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壮医首席专家黄汉儒
黄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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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医药是中华民族医药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
几千年来，壮族能够在号称“瘴厉之乡”的南国繁衍生息，成为全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不可动摇地证明了壮族人民的智慧和壮医药的神奇。
一九八五年在大明山脚下的武鸣县马头镇西周古墓出土了两枚针灸用的青铜针，是我国境内发现最早的医疗器械，引证了《黄帝内经》关于针灸术是从南方传来的论述，同时也说明壮医药源远流长，壮乡医疗资源丰富发达。壮族人民的神山大明山是这个壮医药宝库的源头之一。
一生呕心沥血，孜孜不倦，无怨无悔，为挖掘、整理壮医药，使这个神奇老医种焕发青春、重放异彩的壮医专家黄汉儒教授的工作，弥足珍贵，让我们肃然起敬。
（一）
我欣然接受了采访壮医专家黄汉儒教授的任务。
生活在广西，几乎没有人不享受过壮医药恩惠的。
广西，这块地处北回归线上的神奇的土地，繁衍养育了四千多万各族人民。前苏联伟大的医学家巴甫洛夫说过：“有了人类，就有医疗活动。”壮族作为南疆一个人口众多的土著民族，为求生存和繁衍，在和大自然的斗争中，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壮家文化，也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神奇的壮医药。
一枚银针、几个竹筒、一条麻线、数味草药……就能给人治疗疾病，解除痛苦，甚至治愈一些连现代医药也束手无策的病患，既简单又便捷，这不是太神奇了吗！
不错，现在是人类走入太空、科学昌明的时代，在生物科学家和医学家开口闭口细胞细菌、病毒基因，医生护士动辙CD、超声的时代里，还有这些诞生在刀耕火种岁月的医药医术的立足之地吗？但严峻的事实是，现代医药在给人们解除病患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始料不及的副作用。于是，经过反思的人们走上一条新的回归自然之路，寻找古老的曾经行之有效而副作用又比较少的、不受现代化学污染的、纯天然的医疗资源的活动便成了新的时尚。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对曾经作为中国骄傲之一的壮医药的挖掘、整理、开发，应当说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了不起的工程。
而为这个工程做出重要贡献的壮医专家黄汉儒教授的工作，就让人倍加崇敬。我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走近黄汉儒医生的。
（二）
在南宁明秀东路，矗立着一栋设计精巧、新颖别致的中西合璧建筑，雪白的粉墙，碧绿的琉璃瓦，既古老又现代，既传统又新潮。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独树一帜的广西壮医医院。在这家医院五楼一间明亮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黄教授。
他的办公室，两面墙壁全被高大的书橱档住了，上面满是古今中外的医药典籍，还有马、恩、毛以及鲁迅等人的著作。书橱和办公桌上的文件，报架上的报纸都排列整齐有序，洁净无尘，虽简单朴素却书香浓郁。
让我惊叹不已的是，黄教授年过花甲，却没有一点花甲老人的龙钟老态。他神采奕奕，步覆骄健，讲话中气十足，让你感觉到，这似乎是一个年仅四十开外的精力充沛的中年人。他的健康状况，说明他是一位熟悉养生之道的高明长者。
黄教授是广西忻城人。忻城有一个著名的土司衙门，土司衙门旁边，现在还保存一座清代修建的三界庙。小时候，黄汉儒这个壮家少年便经常听到乡亲们传说三界公的故事。传说中三界公是壮族的神医，他曾在山中遇仙，仙人授以五彩带、仙棒、仙桃及金字书法宝。三介服下仙桃变成神医，专为贫苦乡人治病。治病时在病人患处缠上五彩带，以仙棒轻轻敲三下，则骨折脚跛能奔走，浮肿病人重健康，多年瞎子见光明。在瘟疫盛行期间，三界公广发“驱瘟灵”与民众，为民治病，药到病除，起死回生，且分文不取，深受群众爱戴。他“首先治全本乡土，后又远近都闻名，西北传到贵州省，东南又传到广东”。是位内、外、五官科都精通的神医，名气很大，人们修建三界庙来祭祀供奉他。三界公是壮医医德医技的楷模，壮族人民的精神偶像。三界庙能修到土司衙门旁边，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位壮乡医圣在当地官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
三界公给少年黄汉儒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成为三界公那样具有仁心神技普济众生的医生成为了黄汉儒的人生理想和毕生追求。一九六五年八月，他从广西中医学院毕业，披上白大褂，走进三介公的行列，而且象三介公那样，不求荣华富贵，自愿来到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工作，而且一干就是十三年。在基层医院摸爬滚打十三年，风里来，雨里去，在遥远的贫瘠的深山大弄中，所见所闻，所经所历，让他深切体会到传统的民族医药的伟大和深广。
第一个使他深深触动的是：广西自古被称为“瘴厉之地”，潮湿多雨，瘴气弥漫，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而壮乡的各族人民，不仅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而且壮族还发展成为全国五十六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除了发展农耕技术进行农副牧渔等取得物资生活资料之外，一定还有极其有效的能够和各种险恶疾病斗争的办法。这种历时千百年而发展起来的民间医药，不仅盛行于二十世纪西医西药传入广西以前，甚至在现代医药流行的今天，仍传承不废、长盛不衰，说明它疗效肯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第二个让他深深触动的是：巴马这样土地贫瘠交通闭塞的大石山区，居然成为世界罕见的长寿之乡。巴马虽被命名为瑶族自治县，但人口百分七十是壮族人。此地百岁老人比比皆是。历代帝王到海外寻找仙丹妙药，祈求长生不老都不成功，而山弄山罅中的巴马人肯定有不为人知的健康保养秘方。
第三个让他深深触动的是：他在南宁市广西中医院实习时，曾跟随名医李才魁学习。李医生是一个民间草医圣手，他有一套极其独特的医术，他主要使用广西地区的草头药，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他开出的处方都用猪骨头做药引，和草药一起煎熬，而且许多病人药到病除，应手而愈，一时远近传扬，很多患者天没亮便到共和路中医院他的诊室排队方能挂上号就诊。他让南宁人不仅认识到民间郎中也有神技，身边地头的草头药也可以治病，尤其是猪骨头这种寻常的食材也有特殊的治病疗疾的功能和不可忽视的药用价值。从此南宁人对猪骨头情有独钟，一时熬猪骨头汤成风，猪骨头甚至脱销。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凭票供应猪肉。为了满足市民对猪骨头的需求，有关部门还在下发的“猪肉票”中专门指定有限定数量的“骨头票”，以保证供给。一名医师开出的药方居然能够影响到政府政策的出台，可见壮医药的影响力竟然就有这么巨大。
第四个让他深深触动的是：文革期间，天等县出产一种疗效显著的壮药桂龙膏，十分畅销。据说是一位老农因病痛缠身，痛苦不堪，百医罔效，一天他突发奇想，把用来治牛病的药草煎汤服下，“像解索一样”居然治愈了他多年的风湿顽疾，天等县也因此药而形成了一种产业。而此前风行一时的传说由狱中死囚献方制作的“云香精”、“正骨水”，主要原料也是广西地区特产的生草药材，可见“民间有奇药”。
第五个让他深深触动的是：金城江有个妇女莫五妹，百岁还行医。河池、宜山、环江一带的患者，不远千里赶往金城江，他们不是寻找歌仙刘三姐对歌的，而是让神医莫五妹治病的，一时传为佳话。柳江人龙玉乾，原来是自治区乡镇企业局的国家干部，擅长祖传的药线点灸，工余为乡亲群众治病，声名不胫而走，每天上门问医者络绎不绝；文革期间他被下放自治区五七干校，人们亦赶到五七干校求治，简直弄到“龙同志”无法学习的地步，特别是晚上和星期天，更是踩平门槛挤破门。为此干校领导曾经采取措施，断然谢绝校外求医者，但遭到强烈反对。在群众迫切要求下，校方只好尊重民意，指定时间指定地点让“龙同志”应诊，这才解决问题。可见“民间有奇人”。象这样的“神乎其技”的民间土医还有像德保的罗家安擅长针痧，宁明的陈建英会灯花灸，天等的郭庭璋善治奇难杂症等。他们治病救人的特技民间有口碑，医疗界专业人士也耳有所闻。
第六个让他深深触动的是：民间医生们看病不用西医的听筒，不用化验，也不同于中医的“三指定六脉”的“把脉”，而是“三指四肢诊”，还有所谓的“目诊”（看眼睛），“甲诊”（察指甲），“腹诊”，“排刮诊”等等，很少借助器械，治疗方法也简便易行，这在交通不便，缺医少药的山区，尤其“顶用”。
第七个让他深深触动的是：在桂西壮族聚居的靖西县，流传着一种很有特色的药市习俗，每年农历五月初五，该县远近村寨溪峒的药农，以及懂得一方一药的群众，纷纷将自采的各种药材，肩挑车载运到县城摆摊出售，上市的药材品种达到数百种以上，主要圩亭摆满，不下五六百摊，赶药市者多达万人，真是洋洋大观。隆林、忻城、贵县等地也有类似的药市。药市的形成，说明壮乡人民对抗病防病的重视和治病知识的普及程度，是自发的、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的、不用干部行政命令的“爱国卫生运动”……
一椿椿，一件件，事实使黄汉儒震撼了，他想，民间存在着这么一个硕大的医药宝库，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并被排斥在医疗机构范畴之外，有的还被以非法行医的罪名予以取缔，这是多不正常的现象！他发下宏愿：一定要把这个医药宝库挖掘出来，把壮乡的三界公请出来，为人类造福。但这是何等浩大的一个医药卫生工程啊！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八桂山山水水，单凭他个人的力量，毕竟还是有限的，眼看一些年老的壮医又相继故去，一些特殊的治疗手段又因诸如“传男不传女”之类的传统家规所禁锢，倘若不及时抢救就会面临失传的危险！为此，他既着急又无奈。
（三）
黄汉儒是幸运的，他有幸等到了科学的春天，机会终于来了。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一九七八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和煦的春风传遍了祖国大地，埋藏在黄汉儒心中多年的整理壮医的种子终于发芽了。
但是这个时候，黄汉儒反而不急了。射虎先练箭，屠龙先磨刀，他首先想，要深挖宝藏得有过硬功夫。中医学院五年本科学习和十三年的行医实践固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这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进一步武装和充电，使自己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才能钻得更深，完全破译有着几千年传统的壮医的奇特的信息密码系统，端出一个真正的“黄金富矿”来。
实事求是地说，挖掘整理民间医疗资源的工作，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逐步开展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黄汉儒知道，这挖掘还是浅表层次的，深度不够，如果他不从理论上、不从更深更广的视野上进行整理，那也仅仅是一般化的整理，泛泛而论的整理，不可能做出超越性的成果。
于是，他选择了再深造。
一九七九年，他告别了十三年朝夕相处的同事乡亲，来到了首都北京，走进了中国中医科学的最高学府——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学术殿堂。这里有闻名国内外的顶尖级中医大师，有丰富的罕见的医疗典籍，有浓郁的学术气氛，是学习中医最理想的场所。然而，在这座宝山上，黄汉儒却选择了比较偏僻的、最不热门的中医文献专业。在别人看来，“学医学不学‘临床’，等于做厨师不端锅炒菜”一样，舍本求末，这是个极其冷门的专业啊！没有人知道，黄汉儒却是怀着一个美好的“三介梦”而来的，选择这个专业也是他“蓄谋已久”的。
在这里，他接触到更高端更深邃的中医理论、更系统更完整的学术体系，他可以寻找和追溯到更遥远的医史源流，触摸到世界最前沿的医学脉博，打开了更广阔的医学视野，捕捉到当今世界医学回归自然的最新动态，尤其最重要的是，他拿到了整理中医文献的宝贵的金钥匙。他从浩如烟海的中医古籍中钩沉出大量珍贵的有关壮医壮药壮医史壮医方壮医话等等宝贵的资料。他从中找到信心，从蒙医藏医苗医等其他少数民族整理挖掘医疗资源获得成功中受到鼓舞。让他深受震憾的是由于西方先进国家在非洲、亚洲等欠发达地区大肆抢夺药物资源，一场世界范围的医药资源争霸战正如火如荼展开，从而更坚定了他当仁不让整理壮医药的决心和使命感。
三年很快过去了，黄汉儒毕业了，他是我国首批三名中医文献硕士研究生之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冷门成了“香饽饽”。学校的领导热情邀他留院工作，北京的一些中医高校、科研单位也向他敞开大门。要知道，留京工作，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但是黄汉儒是壮族人民的忠实儿子，他是怀揣着整理壮医壮药的宏愿来的，现在学有所成，应该回到故乡去，报效养育自己的父老乡亲了。况且，留京工作，从学术上讲，有可能只是重复别人的脚印，而回广西，等待他的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那才是开创性的工作呀！
“你们广西是一个医药宝库，广西壮医很有特色，大有可为啊！”在首都，来自北疆的蒙医朋友这样对黄汉儒说。由此，他更进一步了解壮医在民族医药中的地位。
他选择做拓荒者，回到壮乡，回到当年培养他的母校——广西中医学院。黄汉儒决心，他一定要把这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深藏民间的壮医体系挖掘、整理出来，把它提高、擢升到现代科学的层面，让它成为一个完整的壮医系统，让它走进崇高的医学科学的学术殿堂，走进高等学府，走进普通医院，走进千家万户，造福各族人民。并让它成为父老乡亲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
广西很多地方都立有“三界庙”，人人心中都有一个“三界公”，这不是迷信，这只能说明，广西各族人民对医学的推崇和敬仰。广西中医学院的领导站得高、看得远，坚定地执行党的发展民族医药的政策，全力支持他的求索。
（四）
黄汉儒整理壮医工作很快就进入了快车道。为此，他足足准备十六年。十六年，那是将近六千个日日夜夜呀，他没有一刻不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现在，他可以放开手脚，大展宏图了。他可以对着八桂的群山，大声呐喊“芝麻开门”了！
真的，从此，他的事业就如春云初展，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
一九八四年，他协助组建广西中医学院的“壮医研究室”和“壮医门诊部”。
一九八五年十月，考古界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一件考古新发现轰动了世界。从大明山下的壮乡武鸣马头镇挖掘的西周末年的古墓中，出土了两枚青铜微针。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唯一见诸报道的年代最早的微针。黄汉儒发现，这与他学习的中医最权威的典籍《黄帝内经》提出的微针出自南方的论断相一致，也证明广西壮医的确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这个中国医学史上的亮点对于广大壮医是极大的鼓舞。黄汉儒知道，新时期党对科学的重视，对民族医学的重视给了壮医发展一个千载难逢的极其有利的时机。青铜微针的发现，更像增加了一座核电厂，为整理壮医的工作增添了新的能源。必须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开展进一步的深入性的工作。
难能可贵的是，黄汉儒不是枯坐书斋、空发议论、缺乏动手能力的书生，而是踏踏实实想干实事而又能干实事的实干家。他的“三界公之梦”既是蓄谋已久的，也是有计划有步骤的深谋远虑的，他耐心沉着而又充满信心不急不躁地一步一个脚印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第一步，他首先把机构建立起来，有了机构就有人去工作。俗话说：“人存事兴，人亡事废”。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但是，一项事业的开拓，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一开始，人们的认识总是参差不齐的，总有认识不到位的人，不理解的人。于是，不和谐的声音出来了。
概括起来，大体有这么几种议论：
一是壮医等同中医论，认为“哪有什么壮医，还不是你们自己生安白造出来的”；二是壮医不科学论，尤其对陶针、针刺放血疗法，认为弄不好容易感染；三是说壮医迷信，是装神弄鬼的巫术、骗术。
黄汉儒觉得有这种认识的错位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第一，很多原本发源于壮族地区为壮族人民创造的医药医术，比如微针，就被中华大地具有最先进文化的汉族所吸收，早已写进中医的经典里去了。第二，一些治疗手段由于出自不同的医疗体系，来自另一视角的西医文化解释不了而被认为不科学（后来电影《刮痧》说的就是这种文化的冲突），连传统的中医，现在也还有头上罩着科学院院士光环的人认为是“伪科学”，何况名不见经传的壮医！第三，一些民间壮医的治疗手段由于恪守不外传的祖训，例如药线点灸疗法的龙玉乾家的祖训是“药线灸治吾独有，无传归祖不外流，唯有亲生单线传，非此验验方点头”，代代单线所传，而深藏不露不为人们所认识。第四，有的壮医行医带有神秘色彩。第五，还有一些壮医例如刮痧、蛋烫之类治疗手段已被广大群众家庭常用而被认为太过普及而不登大雅之堂。为此，他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关于壮族医学史的初步探讨》一文，以严谨的科学的态度，确凿的文献、文物和大量考察资料，论证了壮医在历史上客观存在并对壮民族的健康和繁衍做出了重要贡献，以不可动摇的铁的事实，驳斥了认为壮民只崇尚鬼神，不信医药的传述。此外，他还利用各种形式，做了耐心细微的宣传解释工作，使人们对壮医有正确的认识。
自治区卫生厅的领导，自治区政府的领导，乃至国家科委、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对民族医药的认识是正确的、到位的、坚定的。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壮医这朵奇葩，终于得到正常浇灌而茁壮成长。他们力排众议，不但在财力上、人力上，而且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最有力的最令黄汉儒感动的是，能够从立法的层面，通过了《广西发展壮医条例》，为壮医争取到了崇高的法律地位，使壮医的实践和发展有了法律的保障。每当提起这些，黄汉儒就激动不已，他说，当时不管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半夜去找自治区领导，他都为你开门，给你接电话，替你解决问题。没有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壮医今天得来的这个局面，是不可能想象的。
正是在这样温暖的阳光照耀下，一九八五年，经国家科委批准，黄汉儒组建了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并且争取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投资四百多万元人民币。他带领大家奋战两年，建成了一幢总面积八千二百平方米的七层科研大楼和有五十多个床位的临床验证部，以及民族医培训楼、职工宿舍等。为此，他又多方奔走，从各地调来十五个壮医专家和一批科研人员到所工作，充实各个岗位，使这批专家获得良好的科研条件和工作环境。曾经被人们瞧不起而实际又有特别医技专长的草根医生、走方郎中、田头大夫……当今壮乡的“三界公”们，走进黄汉儒为他们敞开的科学殿堂，成为穿上白大褂的被人尊敬的专家学者、站在高等学府课堂上的老师，以他们的学术成就，与疾病作斗争，为人们送医送药。在黄汉儒的倡导下，研究所开设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壮医门诊、药物竹筒拔罐、针挑、火针、熏洗、敷贴、刮痧等诊疗项目，对诊治不少常见病，易发病及一些奇难杂症，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区内外慕名前来求治的病人络绎不绝。一九八六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投资五百万元，把拥有五百张病床的南宁地区医院改为广西民族医院。此后又成立了广西民族医药协会。一些地区和县份也相继建立了民族医药研究机构和民族医院。
第二步，是办报纸。法国哲学家、作家萨特说：“报纸和太阳一样，它们共同的使命就是给人带来光明。”黄汉儒懂得，随着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和对医药知识的渴求，医药报刊风行一时，但这些报刊的民族医药特色并不突出。为了让使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医药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和接受，必须高高举起民族医药的旗帜，而能够走进千家万户的宣传媒介，就是报纸和电视。为此，黄汉儒和他同事们创办了《民族医药报》，从1988年正式向全国发行至今，已经创办了二十年，每期发行量都达到七、八万份。这份八开小报由于文章短小精悍，内容通俗易懂，既有严肃的学术性又有普及性，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品位高雅，格调不俗，而且价格低廉，一般农民都能接受，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可谓“一纸风行”，至今不衰。
一九九八年，他们还和广西电视台合作，拍摄制作了《壮医壮药》的电视专题纪录片。此片入围意大利第39届波波里电视节，顺利地飘洋过海，神奇而古老的壮医药插上电视的翅膀在现代科技发达的欧洲上映，飞出国门，飞向世界。
第三步，开展壮医壮药普查。按照黄汉儒的设想，整理须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文献的整理，从中医的经典著作以及历来的医史医话医案等，钩沉有关壮医药的记载。二是广泛收集民间的手抄本、印刷品，收集医史文物，进行研究、梳理。三是推行实地调查。这些都不是凭某些个人或一两个团体所能够完成的。不过，这些困难，在自治区领导的大力支持下，都迎刃而解了。从1986年开始，通过行政手段，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动员社会力量参加，一个以壮医壮药为重点的全区少数民族医药古籍普查整理工作，在自治区卫生厅少数民族医药古籍整理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开展起来了。各地、市、县、区卫生部门设立专门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从1986年至1991年底，用了六年时间分四批进行。四十五个县市抽调近三百名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十多个普查小组分赴壮乡，进行广泛、深入、系统的调查。这真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至于今”，从来没有过的、如此大规模的、长时间的深入调查工作。此次总共普查了五十一个县，登记壮医3900多人，收集验方、秘方、各种单方逾11000条，壮医古籍手抄本197本，医案医话113篇，医史文物60多件，药物标本2781份，其他有关资料一大批。经过初步整理，基本摸清了壮族医药的概况，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一批壮医药专著，诸如《壮医针挑疗法》、《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常见病民间传统外治法》、《广西民族药简编》、《壮族民间药简编》、《观甲诊病》、《广西少数民族常见病便方选》、《壮医药线点灸临床治验录》等。
第四步，在整理壮医药的过程中，黄汉儒对壮医也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他的三十多篇论文先后在《中医杂志》、《中国医药学报》、《中华医史杂志》等国内权威杂志上发表，他与别人合作整理的《壮医药线点灸疗法》，目前已在全国20多个省市同行中推广应用，获得自治区1984—1987年优秀科普作品二等奖。他撰写的《关于壮族医学史的初步探讨》，是他近年来系统地研究壮医史的一篇比较有份量的学术论文，荣获自治区科协优秀科技论文奖。另一篇《壮药源流初探》，则是关于壮药研究的力作，文章以大量历史事实，论述了作为我国民族药之一的壮药是壮族人民（包括壮族先民）长期同疫病作斗争的宝贵经验总结和有力武器，发掘壮药遗产和开发壮药资源，对于防病治病，增强民族体质，振兴民族经济文化事业，具有重要意义。这篇论文获得自治区科协优秀科学论文二等奖。
在担任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所长期间，他带领所里的科研人员，对流传民间的包括草药内服、外洗、药罐、熏蒸、敷贴、角疗、目疗、药刮、骨疗、药刮、灯花灸、药线灸、艾灸、挑针、陶针、金针、火针以及目诊、脉诊、甲诊、腹诊等壮医二十余种传统诊疗技术进行全方位的系统整理研究，壮医药线点灸，壮医药罐疗法、壮医目诊等一批课题被列入广西重点医药科研项目，《广西壮药调查及资源开发利用》等课题被列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科研课题，部分课题已取得了阶段性的科研成果。
黄汉儒参加了国家卫生部主编的大型医学图书《中国医学通史》的编写工作，担任该书的现代史分卷编委委员，负责撰写、主编“壮医药史”；他还担任《中华本草》南方民族药分卷的主编。在他的主持下，经过三年的奋战，我国最大的古医专业《续名医类案》点校整理研究完成，并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他还参加张声震主编的《壮族通史》“壮医部分”的编写工作。科研成果硕果累累，引人注目。
第五步，培养壮医人才，这不仅是当前发展壮医药功能，帮助人民群众与疾病作斗争的需要，同时，也是传承和传授壮医传统医术使民族医后继有人，更是使壮医药学术化、理论化、科学化、规范化，并且进一步提高壮医水平和疗效的必由之路。1985年，广西中医学院开始收第一批壮医硕士研究生；1985年开始，广西中医学院举办多期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学习班、函授班，参加学习的学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医药卫生人员以及法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的进修留学生。各地、市、县也通过招收学员、带徒等形式以及在学校增设壮医课程，培训了不少壮医人材。在我采访的过程中，还经常被上门找黄教授作指导的学生所打断。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二十年来，黄汉儒呕心沥血、孜孜不倦、无怨无悔地走在挖掘整理壮医壮药的大道上，使这个神奇的一度淹没在民间的古老医种焕发出青春，在当今医坛上独树一帜，大放异彩。对黄汉儒的卓越贡献，人们感谢他，党和政府也肯定了他，给予高度的评价。他是八届全人大代表，第六届、第八届自治区政协委员。历年来，多次被评为自治区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他现在担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国药学会药学史专业委员会委员、广西医药学会副会长、广西中医学院壮医药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首任所长，主任医师，广西民族大学壮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为享受国务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专家。
壮族民间的传说中的神医“三界公”，据说实有其人。明朝邝露的著作《赤雅》说他是平南人，姓许；《古今图集成· 州府》说他是贵县人，姓冯；壮族地区传说他是都安人，姓李。不管有无其人，他已经成为一个壮家的文化符号。人们为他立庙，可见他被人民群众所爱戴。散布于广西各地的三界庙，充分说明了壮乡人民对健康对幸福生活渴求和医药资源的企盼。我想，这大概就是壮医药具有顽强生命力，几千年来长盛不衰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报告中指出：“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壮医药又将会跃上一新的台阶，到时候黄教授会是更忙的了。首次采访之后，我又约见了他两次，但两次都落空。第一次，他要到北京开会；半个月后，我又约他，他在手机里说，他正在百色，马上又要到云南西双版纳考察……
为了壮医药，他不知疲倦、风尘仆仆地工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