾⒄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9期。

⑹《广西合浦堂排汉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41981年。

⑺广东省荔枝科技协作组编:《荔枝生产技术问答》,广东科技出版社,19881月。

⑻《后汉书·和帝纪》。

⑼⑿见《齐民要术》引。

⑽林蔚文:《古代越人的纺织业》,《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

⒀见《岭外代答》专条。

⒁该铜鼓之王见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铜鼓陈列馆。

⒂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田东发现战国墓葬》,《考古》1979年第6期。

⒃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文物》t978年第9期。

⒅蒋廷瑜:《铜鼓》,人民出版迅1985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