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连海南岛史前时期的历史都摸不清，海南岛的文化内涵又该从何说起？
2014年1月14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去年探方发掘的基础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海南最大的史前遗址、陵水桥山遗址开启又一轮大规模探方发掘，在遗址面积5万平方米的区域内新布设了6个探方。
经过1年多的努力，考古工作队已对20多件桥山遗址出土的陶器、石器碎片进行了复原。它们的本来面貌已慢慢恢复，专家初步判断，据此可追溯到史前5000年的历史。
在获悉桥山遗址出土文物有了复原新突破的第一时间，记者赶往遗址发掘地进行实地探访。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破解“海南三大未解之谜”的新期冀。
1.小心翼翼
“切”开史前秘密
专家：桥山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为海南地区迄今发现的最大史前遗址，其面积之大、堆积之丰厚、遗物之丰富、保存之完好，在整个华南地区都极罕见
1月16日，冬日的暖阳拥着陵水。记者来到三才镇桥山遗址处。千年前遗落在这里的神秘，千年后还能探访到，并且能见证它的发掘过程，很神奇。
将土层一片一片往下往深处切
“预计这次发掘将有20余个探方，数量上要远远大于去年。”桥山遗址考古队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傅宪国说。
现已开掘的6个大小面积相同的探方，都是5米×5米。张小波、郑云峰、徐浩宁3名考古工作者在探方里仔细地一点点地切开土层，也一步步揭开海南史前时期的秘密。
张小波说：“25平方米的探方面积是古遗址发掘中探访面积比较大的一种，在广西、福建等地，我们布设的探方大多是2米×2米。”
张小波耐心地用铁铲将土层一片一片地往下、往深处切，在下切至20厘米左右时，表土层已经完全裸露出来，即离现代最近的土层；再往下切20厘米左右时，是古人类已经离去的状态下的土层区域；到了第三层，才有古器物出现，是古人类生存活动时期的土层。
“每一层土分布的颜色、内在结构、所处的历史时期都大不相同，我们从每一层土中都可以对当时所处的历史时期进行初步检测辨别。”张小波说。
张小波切得相当细致，对边沿还要用特种胶固定，避免塌陷，每切好一个区域，他的老师傅宪国都会下到探方中，用木棍勾勒线条，将不同的土层更清晰地加以区分。经过勾描，记者发现，原本看似没有什么区别的白砂土土层之间有着非常细微的差异，颜色自上而下由浅入深。傅宪国说，初步推断，第二土层很可能源自距今3500年左右，而第三土层就要追溯至5000年左右。这片区域的土层比去年发掘探访的土层明显要深20厘米左右，可以达到60厘米。
海南发现的最大史前遗址
傅宪国向记者讲述，目前新一轮发掘还在布设探方阶段，探方做好后，就要进行遗物的提取。
从布设探方到提取出土物品，这也仅仅是工地部分完工。结束之后，考古队还要进行采集土样，在实验室进行植硅石、孢粉的分析，以了解古地貌和古环境；接下来对遗址出土遗物，特别是大量的陶片进行修复拼对，尝试复原陶器，了解遗址文化面貌；最后，根据发掘情况要出具一系列的考古报告。
“经过了一年多的分析研究，我们推测桥山遗址整体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为海南地区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史前遗址之一，其面积之大、堆积之丰厚、遗物之丰富、保存之完好，目前在整个华南地区都极为罕见。”傅宪国说。
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发掘区内遗物分布极为密集，探测到的遗物主要有大量敞口、直口或者盘口的夹砂红褐陶器残片，其次是纺轮，磨制石器数量较少，初步判断其年代距今3500年—5000年。
2.第一批复原物首度披露
专家：目前找到的有大片瓷器片的区域，可能是过去人类居住的祭祀区域，目前还没有发掘到墓葬和生活区，但是，以当前所处的发掘地点来看，应该可以找到生活区域
1年多的时间里，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6点进行考古发掘，“下班”后队员们就回到大港村的“家”，自己煮饭，过起田园慢调的生活。“每到一处考古发掘地，都把自己当成当地农民。”这是考古队员们早已习惯的生活模式，快60岁的傅宪国和年轻的考古队员们都过着这样的生活。
吸引他们“扎”下来的，是不断出土的大批文物和急需他们去破解的一个个谜团。
1月16日，傅宪国带着记者来到了位于大港村的考古队员的居住地。在仓库里，将出土的23件陶器、石器复原品一字排开向记者展示。
“这是我们几个人一起粘贴复原的，这就是古遗址中的立体拼图。”徐浩宁形象地比喻。包括徐浩宁、郑云峰、张小波、付永旭（海南考古所）、王明忠（海南考古所）、刘业沣等人，都参与到出土器物的复原工作中来。
23件复原品中，有9件是比较大型的生活器皿。将发掘出来的属于同一器皿上的红褐陶碎片进行对茬拼接、粘合，然后对于残缺的部分，就根据已拼接好器物的形状，用白色石膏进行补全处理。在现场，记者看到一个个“红白混搭”的陶器器具就这样完成了。
傅宪国对凝聚着心血的一个个古陶器进行讲解：“这个罐体较高的陶器，体积较大，陶肚较深，我们推测这应该是古人用来装食物的器皿；这个像一个大碗形状的口沿陶片器皿，口大形浅，推测应该是古人类生活用的炊具……”
记者看到，还有一些已经复原了器皿底座的陶制品，却只有底座，而没有像其他用石膏修复过的整体造型。考古队员告诉记者，“这个器皿，出土时，底部的陶片相对完整，但是却怎么也发掘不到陶身部位的一点点碎片，正是因为少了那么一点点对茬的碎片，整个陶身的形状无法推断出来，所以也就没有办法去复原陶身，最终只能以一个底座的形象出现了。”
在已完成了标注的出土石器中，钻芯、石锛、双肩石器、网坠、砺石、石斧等都有展示，其中以网坠居多。傅宪国说，“这种网坠的形状我们在大陆地区考古发掘中多次出现的纺轮十分相似，但因为海南特殊的地理位置，渔业为主，经过深入研究，我们最终还是认为，桥山遗址出土的这些纺轮状石器，作为海南古时渔民出海用渔网的垂坠的可能性更大。”
“当然，这一切也有待进一步发掘来考证。”傅宪国说，“根据推测，目前找到的有大片瓷器片的区域，可能是过去人类居住的祭祀区域，目前还没有发掘到墓葬和生活区，但是，以当前所处的发掘地点来看，有农耕、有淡水溪流，不远处又有石贡遗址，应该是可以找到有关生活的区域的，如果能够发掘到墓葬区域，则是更大的惊喜，对墓葬的发掘难度也要远远比现在陶器碎片的发掘难度大得多。”
3.艰辛发掘要迈几道槛
专家：文化层堆积浅、资料残缺、考古科研力量薄弱等原因，桥山遗址考古发掘需要漫长的时间，可能是5年，也可能是10年
“可能是5年、也可能是10年。”傅宪国笑说，也许到自己退休前，都要跟海南“结缘”了。
考古发掘过程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虽然傅宪国几次提到海南的沙丘遗址发掘难度系数，与内陆地区贝丘遗址等发掘难度相比并不大，但他也坦言，也面临着诸多困难，需要迈过多道槛。
资料残缺，发掘困难
海南考古起步较晚，专业人员少，海南考古的专题性和系统性不强，考古材料也就显得比较零碎和薄弱。尤其作为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古遗址，虽然过去也做了一些文物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但其成果并不能反映出海南古遗址中相对整体一些的面貌，因此给进一步深入发掘研究带来了极大难度。
在这一点上，海南省博物馆馆长、省考古文化研究所所长丘刚也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海南早在1960年代就曾对陵水石贡遗址进行过首次发掘，当时，海南没有建省，是中山大学牵头对海南行政区的遗址进行带队发掘，当时与国际考古学界接触很少，这种类似于“初步调查”式的发掘最终没有留下多少详细的资料，发掘完毕后也只是出具了一份简报。后来，海南又对石贡遗址进过第二次发掘，有很重要的遗物出土，但遗憾的是发掘学者却没有出具报告。这些造成陵水古遗址现存的资料十分缺乏，也直接影响了桥山遗址发掘的基础性工作的开展。
文化层堆积浅，遗物难保存
经过1年多的发掘，考古队员们发现，包括桥山遗址在内的在海南古遗址中，文化层堆积普遍较薄，这与海南的自然环境有着极大关系。海南高温多雨，自然侵蚀力量大于沉积力量，所以能保存下来的文化堆积物也十分稀少。因此，桥山遗址出土的遗物就显得相对单薄。而先民们生活过程中留下的各种遗物，除石头工具外，其余的诸如渔网、木帆船、树皮布、古船型屋、竹席等几乎都难于保存。遗址除地表层外，其下的文化层一般厚度仅20厘米—50厘米，简单的文化层堆积和数量有限的遗迹，较难成为判断整个遗址具体年代的有力证据和绝对标准，也很难与北方地区同期的文化遗址进行对比研究。
傅宪国举例说，桥山遗址属于沙丘遗址，其发掘难度要比洞穴遗址难度大，洞穴遗址因为有石灰岩碳酸盐钙化胶结作用，所以使得昌江信冲洞、皇帝洞和三亚落笔洞等遗址中的大量哺乳类动物化石和少量人类化石能够得以保存下来，而沙丘遗址却无法做到。
现场发掘技术性难题多
桥山遗址的土层条件属于砂地，给发掘现场带来了不少的技术难点。傅宪国说，钻探就是一个难点，在广西贝丘遗址发掘中，用相对简单的铲刀铲土，就可以发现非常明显的土层结构，可是这里是砂地，砂地土质流动性强。为此，我们专门购买了美国较为先进的沙丘遗址钻探仪器，可是发掘过程中还是很难分辨，土层区分十分模糊，尤其在操作回填环节时，砂子被挖出来再回填，找不到一点土层区别，相关的研究也要重复很多次才能完成。
本土考古科研力量薄弱
在考古方面，因为建省较晚，海南本身具有的对出土文物的科研条件也较为薄弱。这使得联合发掘出的大量的出土器物，需要由考古人员带回北京考古研究所才能进行检测和深入研究。比如，对于去年在发掘出的兽骨的年代鉴定，在海南就因为没有有关的DNA检测仪器，根本无法在当场敲定存在年代，于是，考古队员不得不将兽骨带回北京进行骨质DNA检测后，方得出结论。
此外，包括桥山遗址在内的古遗址发掘还受到人员、经验等方面的多重限制。丘刚说，现在的考古学，更倾向于一门综合性学科，不仅仅是挖掘，还需要有植物学、分类学、细胞学、人种学、高科技手段等作为支撑，就连花粉这一类的出土物质，都需要由专门的研究方法和仪器来检测当时的遗址生态环境，因此，可以说，海南的遗址发掘综合条件还十分“脆弱”，有待完善。
4.复原文物是破谜钥匙
专家：试图破解“海南三大未解之谜”，有望在海南史前人类行为模式、生计模式等研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
逐步呈现的这些桥山遗址复原物，正在试图破解学界一直争论的“海南三大未解之谜”：海南与南岛语族是什么关系？海南岛最早的居民即黎族族源，到底是“南来”、“北来”，还是“西来”？海南陵水地区的居民又是从何而来？这对于海南来讲，意义重大。
海南岛最早的居民即黎族族源，到底是“南来”、“北来”，还是“西来”？针对海南岛最早居民的来源问题，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曾经提出“南来说”，即来自于南洋各民族，因为黎族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印度尼西亚古代马来民十分相似。也有学者提出过“北来说”，持此观点的学者通常认为，海南黎族的祖先是我国古代越族的一支，即骆越，他们约3000年前从我国南方沿海地区陆续迁到海南岛。除此“两源说”，还有“多源说”。关于这一问题，学界遗址存在争论和猜想。
而出土器物的复原，对解开这些谜团，是有着巨大推动作用的。
在接受采访时，傅宪国再次强调了桥山遗址之于海南地区史前文化研究的意义。他说，遗址的不断发掘和复原，将为构建陵水乃至海南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演化序列提供重要资料，并且为探讨和研究海南地区史前文化与南岛语族的关系提供重要资料。
“桥山遗址发掘进展迅速，不仅能为探讨和研究海南地区与广西、广东及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关系提供重要线索，而且，在对桥山遗址开展地貌、古环境、古动物、古植物以及体质人类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之后，有望在海南史前人类行为模式、生计模式、海岸线变迁等的研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傅宪国说。
5.还有多少古遗址在“哭泣”
调查：大港村遗址难寻踪影，走客遗址、莲子湾遗址遭到破坏，移辇遗址发掘地被高楼掩埋……
陵水目前已探明的遗址有6处，分别是：走客遗址、桥山遗址、石贡遗址、莲子湾遗址、陆仔湾遗址、六量岭下遗址。
海南的古遗址多是古代人类生产、生活等活动留下的遗迹。包括人类为不同用途所营建的民居、官署、寺庙、作坊以及村寨、烽堠、炮台和城址等各类建筑残迹。它的特点表现为不完整的残存物，而它所在的区域，也成为考察分析当时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状况的重要地点。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考古学家们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古遗址，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重大建设项目的进驻，而正悄然间被破坏。
在陵水的走访中，当年的大港村遗址因周围农村越来越多的新民房的拔地而起，难寻踪影；曾经地质调查中发现有大量文化堆积的走客遗址和莲子湾遗址已经遭到破坏，其中，走客遗址因为位处海边区域，挖沙行为几乎将遗址破坏殆尽。
傅宪国不无惋惜地提到了陵水当时令考古界十分震惊的移辇遗址。移辇遗址是2007年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沙丘遗址，考古工作者对移辇遗址出土陶器进行了一系列的物理与化学测试实验，其中陶器孔隙率、吸水率和植硅石测试均在海南文保实验室独立完成，陶器烧成温度和化学原料分析又分别委托中国科技大学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开展。这一系列的考古研究，都对深化对中国古代陶瓷科技史及岭南新石器时代制陶文化研究，对研究南岛语族文化提供着重要线索和科学依据，然后，没有多久，一家外来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进驻，遗址发掘地被高楼掩埋，让考古专家们痛心不已：失去了发掘地，出土遗物价值几乎“折半”。
时至今日，到底还有多少古遗址在“哭泣”，我们渴望有关部门摸清家底。
截至目前，被国家收入《中国文物地图集·海南分册》的，有近1500处不可移动文物遗存，其中古遗址558处，已占到不可移动文物遗存的三分之一以上，古遗址在海南历史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不容小觑，而面对不断被蚕食亦或消逝的遗址，我们需要更多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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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山遗址出土的陶片拼接修复成的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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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山遗址出土的陶片拼接修复成的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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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山遗址出土的陶片拼接修复成的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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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山遗址发掘出土的纺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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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山遗址发掘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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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傅宪国修复出土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