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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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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越，古越的一支，为百越西方部落，秦汉时主要分布在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与在我国的壮、黎、侗族、布依族等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骆越也是我国南方古代的一个方国，建国时间待考。骆越古国在历史上创造了光辉的文化，并传播到周边国家，对周边国家文化有较大的影响。本文根据史料试对骆越及其文化在周边国家的传播及其影响作一些粗浅的分析，以抛砖引玉。
骆越与西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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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越”，最早见于《史记》卷四十三《世家十三·赵世家》，原文照录如下：
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请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衽，①瓯越之民也。②
注①索隐错臂亦文身，谓以丹青错画其臂。孔衍作“右臂左衽”，谓右袒其臂也。
注②索隐刘氏云：“今珠崖﹑儋耳谓之瓯人，是有瓯越。”正义按：属南越，故言瓯越也。舆地志云“交址，周时为骆越，秦时曰西瓯，文身断发避龙”。则西瓯骆又在番吾之西。
这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正史中最早记载“骆越”的出处。根据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理解为几层意思：一是描述了古代这支民族的族称。瓯越、骆越、西瓯均属于一个民族，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地点而称呼有所变化。“周时为骆越，秦时曰西瓯”。二是描述了这支民族特征是喜好“文身断发”。“翦发文身”、“错臂左衽”，显示了骆越人的特征。三是描述了骆越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瓯越”分布在“今珠崖﹑儋耳”，西瓯骆在“番吾之西”。番西为今粤西和桂南一带。
《史记》第九部卷一一三《列传五十三·南越列传》载：
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醦①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岭。②岁余，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③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
注①索隐韦昭云：“姓周。隆虑，县名，属河内。音林闾二音。”
注②索隐案：此岭即阳山岭。
注③集解汉书音义曰：“骆越也。”索隐邹氏云“又有骆越”。姚氏案：广州记云“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人’。有骆王﹑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铜印青绶，即今之令长也。后蜀王子将兵讨骆侯，自称为安阳王，治封溪县。后南越王尉他攻破安阳王，令二使典主交址﹑九真二郡人”。寻此骆即瓯骆也。
从这一段话，道出几层意思：其一，进一步说明“西瓯”、“瓯骆”和“骆”就是“骆越也”。其二，闽越和骆越曾有一个独立于南越国的政权，即闽越古国和骆越古国，否则不会有“骆人”、“骆王”、“骆侯”和“骆将”以及代表政权的“侗印青绶”。南越王也不会用“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汉书·地理志》也记载:“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献赢蛤，食物常足，……不忧冻饿。”这些记述表明，闽越之地虽有了一定的农业经济，但生产力水平依然很低下，只有粗放的农业经济，人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渔猎经济作为重要补充。这时期闽越社会中贫富分化不大，仍过着“无积聚而多贫”的生活。因此，闽越常常对周围各族发动战争，用“侵陵百越，兼并邻国”的手段来掠夺他国财富。邻国的南越国也因畏惧而采取“财物赂遗闽越”的办法讨好闽越，以求得平安。而骆越古国应该也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史记》卷一一三《列传五十三·南越列传》也载：“其东闽越千人觽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西瓯骆裸国是在哪个地方？据《史记》注，“索隐劷国。音和寡反。劷，露形也。”据考，西瓯骆裸国可能是骆越古国的代称。其三，进一步说明骆越地理中心位置在交趾，即今越南中部和北部。骆越人散居在广西南部、西南部以及今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一带。
西瓯与骆越民族关系。研究表明，西瓯和骆越民族关系很密切。蒙文通先生《越史丛考》一书认为，百越民族中，按习俗、方言的不同可分为吴越(包括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1]蒙先生这种说法是极有见地的。蒙先生还认为，交趾、九真二郡为骆越之地，且骆越之北界是右江流域和左江流域的最南缘。[2]因此，广西大部分为西瓯所居，广西南部及越南北部等地为骆越所居。西欧的南方、西方为骆越地，大致西江正干以南，东面左江流域即为骆越。环北部湾而居，以红河三角洲为核心地带。西欧通海，必经骆越之境，而骆越人入西江向北发展，亦必经西，故此处山地即为骆越人与瓯人杂居。因先秦海岸港口全在骆越地区，即汉时曰南、合浦、徐闻三地。两族虽相混居，但文化上仍有分别。如骆越铜器到南越国时期，已见有进步的制器，表示其社会制度己有较高的组织。如在南越文帝赵味墓出土的铜筒，即为一例。因从铜筒上刻画《舞人划船图》看，显为骆越人作品，因与越南东山文化时期玉缕鼓作品风格一致。铜鼓专家郑师许教授亦指出我国“北流型”铜鼓为铜鼓制作起源区，即铜鼓创始于骆越人区。亦与贵县罗泊湾西欧王墓出土《六舞人划舟图》、西林普驮《舞人船祭图》相近。可见当时两族风俗相同，交通频繁。
骆越民族还包括海南的黎族先民。据《海南岛黎族的起源》记载，海南原始居民是从我国南方的越族发展而来的，与“百越”中的一支—-“骆越”有密切关系，文献记载，从春秋战国到公元前三世纪前后，在我国东南和局部沿海地区，广泛地居住着相互间有密切族属关系“百越”。其中居住在今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以及越南北部的称为“骆越”。又据《汉书捐之传》记载，西汉时海南岛上的原住居民被称为“骆越之人”。从文物发掘中，黎族聚居区出土的大批新石器时代中晚的文物，与广西、钦州、广东湛江地区发现的原始文化相似，这说明先民在原始社会时期与古代越族有密切关系。再从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方面考察，海南习俗中承继了古越的“断发纹身”和“巢居”（“干栏式”茅屋）以及放寮（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玩耍）等。此外海南先民语言的结构例署特征也与壮、侗大致相同，可见海南先民与古越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骆越作为一个古国，其上限和下限如何界定？根据史料分析，骆越民族最早形成出现是在商代，这是上限。下限大约在秦汉。因此，论述骆越民族文化特征，根据文献资料，还应集中在西周至西汉即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的一千年间为准。由于年代跨度大，收集资料困难，也可就一千年中分为若干时期进行论述，以得到准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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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越文化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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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骆越民族文化特征之前，我们不妨对文化的概念进行讨论。“文化”，即指人类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广义的民族文化特征应包括有生产文化、社会文化与精神文化三方面；狭义的民族文化特征只包括精神文化。所谓生产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生产部门和衣食住行等经济生活中的特征；社会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社会组织、家庭、婚姻、丧葬等社会生活中的特征；精神文化则指一个民族在艺术、歌舞、民间文学、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和精神生活中的特征。为了全面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特征，应该包括有其生产文化、社会文化与精神文化三个方面。
骆越作为一个古老的南方民族，其文化的特征是什么？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我们试对百越民族文化进行一些回顾，以便更好地说明骆越民族文化特征。
如上所述，百越民族文化特征从宏观泛论看，应指从西周到西汉在中国东南和南方、越南这一地区的古民族—-百越民族的生产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特征(特质、因素)。但从微观研究看，在西周到西汉一千年间，还可划分若干时期、若干具体地区进行论述。过去，国内外学者对这方面，已进行不少有益的探讨，但都还没有得到全面、正确的结论。已故厦门大学林惠祥教授在研究东南区新石器文化后指出:有段石锛和印纹陶是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3]。后来不少考古学者曾沿用来论述古越族的特征。这里应该指出:如上文所说，我们应严格区分百越民族及其“先民”的文化特征，不能把百越民族“先民”的文化特征，笼统说成是百越民族文化的特征。林惠祥教授还指出:越族文化特异之处有断发文身、契臂、食异物、巢居、语言不同、使舟及水战、铜器等7种[4]。美国克罗伯认为东南亚古文化至今还保存着26种文化特质，即是:刀耕火种，梯田，祭祀用牺牲，嚼槟榔，高顶草屋，巢居，树皮衣，种棉，织彩线布，无边帽，戴梳，凿齿，文身，火绳，取火管，独柄风箱，贵重铜锣，竹弓，吹箭，少女房，重祭祀，猎头，人祭，竹祭坛，祖先崇拜，多灵魂等[5]。他所说的这些文化特质分布在东南亚大陆及岛屿，并说还存在现在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中。但是，百越民族在历史上已消失近二千年，她的文化特征不可能全部用现代少数民族文化来代表,这也还值得研究。凌纯声教授认为，克罗伯所提26种东南亚古文化特质，在我国今日西南部和南部的一些少数民族中，十之八九还可以找到。他又增加了24种文化特质，即是:铜鼓，龙船，奴手箭，毒矢，梭标，长盾，涅齿，穿耳，穿鼻，鼻饮，口琴，鼻笛，贯头衣，衣著尾，坐月，父子连名，犬图腾，蛇图腾，长杵，楼居，点蜡印花布，岩葬，缶又葬，石板葬等，连克罗伯所提的26种，共为五十种东南亚古文化特质[6]。后来凌纯声教授在《南洋土著与中国古代百越民族》一文中，再次论述其中的10种文化特质，即:祖先崇拜，家谱，洗骨葬，铜鼓，干栏，龙船凿齿，文身，食人与猎首，洪水传说等[7]。他提出这些中国古代百越民族(包括东南的百越与西南的百濮)与南洋土著的共同文化特质，除了扩大到中国西南部地区外，有些文化特质如铜鼓，却是东南越族所没有的[8]。有些文化特质如犬图腾缺少历史根据和群体性(内部普遍性)，值得商榷。刘芝田在《菲律宾民族的渊源》中提到中国大陆上古代百越、百濮民族或其在今日的遗裔，与菲律宾民族有相同的23种文化特质，即:以鼻箫取悦情人，独柄风箱的使用，新娘子坐花轿，服役婚的通行，竹生的故事，少女房，亚苏魍的传说，干栏，铜鼓与铜锣，文身，猎首与食人肉，洪水的故事，梯田文化，(雍瓦)葬风俗，丧礼，自制寿衣与自制棺材，山居，染齿，嗜食狗肉，以襁带络负小儿，绑腿，布，刀耕火耨。此外,他还简述另有祖先崇拜等40种共同文化特质[9]。所述文化特质多从菲律宾现代少数民族中举例，缺乏百越民族史料依据，值得进一步探讨。
近年来，有关百越民族的专著和论文，也论述及百越民族文化特征，这是个可喜现象，但仍然不够全面。比如《百越民族史》书中认为百越民族文化特征是:物质文化的水稻种植，喜食蛇蛤等小动物，发达的葛麻纺织业，大量使用石锛、有段石锛和有肩石器，有极其精良的铸剑术，善于用舟，习于水战，营住干栏房屋，大量烧用几何印纹陶器和原始瓷器；精神文化的操着鲜明特点的语言，流行断发文身和拔牙风俗，保留浓厚的原始婚俗；崇拜鬼神，迷信鸡卜，实行崖葬，崇拜蛇、鸟图腾[10]。这当中未专门列出社会文化，也还没有全面的介绍。
??《百越民族文化》书中介绍了百越的农业经济，手工业，物质文化，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对这些文化特征的群体性与特殊性,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尤其越族在一千年间广大不同地区难免存在差异，也需要进一步探讨。《吴越文化新探》一书认为，吴越相同的文化特征有:语言，断发文身，以及男女同川而浴、好用剑等。吴越的文化差异:越保留较多的土著特色[11]。此外，还指出吴越地区古代文化成就是:铜铁冶炼，青瓷，稻作文化、造船、水师与航海等[12]，以上文化特征，还不能概括说明整个百越民族，有的特征还只能认为是浙江于越地区为主，而不是整个百越民族地区所普遍存在的。
骆越民族文化特征，试归纳如下：
生产文化，指骆越民族在生产部门和衣食住行等经济生活中的特征。主要有50类：石锛、印纹陶、大石铲、有肩石器、刀耕火耨、梯田、水稻、铜器(铜鼓等)、火绳，取火管、独柄风箱、竹弓、奴手箭、毒矢、梭标、长矛、长杵；树皮衣、葛麻纺织、种棉、织彩线布、无边帽、蜡印花布、头巾花鞋、绑腿；食异物、嚼槟榔、喜食糯米、蛇蛤，嗜食狗肉；巢居、山居、干栏、高顶草屋、骆肖房（少女房）、楼居；使舟船及水战。流行断发文身等风俗等，如断发文身、契臂、戴梳，凿齿（镶牙），涅齿，染齿，穿耳，鼻饮，口哨，鼻笛，坐月，男女同川。
社会文化，指骆越民族在社会组织、家庭、婚姻、丧葬等社会生活中的特征。主要有：都老制、骆王﹑骆侯、骆将，铜印青绶；保留浓厚的原始婚俗，如走婚(“不落夫家”)、欧贵婚姻(入赘)、服役婚；实行崖葬、二次葬；乳名、家谱。
精神文化，指骆越民族在语言、艺术、歌舞、民间文学、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和精神生活中的特征。精神文化操着鲜明特点的壮泰语言，各地盛行歌圩文化，广传洪水的故事、竹生的故事，崇拜犬图腾、蛇图腾、鸟图腾，在宗教方面，重祭祀，崇拜鬼神，迷信鸡卜，崇尚麽教、道教，设“亭卜”（土地庙）、“公左”（祖先）崇拜，乌饭拜坟。
在众多的骆越传统文化中，哪些是主流的文化并广泛流传呢？据笔者分析，主要有：壮泰语（侗台语）文化、稻作文化、铜鼓文化、织锦文化、干拦文化、风俗文化、婚姻文化、二次葬文化、嘹（休闲游玩）文化、原始宗教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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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越文化的传播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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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传播实质是彼此间的双向交流。这种交流一般是自愿的、平等的，也有强制性的、不平等的。在文化交流中，往往存在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从而出现类似物理学上“势能差”的现象。一般而言，在文化传播交流中，一种较先进的、区域较广大、被众多人普遍认同的强势文化，往往更多地向较后进的地区或弱小的民族传播，出现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从而产生一些民族文化“族籍迷失”的现象。综述古代骆越民族文化传播途径，主要有五个：
一是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是传播的重要媒介。考古和文献古籍研究表明，壮族土俗字创造与典籍的翻译和诠释是骆越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古代的百越，语言各异，骆越内部之间语言基本相同，但也有差异。《后汉书》中记载：“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骆越作为一个古代方国，当时只有语言，正当酝酿创造文字之时，就被秦朝统一了，于是没有自己的文字。秦平岭南后，推选了汉字，但汉字无法准确地反映骆越民族的语言，为了交流他们不得不采取采用汉型壮音方法创造土俗壮字，以便交流。根据考古发现，在华南——珠江流域商周时代的陶器上就有不少刻划文字符号，说明骆越民族在自主发展时代，壮族先民就已经试图创造本民族的文字。秦汉以后，随着汉文化的传入和影响，壮族先民转向借用汉字的形、音、义和六书构字法，仿造出本民族的文字即古壮字或称“土俗字”、“方块壮字”。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民族文化的活载体，是维系民族存在的重要纽带，也是人们区分不同民族最明显和最常用的标志之一。这种土俗字在壮族地区和越南的侬族、岱族民间许多古文献中仍然可以找到印记。如《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以及中越边境民间散落的师公、麽公、道公唱本的经书都有这方面的“方块壮字”。人们就通过这些壮族土俗字来翻译、记载骆越文化，并世代相传。
二是学校教育。骆越时代没有学校，但秦汉以后，在骆越地区兴建了一些原始学校，在传播骆越文化中起到一定的作用，这可从一些史料中得到印证。赵佗建立南越国，将中原先进文化教育制度传入骆越国。“赵佗王南越，稍以诗礼化其民”[13]汉武帝将交趾地区纳入中央政权后，历代不乏施仁政、重教育的循吏。有名的两汉交替年间的任延、锡光，在交趾为官时“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14]。“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二十五史·后汉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P1017)。东汉末至三国时期，中原战乱，大批儒士及骆越后裔文人避难交州，土燮与众儒士在交趾著书立说，办学校、兴教育，以《四书》、《五经》及骆越传统文化等经典教授当地人，被越南人尊为 “南交学祖”。修《大越史记》的吴士连说：“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当时的刘熙在交州著书立说，教授生徒几百人，其学生许靖、薛综不仅学识渊博，且分别入仕蜀、吴。虞翻在交州，“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15]，可见交州文教之盛。其后历代不乏保境安民，且大力推行教育的能臣武将，南朝刘宋交州刺使杜惠度，“布衣素食，俭约质素。禁淫祠，修学校”[16]。说明秦汉以来，中国封建王朝为了统治交趾，在中国南方骆越地区曾建立过学校，不管其建立的学校有多少，教学内容如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学校对传承骆越文化会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而且也是一条传播的重要途径。因为有了学校，骆越后裔将会学习到一些文化知识，并在传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是双向移民。移民也是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它比在学校学习掌握知识更直接、更现实，受传播强度更大。移民有两种，一种是自然迁徙，一种强制性迁徙。前一种是民间自愿性移民，它是迁移速度是渐进的，有时也有大规模的。后一种多是战争引起由当局组织的大规模迁移，是非自愿的。从史料来看，通过人口自然迁移所形成的文化传播很多。仅从越南独立后，从广西壮族地区迁移到越南的不少。如从广西迁移到越南的壮族分支，按服饰分类为凯来侬（衣袖上有不同颜色布）、乎来侬（头饰，戴有蓝底白点头巾）、斯勒丁侬（上衣短至臀部）；按移居越南前的居住地取名，如安侬（来自结安州，即今广西天等县都杰乡）、英侬（来自龙英州，今广西天等县）、万承侬（来自万承州，今广西大新县龙门镇）、昭侬（来自龙州，今广西龙州县）、归仁侬（来自归顺州，今广西靖西县），雷侬（来自下雷州，今广西大新县下雷州，）等[17]。据考，万承州、归顺州和龙州始建于唐代，龙英州、结安州、下雷州始建于宋代，一直到明清均沿袭各土州及县的名称，这说明侬族原告居住在中国广西边境地区，宋之前肯定有不少人移居越南，宋之后移民的更多，并变成华侨或华裔越南人。据有关资料分析，目前在越南的侬族约有100万人之多，这些与壮族“同根生的民族”，都是古代骆越民族的后裔，他们移居越南后，带去了古骆越传统文化，并在越南传播，有的还传播到老挝、柬埔寨和泰国等。另一种非自愿移民，即通过战争将人口迁移至对象国。这种现象在中国与越南的历代战争中也有不少。在越南建国后的第一个朝代丁朝（968－980），随着越南国家的强盛，对外扩张也在逐步升级，据不完全统计，越南王朝掳掠广西人口的次数，较大规模有就有10余次。其中最为严重、人数最多首当越南李朝对邕州的侵略掳掠。熙宁八年（1075年），越南李朝“大举入侵，攻陷钦、廉、邕州（今广西钦州、合浦、南宁），兵民死者十万余口，掳妇女小弱者七、八万口。”这在越南的史籍《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三有详细的记载。说明战争造成的非自愿移民，这些移民多数是骆越后裔，他们到越南后也成为传播骆越文化主要途径之一。据越南史籍记载，1406年间，明朝出兵越南有80万之众，后又增兵两次共13万余人。战争结束后，被越南“扣留”的官兵约在三万多人，他们后来也成为越南华侨定居于越南。这三万人中，不少是广西籍少数民族官兵，他们实际上也是骆越后裔，定居越南后对传播骆越传统文化也起到一定的作用。类似这种战争的和非战争的移民在中越两国是很多的，他们虽然不是文化交流的最好途径，但客观上对传播骆越文化起到一定的作用。
四是民间交流。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也是骆越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公元968年以前，中越同属一国，骆越民族后裔分布也在中国南方，他们之间的民间文化交流纯属国内、族内的交流。越南正式独立后，骆越民族后裔虽分属两国，但由于地缘和亲缘关系，民族民间文化交流也不比以前少，相反随着汉代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国对外经贸交流的扩大，中越边境相互通婚增多，双边的民俗活动日益活跃，从而使中国南方骆越民族后裔与东盟各国商贸交往更加密切，在经贸交流与合作中，促进了民族民间文化的交流，使骆越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传播到东盟各国，特别是中南半岛的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和缅甸等国家。因此，在这些中南半岛大陆国家中，自古以来还保留着壮泰语言、稻作文化、铜鼓文化、干拦文化、壮医等骆越传统文化的烙印，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骆越文化传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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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越文化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内容广泛，历史悠久，影响深远。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选择稻作文化、铜鼓文化等有代表性的骆越文化进行分析。
1．稻作文化
稻作文化是东南亚民族的共同文化，东南亚稻作与中国骆越稻作之间渊源关系是一种源流关系。迄今为止，在东南亚诸多民族的农业礼仪文化中，仍不乏中国古稻作文化的因素，而与稻作农业文化相伴生的器物文化、饮食习俗等等，都可以从不同角度佐证这一点。中国稻作与东南亚农业的最早联系，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正如上所述，我国百越民族是世界稻作农业发展中心源地，尤其是近几年来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湖南澧县彭头山稻作遗址,以及江西万年县仙人洞距今万余年水稻植硅石的相继发现，更雄辩地把我国稻作农业起源上溯到一万年以前:是生活繁衍在我国长江中下游流域及华南地区的百越各族的先民在采集野稻的过程之中,逐渐认识了其生长过程与习性,并率先开始了对野生稻的有意识驯育。民族学家覃乃昌研究员于1997年在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壮族稻作农业史》一书，提出“壮族地区早在距今9000多年以前就出现了原始的稻作农业,成为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的新观点。因此，稻作文化是骆越民族的重要的传统文化之一，也是我国水稻起源地之一。在此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伴随百越特别是西瓯、骆越民族的兴起和壮大,及其活动范围逐步扩大，稻作农业影响范围也随之不断向四周拓进。从稻作农业遗址分布及时间序列变化可以较为清晰地印证这一点。到新石器晚期，这种以植稻为中心并具有相同特征的文化,不仅已较普遍地分布于我国南方各地，而且以这一历史时期民族迁徙和民族文化交流为背景，稻作文化也渐次渗透入东南亚地区，甚至南洋各岛屿也开始出现了水稻的种植。越南红河三角洲及老挝、缅甸等几处较早的稻作农业遗址，其时段即在新石器晚期，距今约5000年左右。总体而言，由于种种因素之制约，东南亚水稻农业发展缓慢，不仅规模小，分布零星，而且其技术水平仍未脱离原始农业的诸种特色而相当滞后，但稻作农业在远古时代就已开始出现于东南亚各地，说明从中国越族地区特别是骆越民族的稻作文化向东南亚传播是功不可没。[18]东南亚是一个适于水稻生长的地方，越南、泰国、缅甸水稻闻名遐迩，大米出口量居世界前列。其地处热带，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特别适合于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生长。越南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越南人很切实地说:“有稻才有道”。越南有一种著名的占城稻已传入中国几百年了。占城稻产于越南中部地区，它耐旱、穗长、粒小、易生、质优，又称籼米。越南人偏于习惯吃植物食粮，其中大米占首要地位。[19]这说明稻作文化也是双向传播，先是从中国向东南亚传播，后来又从越南向中国传播，源流关系在历史中回荡。
2．铜鼓文化
铜鼓文化是骆越民族与东南亚古代民族的共同财富。早在汉代，我国就发现铜鼓。据《汉书》第四部《贾谊传》第十八，卷六十四下《严硃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下载：
二十年秋，振旅还京师，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赐援兵车一乘，朝见位次九卿。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址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①还上之。
注①式，法也。裴氏广州记曰：“俚獠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初成，悬于庭，克晨置酒，招致同类，来者盈门。豪富子女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叩竟，留遗主人也。”
骆越民族是铜鼓的故乡。中国铜鼓专家蒋廷瑜先生在《铜鼓研究一世纪》[20]一文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铸造、使用铜鼓历史最长，保存铜鼓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拥有铜鼓历史文献最丰富的国家。考古资料表明，古骆越地区是铜鼓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并通过各种途径向东南亚和中国内地传播。蒋廷瑜先生在《铜鼓研究一世纪》一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中国和越南铜鼓文化向传播东盟其他国家传播的情况。他认为，在越南红河流域形成的早期东山铜鼓与石寨山铜鼓并行发展，但东山铜鼓不像石寨山铜鼓那样于公元前后消失，而是继续发展，并回过头来影响中国境内的铜鼓，造成后世繁盛的冷水冲型铜鼓晚期东山铜鼓向东南亚扩散，老挝、柬埔寨、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铜鼓都不同程度受到越南东山铜鼓的影响，使铜鼓文化深入到东南亚一大片古老民族地区，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发展期。马歇尔研究了印度尼西亚出土的铜鼓中也认为，该国出土的铜鼓中没有一件是当地制造出来的，相当数量的铜鼓可确定是从东南亚大陆输入的。铜鼓从亚洲大陆经泰国和马来半岛滨海地区到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瓜拉丁加奴鼓和泰国翁巴鼓的发现支持这种说法。瓜拉丁加奴和翁巴都是这条运输线上的传送点。[21]研究发现，在缅甸也发现有中国骆越民族后裔制造的西盟型铜鼓。铜鼓专家蒋廷瑜分析认为，这种西盟型鼓，就是黑格尔型鼓衍变为型鼓，型鼓最早出现于中越边境，广西龙州的响水鼓和靖西的鼓大约8世纪进入缅甸，铜鼓进入缅甸可能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生活在广西的俚人从龙州、靖西一带，沿中越、中缅边境向缅甸山区迁徙,将铜鼓带入缅甸；一条是借云南南诏政权和傣族、骠族的政治联系，使铜鼓越过中缅边境到达缅甸。这两支铜鼓在缅甸与泰国交界的山区汇合，形成一种新型铜鼓，即西盟型铜鼓，这种黑格尔鼓除了越南以外，在东南亚其他国家还没有发现自己铸造，那里发现的黑格尔型鼓都是从中国南方或越南北部传入的。[22]中国和越南铜鼓在东南亚广泛分布，解释这一现象有不同说法:一种认为与居民迁徙有关，很可能有些古代越人带着铜鼓从中国南部和越南北部往南迁徙到东南亚其他地区；一种意见认为铜鼓代表着合法权威，是中国南方或越南北部较强盛的国家，代表着统治权力的影响，将铜鼓颁赐给东南亚一些部落酋长，使其统治权力更加合法化；一种意见认为铜鼓的散布纯粹是商品交换的结果。但进化论哪种传播形式都有可能。铜鼓是民族文化的一种活化石。2000多年来，它们的铸造和使用从未间断过，在中国西南的黔、桂、滇交界的山区，在中南半岛缅、老、泰三国交界的山区，以及中越边境地区，仍是使用铜鼓的民族集中的地区。在这两大块地区内，铜鼓还活在现实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铜鼓的社会功能、使用方法、保藏手段，可以从实地调查中获得，现代使用铜鼓的习俗将是解开古代使用铜鼓习俗之谜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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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越文化向周边国家和地区浸润传播，同时周边国家和地区各族文化对骆越地区的文化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骆越文化给各族文化注入了丰富的营养和新鲜的活力，促进了各族文化的发展进步。各族文化也有许多创造和成就，不断被骆越民族及后裔族所吸收，从而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正是这种双向的文化交流，推动了民族的大融合和社会的进步。从春秋战国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国骆越文化在双向交流中起了主导的作用，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各民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中国骆越文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各族文化的交流，特别是骆越文化向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在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壮泰族群文化交流及传统友谊中，起了纽带的作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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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明龙，男，壮族，广西大新县人，现为广西社会科学院壮学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壮泰族群文化、经济人类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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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蒋廷瑜·铜鼓是东盟古代文化的共载体［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1月第27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