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庭望先生在马山中学建校90周年庆典上讲话
90年开拓耕耘，90年奋进攀登
马山县中学成为中国民族文化人才高地
鲜花盛开的五月，广西马山县中学迎来了她引人注目的90岁华诞。在奋进的会鼓声中，82岁高寿的马山中学第十班学生、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中国民族文化大师梁庭望先生登上建校90周年庆典讲台，应邀向校友们作了一场精彩的励志演讲。他演讲的主题就是马山中学是革命志士的摇篮、民族文化人才的高地。
马山县办学90年的一个突出成果就是民族文化人才辈出。
第一班学生中出了一个被著名作家蓝怀昌称为“天上的事懂一半，天下的事全懂完”的中国壮族文化泰斗蓝鸿恩先生。
继蓝鸿恩先生之后的第十班学生梁庭望也成为中国民族文化的首席专家。
在这两位文化名人的带动和影响之下，从马山中学走出来的民族文化人才可说是星光灿烂：
苏方学:《原子弹四部曲》作者，著名军旅作家。
陈庆珠：著名风景画家。
罗 宾：著名壮族古籍研究学者。
谢寿球：著名骆越文化研究学者。
蒙元耀：著名壮语言学专家。
覃晓航：著名壮语言学专家。
蓝 武：考古学博士。
蓝磊斌：文献研究专家。
陆之登：壮族山歌研究专家。
潘雨茜：民族文化研究学者。
……
学术界把这一群体称为马山学派。这批人不是大官也不是大款，但却是学术的大家。
培养的民族文化人才星光灿烂，马山县中学成为民族文化人才高地，这是马山中学建校90周年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梁庭望先生向马山中学领导赠送新著《骆越方国研究》
马山县县长张自英与马山中学校友中的民族文化学者座谈
链接：
壮学研究队伍中的马山学派
陈吉海
一、学派以及马山学派的界定
1．何谓“学派”
“学派”一词在中国早已有之，它最早有可能出现于《明史》。《明史·卷二八三》（列传第一七一）载：“阳明学派，以龙溪、心斋为得其宗。”当然，“学派”一词虽然最初有可能出现于明代，但这并非意味着中国的“学派”始于明代，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学派已初露端倪。中文古籍中不乏“学堂”（中文“学校”之旧称）、“讲堂”和“书院”的记载。凡有学堂、讲堂和书院之地，自然有“讲学”存在。世有“讲学”，必然有“讲学者”与“听讲者”存在，从而使得“讲学者”与“听讲者”两者之间的师生关系和学问师承渊源随之而生，由此形成“师承性学派”势在必然。先秦诸子百家便是古代的一种学派，尤以他们当中的儒、墨、道、法四家所体现出的“师承性学派”特征最为显明。这种因出自于同一师门且学术观点相同的“师承性学派”，在中国古代史上不乏其数。《辞海》“学派”词条解为“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指的便是这种传统“师承性学派”。因师承传授导致门人弟子同治一门学问而可以形成“师承性学派”；因某一地域，众多学者自觉不自觉的凝聚成为有特点有学术传统的一些学术群体，曰“地域性学派”（包括院校性学派）。例如浙东学派就属于地域性学派，它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个派别，其源起于宋，发达于明清时期。其代表人物多为活动于今浙江一带及籍贯为浙江的学者而形成的“地域性学派”；同样，因以某一文明，或某一问题为研究对象而形成具有特色的学术传统的一些学术团体，也可称为 “问题性学派”，例如重农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等就是“问题性学派”。
综上可见，东西方学派的形成，大致有赖于三种因缘：即师承、地域、问题，因而大体上可归为三类：即“师承性学派”、“地域性学派”和“问题性学派”。三者互有联系，它们之间的划分界限绝非泾渭分明。[1]
2．何谓壮学？
所谓的壮学，是在传统壮族研究基础上提升出来的新兴概念，是一个时代的学术语话。壮学是以壮族社会群体及其文化为对象，进行历史性和整体性的系统研究的综合性学科。“壮学”研究的社会群体包括古代、近代及现代壮族群体；壮学研究的文化是广义文化，包括壮族古代及现代文化、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同时还包括壮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吸收的关系等。历史性和整体性研究包括壮族历史、语言、宗教、经济、文学艺术、教育、人口、地理、哲学、民俗、心理、社会组织、社会变迁等等。它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以黄现璠先生《壮族简史》的出版为标志，而逐步步入学界视野的。因此黄现璠先生被尊为“壮学宗师”和“壮学研究的开拓者” [2]
3．马山学派的界定
当代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这一地域存在着一群长期以“壮学”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他们打破了自古以来以“汉学”为研究中心的局面。而在壮学研究队伍中，可以分为桂南和桂北两支队伍。以蓝鸿恩、梁庭望、罗宾、谢寿球、蒙元耀、黄振南、蓝武等为首的马山籍学者，他们长期以壮学为研究对象，正在自觉凝聚成为该体系的一个有影响的地域性学派——马山学派。
4.马山学派成员简介：
（1）蓝鸿恩、1924年生于1995年卒，壮族，马山县白山镇人。1945年肄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建国后长期从事文化工作，先后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民间文化研究会副主席、中国神话学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等职。
（2）梁庭望、1937年生，壮族，马山县古寨乡古今村东竹屯人。1961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历任中央民族大学语文系助教、学生部助教、教改组工作人员、汉语系负责人、政治系副主任、民族语言三系总支书记、教务处长、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3）罗 宾、壮族，1941年生，广西马山县白龙滩镇大龙村人。1964年毕业于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现任广西壮学学会顾问，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世界教科文卫组织专家组成员。
（4）谢寿球、壮族。1947年生，壮族，马山县永州镇永州村人，1985年南宁地区教育学院中文系毕业。原南宁日报副总编，左江日报调研员。现任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会长，南宁少数民族联谊会副会长。
（5）蒙元耀，壮族，马山县白山镇人。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院语言学博士。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研究员，现任广西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
（6）覃晓航，壮族，马山县加方乡人，中央民族大学语言学院教授。
（7）黄振南，1956年生，壮族，马山县古零镇石丰村人。1982年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文史研究所副所长（正处级）、研究员，中国史学会理事，广西历史学会副会长，现任广西师范大学教授。
（8）蓝武、1970年生，壮族，马山县百龙滩镇大完村人。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现任广西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史、民族史研究。
5．广西马山县的建置沿革及其自然坏境和人文地理概况
广西马山县古属骆越地，秦属桂林郡地，汉属交州刺史部郁林郡领方县和增食县，唐属岭南西道邕管思恩羁縻州，元属湖广行省广西右江道思恩土州，明属广西布政使司右江道思恩军民府。明洪熙元年（1425年）全县设白山、古零、乔利、兴隆、那马、定罗等6个堡。正统七年（1442年）思恩军民府府署从寨城山（今广西平果县旧城）迁至乔利堡，历时86年。嘉靖七年（1528年）6个堡改署为白山、古零、兴隆、那马、定罗等5个土巡检司。清同治6年（1867年）改那马土司为那马厅，其余定罗、兴隆、白山、古零土司依旧。民国元年（1912年）那马厅和定罗土司合并改为那马县。民国4年（1915年）白山、古零、兴隆三个土司合并改为隆山县。两县直隶于广西省政府。1951年6月，那马县和隆山县合并为马山县，取那马的“马”和隆山的“山’两字合为县名，县治设在隆山县城厢镇（今白山镇），于7月1日正式办公，属于邕宁专区管辖。1952年12月6日成立桂西壮族自治区，属于桂西区邕宁专区.1956年3月，桂西壮族自治区改为桂西壮族自治州，马山县属于邕宁专署领导，壮族自治州管辖。1958年元月撤销桂西壮族自治州，设立邕宁专署，马山县属邕宁专署领导，同年11月改为南宁专员公署。1971年11月，南宁专区改为南宁地区后，隶属南宁地区，现今隶属南宁市。[3]
今马山县位于广西中部，居红水河中段南岸，大明山西面，东与忻城、上林县交界，西与大化瑶族自治县、平果县接壤，南与武鸣县相邻，北隔红水河与都安瑶族自治县相望。县城南距首府南宁市96公里，北距河池市180公里，东距柳州市230公里，西距平果县80公里，是“四市六县”的结合部。[3] 2000年，全县总面积2664．65万乎方公里，设15个乡（镇）共171个村（街），总人口49．25万人，其中壮族占75．8%，汉族占17．6%，瑶族占6．5%，其他民族占0．1％。是个多民族的县份。 [3]
二、马山学派对壮族文化研究的贡献
壮族是我们祖国民族大家庭中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它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曾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形成，做成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在开放岭南和西南地区的过程中。但是壮族自己没有本民族文字，有不少东西已经湮灭了，没有进行应有的挖掘，流传下来的东西，有些还缺乏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这就为研究壮族历史带来难题，马山学派的学者运用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等研究方法，揭示壮族历史文化神秘的面纱.取得了喜人的研究成绩：
（一）主编了众多的大型壮族典籍
蓝鸿恩先生是国内外学界公认的“壮学博士”，他整理出版了《壮族民间故事选》、《布伯》、《神弓宝剑》，主编了《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辞典》和《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广西卷》，在壮族神话谱系和构拟上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他认为在壮族民间神话中，姆六甲是第一代神，布洛陀是第二代神，布伯是第三代神，第四代神是伏依兄妹，第五代神是祖王和罕王，第六代神是莫一大王，这些神话谱系透露了古代生产力发展的信息，是历史的曲折反映。这种按生产力发展划分的神话谱系，体现了蓝鸿恩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后来的壮学学者研究壮族神话影响很大。蓝鸿恩先生在《布洛陀经诗译注》和《赤雅考释》中也展现了他的博学与独到的见解，特别是对盘古神话起源于壮族地区的论断直接引发了后世学者对盘古神话源流研究的热潮，给学界的启迪良多。
梁庭望先生是壮族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编著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合作)、《壮族文学概要》(合作)、《壮族风俗志》、《壮族伦理道德长诗〈传扬歌〉译注》、《壮族文化概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合作)，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等专著，对壮族的文化与文学做了全方位的审视与剖析，揭示了壮族文化对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提升了壮族文化的地位，也提高了壮族学者研究自己文化的自信心。
罗宾先生长期主持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的工作，参加主编了《布洛陀经诗译注》、《麽经布洛陀》、《密陀罗》、《壮族民歌古籍集成》、《壮族伦理道德长诗传扬歌译注》等民族文化丛书，为后世学者研究壮族文化和瑶族文化提供了基础性的资料。
（二）破解了一系列壮族历史文化之谜
近年来，马山学派在壮族历史文化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发现改写了壮族的历史，提升了壮族文化的地位，促进了当地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1．考证了水稻栽培技术的发明权属于壮族先民。壮族祖先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尤其是对水稻人工栽培，无不令族人引以为豪。水稻在当今三大粮食作物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据美国《读者文摘》1987年11月号文章，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以大米为主食，另一半人食用小麦和玉米。正因为大米如此重要，从上世纪便引发了关于水稻人工栽培起源的争论，争论焦点集中在中国起源说和印度起源说上。1884年，欧洲农业是专家康德尔就认为印度稻作起源在中国之后。到本世纪英国的墨里尔、日本的安藤和野口，分别与1917、1951、1956年著文同意康德尔的观点。我国著名农业史专家丁颖30年代曾沿西江考察野生稻，1957年著文“特认定我国的栽培稻种是源于华南”。[4](p122-140)马山学派的梁庭望根据丁颖的文章和南宁地区贝丘遗址、桂林甑皮岩发现的1万年左右加工稻谷工具，于1992年发表论文说：“世界最早的水稻人工栽培在中国，中国的人工栽培发轫于岭南，岭南发端的功劳归于越人，越人中人工栽培最早的是壮族祖先”。[3]1995年十大考古发现在湖南道县紧靠广西的寿雁镇玉蟾岩出土了一万多年前的稻谷，把世界人工栽培稻栽培时间一下提前几千年。1998年，梁庭望又根据这一结论，著《栽培稻起源研究新证》一文，从考古材料考证，湖南尤其是洞庭湖以南至零陵地区，新石器时代或更早已有百越先民分布。而零陵地区本属于壮族祖先苍梧部范围，该部纳入西瓯国之后，零陵属于西瓯。同时，从语言文学上考证，得出壮族祖先最早分布于湖南尤其零陵地区的证据。最后，认为：“道县寿雁镇的玉蟾岩发掘出来的栽培稻，应是西瓯、苍梧先民亦即壮族先民所遗”。再次论证了壮族是我国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民族之一的论点。[6]
梁庭望稻作文化研究成果，解决了持续200年的水稻人工栽培起源地之争，功不可没。他1992年著《水稻栽培——壮族祖先智慧的结晶》一文中，作者敢于冲破传统研究方法的束缚，首度引用语言学作为民族文化研究的方法，实现民族文化研究方法多样性和灵活性。1998年，梁庭望《栽培稻起源研究新证》一文重磅出炉，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人民日报》（海外版）、《广西日报》、《华南日报》等摘要转载，新华社也把文章缩成一个专稿，发往全世界。
2．揭开了布洛陀文化源头的千古之谜。布洛陀是壮族的人文始祖，但布洛陀文化的源头在哪里，一直是历史的难解之谜，寻找布洛陀成了历代学者摆不脱的文化情结。谢寿球先生在研究中认为，稻作文化是解开布洛陀文化源头之谜的重要钥匙，古稻作文化的中心右江流域应是布洛陀文化的中心，从这一思路入手，他深入右江流域进行田野调查，在古稻作文化地名的分布、布洛陀经书的分布、布洛陀民间传说的分布中找到了大量的证据，最后论证了田阳县是布洛陀文化的中心，敢壮山是布洛陀文化遗址。他撰写的学术通讯《寻找壮民族的根》和论文《布洛陀文化遗址的发现与广西文化沉积层的分布规律》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解开了布洛陀文化源头之谜。这一重大发现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掀起了壮学研究的新一轮高潮，布洛陀文化也成为田阳县文化旅游产业的强势品牌和新的热点。
3．破解了龙母文化的“遗传密码”。龙母文化是珠江流域影响最深远的民俗文化，它起源于先秦远古时期，流传至今，影响香港、澳门和东南亚地区，可谓源远流长。龙母是珠江流域民众信仰的人文始祖，从广东德庆沿西江而上至梧州、藤县，又沿郁江而上到邕宁，信仰龙母者甚众。
龙母文化的源头在哪里?大家原来并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民间传说古来公认广东龙母文化源头在广西，至于在广西那个地方，一直是学者们急需解决的问题。[5](p1)
谢寿球著《大明山龙母揭秘》一书，揭开了原生态龙母文化的神秘面纱。作者通过对环大明山地区大量的有关壮族龙母文化的传说、地名、文物、语言、民俗的田野调查和研究。谢认为:“环大明山地区存在着一个深厚龙母文化圈，这一地区的龙母文化从商代开始延续至近代，形成一个代代相传的龙母文化链条。而这一地区的龙母文化具有鲜明的壮族原生态文化特征，它源于壮族远古时代的图腾崇拜，带有母系氏族的文化基因。同时，环大明山地区的龙母文化对于壮族民族习俗的影响非常深远，龙母是壮族重要的人文始祖，大明山是壮族的文化圣山”。通过考证作者认为：“这一地区的壮族龙母文化与西江流域的龙母文化有深刻的源流关系，西江流域的龙母文化具有鲜明的壮族文化基因，环大明山地区是龙母文化的源头”。[7](p24)
（三）壮语文研究的新突破
在近年的壮语文研究领域，壮族学者蒙元耀和覃晓航是两位重量级的人物。
蒙元耀对壮语文研究的贡献是从语言学角度挖掘壮语的深层内涵，解读壮族历史文化。壮族是一个传统农业民族，从柳江人算起，壮族先民在华南大地上至少有五万年的历史，壮族先民在这片土地上精耕细作，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稻作文化，从现存的水稻品种和大米食品的丰富性，即可看出这不是虚言。但是壮族的史前历史无古籍记载，想让世人了解壮族的过去增加了难度。蒙元耀另辟蹊径，利用语言是历史的活化石，通过研究广西马山壮语稻作词汇，从而挖掘壮语的深层内涵，尝试从语言学角度解读壮族稻作文化。在《壮族稻作词汇及其文化内涵试析》一文中，作者通过详细地分析壮族稻米和农事的词汇、壮族稻米食品的词汇和壮族谚语格言词汇。蒙元耀认为:“稻子是壮族地区非常古老的农作物，同时也是壮族农业经济的支柱之一。稻作文化是壮族农耕文明的核心。在过去历史中，壮族先民曾经拥有过先进的水稻栽培技术，水是水稻栽培的先决条件，无水则无法种稻，因而壮族文化有明显的滨水特点。从认知角度来看，语言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经验分类，假如不是对稻作文化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语言之中就不会出现如此众多的相关词汇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作者从而得出结论：“中国广西西南部是水稻人工栽培起源地之一。同时，也可以从稻作历史来证明壮族先民自古就是华南的土著民族，其文化底蕴为本土的原生文化”。[8]
壮语按照语音特征可以分为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两大方言。方言词汇因语言差异，往往用不同的语音形式表示同一所指对象，此类词我们成为壮语同义词。但是壮语方言词在意义、情感和贬褒色彩有时存在差异。蒙元耀对这一领域进行了探索，在《壮语同义词及其词义辨析》一文中，分析道：“壮语同义词之所以有差异，主要是反映同一事物的性质特点互有差异，或是放映侧重方面不一样，或是放映一些特点各有不同。除了意义上的差别，词的色彩不同也造成表达的差异。同时，使用环境、搭配方式不同，也可以造成壮语同义词的差异。这就是在共同的所指对象之下，词的内涵为何有大同小异的来由”。作者同时指出：“壮语同义词的辨析，应重在辨异。了解同义词的细微差异，使用时才能准确妥帖，语言表达才会活泼、生动传神。从壮语中的同义词入手，深入研究整个语言词汇。词汇研究工作打好了扎实基础，同时，对词汇的分析也达到了一定程度，规范化工作才有依据，也不较容易实施。只有认真地把语言实际中生动活泼的词汇挖掘出来，书面语才丰富多彩，方言才可能形成全体壮族人民乐意接受的民族共同标准语”。[9](p317-324)
要认识壮族，最好从其语言文化入手。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维系社会的纽带，同时也是一切文学的基础。然而这个基础如此博大精深，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但人精力有限，想以少胜多，最好就是学习其中的精华部分。蒙元耀著《壮族熟语》一书，书中选取壮族常用成语、谚语、格言、警句、歇后语等1380余条，给予直注、翻译。每个条目都有扼要的解释、并附上例句来表明用法。这些语言材料来自壮乡的社会生活，内容涉及壮族人们的生产经验、生活常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价值取向以及为人处世的精神理念等诸多方面。透过这些熟语，可以了解壮族人民的性格心态，进而了解壮族社会文化的一些重要特质。书中丰富的用例，也可以作为壮语教学和语言研究的参考。[10]（p1-15）
（四）壮族社会制度研究
壮族有没有奴隶制?史学界观点纷纭的很，为此梁庭望写《论壮族奴隶制》一文，他认为：“壮族是有奴隶制的，即通常所说的东方奴隶制或家庭奴隶制，与汉族、古希腊的奴隶制有差别。壮族社会阶级分化萌芽于殷商末西周初，氏族公社大量瓦解则在春秋战国时代”。[11]壮学研究专家黄现璠则认为：“我坚决主张我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汉族役有，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也没有。若把我国民族历史，汉族自殷代起作为奴隶社会，少数民族进入历史时代开始也作奴隶社会，这是不明白奴隶制与奴隶社会的区别，以特例当通例，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更不符合我国历史实际。我国古代进入有阶级社会，应先是农奴制封建社会，殷代奴隶是家庭（家长）奴隶制”。［12］不过两位学者都同意，我国由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开始于殷代。殷代为奴隶社会，惟殷周至战国，为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存在分歧。关于壮族社会分期，黄现璠 黄增庆 张一民编著《壮族通史》和国家民委编纂《壮族简史》都持黄的观点，而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则持梁的主张。
（五）壮族历史人物评价
（1）《论侬智高反宋的实质：保境爱国正义战争》一文中，梁庭望考证广源州历来是中国的领土，他认定广源州实为广源道，其畛域当在今中国广西那坡县、靖西县的中南部和大新西部一带，南不出今越南的高平省，西至今云南富宁县及其以南一带，北界到靖西县中部，那坡县北部。历代至宋朝前期，都是中国领土，而且大部分时间属郁林郡、晋兴郡、邕管所管辖，只有很短时间曾属当时是中国建置的安南都护府管辖。在这块土地生活的，是壮族祖先的侬氏、韦氏、黄氏、和周氏大部落。时至今日，侬、韦、黄、周仍为壮族大姓。
宋朝由于政治上冗官冗员从而造成“积贫积弱”的局面，为了应付北方少数民族的贵族地方封建政权，尤其是对付辽和契丹，顾及保住北宋政权，宋廷疲于奔命，南汉亡后，再也无力顾及南陲。导致交趾完全脱离宋朝，成为一个独立政权，并不断的对广源道的西南领土非法占有。宋真宗竟把祖国的领土像一件物品一样弃之不理，广源州的命运面临严峻的考验，而作为广源州首领的侬智高，所面临的是朝廷日任命他所管辖的广源道这块中国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壮族人命运的问题。侬智高抵制住了交趾的诱 惑。毅然走上保境自守这样一条危险的救国道路，以待有朝一日完璧归宋。
以此得出结论，侬智高的反宋起义，是一场反对吞食，争取“内附”，反对割让、保境自守的爱国战争。[13]
（2）《陆荣廷与壮族文化》一文，作者认为：“陆荣廷的一生总的来说，他还是跟上改朝换代的社会进程。陆荣廷从小到大受壮族文化熏陶，壮族文化在他身上占主导地位，是他人格之根。壮族对他的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正面的影响是使他为人相对忠厚，讲信义，重人情，在某些程度上也比较体恤民情，相对减弱或冲淡了作为军阀的危害程度，对法国人的抢劫虽不是一种光明正大的行动，但对于法寇凯旋南陲德野心不啻一种警告和制约。在一些重要时刻能以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大义为重，做出一些有利于革命的行为，为最终埋葬延续2000多年封建帝制做出贡献。负面是过于倚重宗族、乡亲和拜把关系，并以此为权衡利弊的轴心，必然造成顺应和逆动的交互出现，加上自然经济造成的保守意识，必难有远大目光，使他在辛亥革命中难以始终如一”。[14]
（3）刘三姐现象的魅力至今不衰，为何？梁庭望《刘三姐生命之谜》一文，掀开了“三姐”神秘面纱。刘三姐生命力如此之强，究其原因？作者记道：“刘三姐的生命力源于壮族稻作文化的孕育，刘三姐的文化现象已经深入到百姓的生活领域，达到信仰层次和生命意识的层次。民间把刘三姐当做幸福快乐的使者和正义善良的化身，她已被神化。其实刘三姐本身就是稻作文化的代码和符号，从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优秀民族文化的生命力，这是民族生命之根，我们应该十分珍惜、保护和弘扬”。[15]
（4）壮族历史上，就有史籍明确记载而言，只出过侬智高一个皇帝，在邕州权安龙廷，如何评价这位“仁惠皇帝”的反宋战争，史学界意见很纷纭。黄振南《近年我国史学界关于侬智高国籍问题的讨论》一文，对近年我国史学界关于侬智高国籍问题的讨论进行回顾。文中作了综述介绍侬智高“越南籍”说和“中国籍”说各自的理由。[16](p53-55)黄振南著《侬智高生卒年月及血亲关系试辨》一文，文中对《宋史》卷四九五《蛮夷传三.广源州》记载侬智高是商人后代提出疑义。作者倾向于《大越史记》本纪卷二《李纪.太宗皇帝》“通瑞六年正月”条、佚名《越史略》卷二《阮纪.太宗》“通瑞六年正月”条（按：“阮纪”实为“李纪”）中有交趾王李佛玛（即中国古籍中的“李德政”）掳侬智高之父至京师杀害之载，同此遭遇者有其子侬智聪等，凡五人，当侬全福被捕时，侬智高与其母阿侬逸走得生。黄振南依此记载，推断侬全福遇害是已有侬智高其人，而非后来阿侬改嫁“商人”所生。同时作者明确指出侬全福被戮时间为通瑞六年（即公元1039年）于交趾都市。[17](为何侬智高揭竿而起？黄振南《试述侬智高反宋的历史背景》一文，论述道：“战前北宋王朝对岭南壮族以及其他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无情的压迫。以此同时，北宋政权，懦弱无力，乞和于外，高压于内，各族人民受苦难堪；举国上下怨声载道；武装斗争此起彼伏。侬智高的反宋起义战争只是客观上有力的配合了当时的人民反宋斗争”。[18]
1981年，复旦大学周维衍同志发表了《广源州和侬智高》一文，认为侬智高“是交趾的附庸，不是北宋的臣民”。对此黄振南作《也谈广源州和侬智高》一文，支持韩肇明、范宏贵、粟冠昌、黄国安等同志认为侬智高是中国人的观点。为此周维衍又发了《再谈广源州和侬智高》一文，对广源州和侬智高的隶属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索引钩沈。黄振南本着学习的目的连续端出《又谈广源州与侬智高》和《三谈广源州和侬智高》两文，对于“广源州的地理范围、广源州的直属州、侬智高‘内附’和‘内属’”等尚难苟同周维衍的一些问题，展开了详细的论述。[19][20]
（六）壮族土司问题研究
土司制度是我国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比较特殊的政治制度。元明两代，是广西土司制度确立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元明时期的广西土司制度是对唐宋羁磨制度的继承和创新。清朝雍正年间，开始了改土归流的改革进程，但是土司制度直到清朝结束也没有完全消失。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剿匪、土地改革、民族区域自治等阶段，土司被制度彻底废除。但独特的土司文化，仍然吸引着世人的目光。蓝武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题为《元明时期广西土司制度研究》，在该文中，作者对国内外关于广西土司制度研究的学术史回顾、进一步研究元明时代广西土司制度的目的和意义和土官与土司、土官制度与土司制度涵义的界定进行论述。文中专题性研究主要涉及广西土司制度的历史渊源、设置与分布、广西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广西土司统治与社会发展和社会矛盾、广西的改土归流以及广西土司制度的时代特征、历史影响及其地位和历史走向及其终结等方面内容。对元明时期广西土司制度做较为全面的论述，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21]
今提出马山学派就不得不提起一位先贤—蓝鸿恩。他一生写出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民间故事和理论文章数百万，包括他编写的其他著作在内，至少也在1000万字以上，理论集汇编《广西民间文学散论》和民间故事集《神弓宝剑》等，成为影响深远的传世之作。笔者本人科研水平有限、难于踏入先贤的文学殿堂与之分享其学术研究成果，寓意深感惭愧。因此，先贤的科研成就，在此就暂略不谈。［22］
三、马山学派特点和学术传统
综观当代东西学派形成的特点，笔者认为,所谓“学派”，是指一些学者由于师承关系或地域关系共同研究同一学术问题而形成的一个学术群体，这一学术群体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传统。马山学派是一个学术群体，其自身具有以下方面的特点：第一，其成员都是广西马山县人。第二，其成员都是壮族人，而且研究对象均为壮族历史和文化。第三，其成员绝大多数终生在广西生活和工作（除梁庭望在一直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外，但其青少年时期在壮乡成长，如今每年往返于北京和广西之间，少则数次，多则几十次）大多为名副其实的“田野调查学者”，可说共同为振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教和学术事业以及促进“壮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马山学派有以上学术贡献又衍生出马山学派的若干学术传统，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民族文化自觉。由于马山学派形成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学派成员自然大多受到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和思想的影响。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思想是马山学派成员共同信奉的真理，因此，马山学派开展壮学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求猎奇的刺激，也不是为了满足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弘扬壮族文化，使壮民族认识自我，即文化自觉，从而增进民族团结，提高民族凝聚力。促进壮民族更好地与其他民族交流、沟通和融合。
二是践行民族平等思想。马山学派勇敢地破除正统的历史观和大民族主义观点，把历史上各个民族置于平等的地位来看待，建立一种科学化的思维体系——壮族看待民族和世界的哲学观念，以解脱中国民族学长期背负的由20世纪上半期的偏见构成的沉重包袱，让壮学研究“轻装上阵”。正是这种思维的正确引导才使得那些濒临灭绝的民族群体的记忆、民族文化遗产得以一定程度的延续和保存。
三是乡土情结很浓。虽然梁庭望离开广西已有20多年,但始终魂系这块抚育他成长的乡土，总觉得有一种割舍不断地情结。现今，梁庭望每年往返于北京和广西之间，少则数次，多则几十次。梁庭望回乡一方面是以广西为田野调查；另一方面是促进家乡经济和文化建设：（1）力促壮族“三月三”成为法定节日（2）断定壮族是我国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民族之一（3）为布洛陀认定“祖籍”（4）发现大明山下壮族古代方国骆越国都城遗址。蒙元耀不远万里去澳大利亚深造，远在他国仍心系故土。学成归来重操旧业，继续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四是善于综合研究。马山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壮族人，他们善于将“史志结合”(历史文献与民族志田野调查资料的结合)、“文史志结合”(考古文物与历史文献和民族志的结合)、“文史诗结合”(考古文物与历史文献和神话史诗结合)、“语史结合”(壮语与历史文献的结合)等多重研究方法运用于壮学研究。
上述是马山学派具有的特点和传统。这是滋生马山学派的土壤和条件，正是马山学派具有这一特质，才不断地促进了壮学的发展和壮大。
参考文献：
[1] 陈吉生．试论中国民族学的八桂学派（五）[j]．广西社会科学，2008，（11）．
[2] 《广西民族研究》本刊编辑部．《开拓壮学 真诚奉献——纪念壮族著名教授黄现璠诞辰100周年》，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
[3] 马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马山县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4] 梁庭望著．壮族文化概论［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
[5] 梁庭望．水稻栽培——壮族祖先智慧的结晶［j］．广西民族研究，1992，（1）．
[6] 梁庭望．栽培稻起源研究新证［j］．广西民族研究，1998，（2）．
[7] 谢寿球、罗世敏主编．大明山龙母揭秘［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6．
[8] 蒙元耀．壮族稻作词汇及其文化内涵试析［j］．广西民族研究，2004，（3）．
[9] 蒙元耀．壮语同义词及其词义辨析[j]．
[10] 蒙元耀．壮族熟语［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11] 梁庭望．论壮族奴隶制［j］．广西民族研究，1990，（2）．
[12] 黄现璠．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探讨(续)[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79，（3）
[13] 梁庭望．论侬智高反宋的实质：保境爱国正义战争［j］．广西民族研究，2001，（4）．
[14] 梁庭望．陆荣廷与壮族传统文化[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6，（1）．
[15] 梁庭望．刘三姐生命力之谜［j］．河池学院学报，2008，（1）．
[16] 黄振南．近年我国史学界关于侬智高国籍的讨论[j]．东南亚纵横，1982，（3）．
[17] 黄振南．试述侬智高反宋的历史背景[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83，（4）．
[18] 黄振南．也谈广源州和侬智高[j]．东南亚纵横，1983，（4）．
[19] 黄振南．又谈广源州和侬智高[j]．广西民族研究，1986，（1）．
[20] 黄振南．三谈广源州和侬智高[j]．东南亚纵横，1986，（4）．
[21] 蓝武．元明时期广西土司制度研究［d］．暨南大学，2005，(10)．
[22] 蓝鸿恩著．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蓝鸿恩卷 [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