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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越养生文化也是中华养生文化的重要源头。骆越医药对中华医药的发展有着特别的贡献，著名的战国时代医药古籍《黄帝内经》记述：”南方者，天地之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附，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这段话明确指出针刺治病的医术是从南方传到中原的，南方是针刺医术的发源地。南方地域宽广，针刺医术发源地的具体地域又在哪里呢？1986年，武鸣县马头元龙坡骆越古墓群出土了大批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其中有两枚青铜医疗用针，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医疗用针。最早的青铜医疗用针在骆越故地的出土，证明骆越人是我国针炙医疗技术的发明者。针灸技术的发明直接开创了骆越人针刺排毒养生、疏通经络养生的先河。先秦时期，古籍《山海经》中开始出现壮药的文字记载，表明壮族先民很早就知道了使用草药。据《逸周书·王会篇》记载，”……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研究这些所贡献的物品，相当部分具有药用价值，反映了先秦壮族先民对医药的认识水平。1976年广西考古工作者在贵县罗泊湾西汉墓出土了”铁冬青”等一批药用植物；东汉时期我国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晋代植物学家稽含的《南方草木状》中均记载了许多壮药以及使用的方法；共同说明了壮族医药在当时已经广为使用并被中原地区的医药学界认可。
骆越文化中的稻作文化、青铜文化、干栏文化、崖画文化、龙母文化、医药文化等，既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也对本民族的保健、养生文化的创建和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 ?首先，稻作文化创立了壮族先民保健养生的饮食文明。从南宁顶蛳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稻谷加工工具，可知在七八千年前，壮族先民已有种植水稻的历史。到骆越时代，古代壮族先民创造了以水稻种植方式为基础的“那”文化，把文明推向更高的程度。晋代古籍《广州记》记载：“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曰骆人”。骆越人种“骆田”即稻田，以稻米为食。骆越人称水田为“那”， “那”字蕴藏壮族先民稻作文化的丰富内涵，即据“那”而作，凭“那”而居，赖“那”而食，依“那”而乐，可以说，稻作的生产方式深刻地影响了骆越人的生活和体质。稻米甚至成为骆越人生命的象征。在大明山周边的马山等地的壮族民间至今还流传“添粮补寿”、安“寿米缸”等寿诞习俗，所谓”添粮补寿”就是老人年满60岁后，家中晚辈就选购一个可装四至五公斤米的陶缸，俗称“寿米缸”，立缸时，先请老人坐于堂房，燃放鞭炮，众人向老人祝寿，然后将缸置于老人床头边，子孙们每人都将自己带来的“祝寿米”倒入缸中，意为老人增寿。装满后，在缸口压张红纸或红布，再扣上缸盖。安完缸，全家人为老人设宴祝寿。此后，老人如有不适，除请医生医治外，就用缸中的米给老人煮粥吃。每月初一、十五及重阳节，都给寿米缸添米，吃去多少，就添多少。稻米成为养生的“灵药”。
其次，骆越干栏文化为壮族先民保健养生创立了居住文明：壮族先民凭“那”而居的干栏文化是骆越文化特色之一。《魏书·僚传》记载壮族先民“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阑。干阑大小，随其家口之数。”壮族称房屋为“栏”，干栏建筑是用木或竹柱做离地面相当高的底架，再在底架上建造住宅，楼上住人，楼下养畜和贮存生产用器。这种建筑形式是为了适应南方山区潮湿多雨，地势不平的环境而营造，具有防潮防湿，防兽防虫，通风采光的特点，对人体预防疾病十分有利。1978年广西考古工作者对新石器时代晚期钦州独料遗址进行发掘，发现房子遗存的后面有排泄污水的水沟和倒放垃圾的灰坑；在4000多年前的村落出现了公共卫生的设施，表明壮族先民已经有了防病的原始思想和行为。1971年广西文物工作队的考古学家在广西合浦望牛岭西汉晚期墓出土了铜凤灯，该灯可以使灯火的烟尘通过特制的喇叭形口罩，经颈部进入盛水的腹腔，起到除烟清洁室内空气的作用，保证了人居的健康环境。
再次，龙母文化创立了壮族先民的养生文明：龙母文化源于古骆越文化，发源于古骆越水流域的古骆越地，即当今的大明山一带。 1985年在武鸣马头元龙坡和安等秧出土的文物中有龙蛇形的玉雕、刻有蛇图案的石范和纺轮，这是岭南最早的龙蛇崇拜的文物，这些龙蛇图腾崇拜文物证明环大明山地区在商代前就存在龙蛇崇拜习俗，是岭南地区龙蛇崇拜的中心和发源地。蛇图腾与龙图腾源于骆越民族对自然的崇拜，意在引导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与动物相依，培育龙母传人善良、博爱、团结、互助的性格，而祭祀龙母形成的男女交往的三月三歌圩和向龙母求子的习俗也促成了健康的婚恋观和生育观，有力地推动了本民族的健康繁衍与发展壮大。
还有古骆越时代的巫文化也对骆越人养生理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据《史记》载，商周时代骆越的巫术己很盛行，骆越人对生命的重大事件，如疾病、死亡、出生等都举行祀祷、占卜、鸡卜、驱鬼禳灾等仪式，并用一些自画符或自制药物来给病者服用，故亦称巫医。壮族的巫医是神职人员又是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骆越巫医不仅懂得本民族古老漫长的历史，同时还知道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骆越巫医不仅在历史上出现过，就是现代壮族民间亦依然存在。壮族巫医既不传代，也不世袭。巫医治病既有虚构、迷信的一面，也有合理的、科学的一面，他们除了施行巫术、咒语外，也利用当地的药物治疗。又巫又医，体现了心理治疗与药物治疗的有机结合，也为本民族医药知识和保健养生方法的积累与承传作出过贡献。如刘锡蕃《岭表纪蛮.杂述》记载“蛮人以草药治跌打损伤及痈疽疮毒外科一切杂症，每有奇效，然亦以迷信出之”，宣统元年《南宁府志》卷三十七《人物志.仙释》亦记载明代宋真人善巫术：“宋真人，宣化宋村人，尝驾一龙，倾刻取生椒为鱼脍，书符咒，能逐疾缴电”。巫医治病一般先施巫术，然后给病或服药水、或敷药、或推拿、或整骨、或嘱病人宜服何药，禁忌什么。主治烧烫伤、骨头卡喉、跌打肿痛、骨折、各种痛症、妇女难产等。巫医治病的场面始终保持肃穆的气氛，并要术患者敛心神、息杂念。通过施行巫术、咒语，消除患者的焦虑、悲观、忧郁情绪，调节心理平衡，有一定的心理治疗作用，加上药物的治疗，疾病很快奏效。
总之，骆越文化从饮食、居住、信仰、巫医、医药等方面创立了骆越民族最原始的保健养生文明。这些古老的骆越文化不仅在历史上曾给中华民族保健养生文明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且在社会高度文明的今天，也给骆越古国的发祥地——环大明山的的旅游养生注入新的文化元素。
（《大明山骆越养生》内容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