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龙坡骆越商周墓葬群，是岭南目前发现的最早和最大的青铜文化墓葬群。它的发现改写了岭南的历史，也改写了壮族的历史。
元龙坡商周墓葬群位于武鸣县马头镇马头街东面500米的元龙坡上，“元龙”为壮语地名，意为龙颈。这一地带是大明山前的河谷丘陵，东、南、北三面大明山脉和小明山脉环绕，陆上交通不便，位置偏僻。它虽靠近马头街，但马头街是民国初年从古鲁旧街搬迁来的，在马头街及元龙坡附近并没有发现古人类生活的遗址。在这么一个环境里竟然发现大型的商周墓葬群，这本身就是一个难解之谜。
墓葬群约有古墓500多座，于1985年10月发现，1986年11月至1987年由广西文物工作队、南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武鸣县文物管理所组织发掘，共发掘清理了350座墓葬，出土文物1000多件，种类有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等。元龙坡遗址发现的先秦墓葬之多，出土文物之丰富，在整个岭南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元龙坡遗址的发掘当时就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沉寂了两三千年的骆越古国终于向世人展示了它真实的历史面貌。
关于元龙坡遗址的年代，学者们多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公布的元龙坡8个木炭屑测试数据，最早的数据为3230±100年，经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1520至公元前前1310年。商朝的年代学界多认为约公元前1675年至公元前1029年，因此元龙坡比较可靠的年代约为商代中期至西周早期。这一年代的确定使元龙坡遗址成为岭南最早和最大的青铜文化遗址。
元龙坡商周墓葬群共出土青铜器110多件，其中矛21件、钺11件、斧23件、匕首3件、镦15件、镞10件、圆形器5件、卣1件、盘1件、刀12件、凿1件、针两件、铃5件、钟1件、环1件。这些青铜器如双刃钺、单刃钺、圆形器、葵叶镞等多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元龙坡墓葬中还发现了铸造青铜器的石范，这些文物的出土为认定元龙坡青铜器是“武鸣制造”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青铜器是人类社会迈进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在元龙坡遗址还没有发现之前，学术界多认为骆越人在商周时代还处于原始部落联盟朝代，元龙坡大量青铜文物的出土，以无可辩驳的物证证明了古骆越人的社会至少在殷商一代就迈进了文明的门坎，武鸣县大明山地区在当时是岭南青铜文化的中心。元龙坡遗址的发现也改写了南宁市历史文化比其他岭南城市落后的历史，确立了南宁市在岭南是历史文化“龙头老大”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墓中出土了两枚针灸铜针，这两枚针灸铜针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针灸铜针。针灸技术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医学的重大贡献，成熟的针灸技术是以金属针的出现为标志的。对于针灸技术的起源地学界异议较多，我国在战国时成书的著名的中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曾对针灸的来源作过权威的结论，其中的《异方法论》记载：“南方者，天地之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附，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这里边所说的微针是一种针灸用的浅刺针，微针技术起源于南方。但在南方的什么地方呢？《黄帝内经》没有说。元龙坡遗址出土的两枚铜针其针柄为扁形方体，针体部分残长约3厘米，是浅剌用针。这两枚“微针”的出土为微针技术起源于南方的武鸣提供了实物证据。除了商代的青铜针灸用针外，武鸣县的新石器时代岩洞葬还出土了骨制的针灸用针。这说明古骆越人远在商代以前就已经掌握了针灸医疗技术，骆越人是世界针炙医疗技术的发明者。我们要好好地保护、传承、开发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
除青铜器外，元龙坡墓葬中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器，较完整的有环14件、钏18件、玦100多件、管饰100多件、穿孔圆玉片数以千计、坠子2件、扣形器3件、凿5件、镂空雕饰1件。出土的玉器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工艺之精巧为岭南所罕见，特别是玉管的穿孔技术与玉片的切割、磨制技术令人叹为观止，这些玉器是用什么方法加工的至今还是一个难以破解的历史之谜。特别值得注意是元龙坡遗址出土的一件镂空雕饰，这一件镂空雕饰与红山文化遗址和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勾云形器非常相像。除了玉勾云形器外，武鸣县还发现了与红山文化相似的“C”形龙玉雕饰以及与良渚文化相似的玉琮。这些文物的发现使人不能不思索骆越玉文化与红山、良渚玉文化的关系，到底是骆越的玉文化影响了红山、良渚的玉文化还是红山、良渚的玉文化影响了骆越玉文化？联系武鸣县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用玉石精致打制的手斧等一批最古老的玉器，古骆越地是不是我国最早的玉器发源地呢？这一千古之谜非常惊人，但也非常诱人！
元龙坡各墓穴在形制、规模和陪葬器物方面差异较大，珍贵的器物多出在坡顶中心的大墓中，如最珍贵的青铜卣就出在位于墓区中心地位的M147号大墓中，而一些位于墓区边缘的墓穴陪葬物很少或者没有，这说明当时骆越人已出现了贫富差别和阶级分化。出土的110多件青铜器中，兵器就占了93件，说明当时已出现了兵民合一的常备军队。阶级的产生与军队的出现意味着骆越社会进入了阶级社会，并有了国家和政权。
关于元龙坡出土的文物有一个颇具轰动效应的传说故事。说最早发现古墓群的一个挖洞捉蛇的农民，他在坡顶的大墓中挖出了一个纯金打造的王冠，后来王冠被外地的一个老板高价收走了，至今不知下落。如果这一传闻是真的，那可能会为元龙坡遗址是骆越王墓葬提供一个有力的证据。但是从元龙坡的墓葬大量为普通兵丁的墓葬分析，元龙坡墓葬群中不可能有骆越王的陵墓。元龙坡墓葬群周边并没有发现大型的骆越人生活遗址，也没有发现骆越人的庙宇和祭祀遗址，元龙坡到底是骆越人的一个什么族群的墓葬遗址呢？我们还是从墓葬中去寻找解答这一问题的线索吧。
元龙坡遗址共发掘了骆越古墓350座，据《广西武鸣县马头元龙坡墓葬发掘报告》介绍，这些骆越古墓“墓室规模较小，形制简单，无墓道。其显著特点是墓室狭长，墓室长宽之比约为4︰1，一般长2．2～3．5米，宽0．6～0．8米……”发掘报告还介绍其中有两座墓“墓室形制较特殊，两端各向东西二层台破入呈船头形，墓室整体呈船形。”细心研究这些介绍文字和发掘报告所附的墓室平面图和剖面图，我们就不难发现，元龙坡墓葬的墓室除了发掘报告所说的两座呈船形外，绝大部分墓葬的墓室其实都呈船形，不过不是尖头船而是平头船罢了。整个墓葬就像停泊在码头的船队，景象安然而又恬静。这些“船”的形状与武鸣河、左江和右江目前仍在使用的独木舟的形状几乎是一模一样。以墓为船的葬俗清楚地表明，元龙坡墓葬的族群是船崇拜的族群。这个族群生前可能是以船为家，所以死后墓室也做成船的样子。这一推断也可从元龙坡所在的环境和地名以及文物找到佐证。元龙坡不远处就是三条河水交汇的古鲁河口，这一带水域宽广，适宜行舟。古鲁河古代也叫可虑江。“鲁”、“虑”、“滤“在古汉语里和古越语里都是一音之转，都是“船”的意思。清代著名文人黄君钜所著的《武缘县图经》记载：“南流江（参考诸书）又名何滤江，亦作可滤江，皆渭笼、武离一音之转，即古骆越水。”汉袁康《越绝书·吴人内传》记载：“治须虑者，越人谓船为须虑。”“古鲁”在壮语里的意思就是停船的地方。元龙坡所在的镇古叫“马头”，这“马头”绝不是如一些人所理解的是“马山之头”的意思，它是“古鲁”的汉语译名，即“码头”。古马头壮语叫“古鲁”，汉语叫“码头”。马头街从古鲁搬迁到现在这个地方，就把“码头”的地名也带过来了，但搬过来的地方已没有了“码头”，所以就改写成“马头”。从这些古骆越的地名遗存分析，古骆越时代这里极有可能是一个船舶云集的码头或水城，“水事众而陆事寡”，人大都在船上生活，所以死后也就葬在附近的元龙坡上，并且按船上生活的习俗把墓室都做成了船的样子。
有意思的是田野调查的结果也为马头是骆越古码头提供了证据。马头镇人大主席谢世开在这一带发现了一件不知是作什么用的古石器，他把这一情况向作者反映，作者仔细观察了这件古怪的石器，石器约重二十多公斤，呈长方体，但是两头已打磨成圆弧形，中间有一个四方形的孔，腰周围凿了一道槽。作者实在认不出这是什么石器，于是把石器的样子告诉了全国著名的民族文化专家梁庭望教授，梁先生告诉作者，这东西叫石锚，古骆越铜桶上的船纹图上绘有它的样子。梁先生的解释使大家兴奋不已。随后的调查群众也反映在古骆越水边的石堆也经常发现这种样子的石器，但因为不知是什么东西都扔回河里去了。古石锚的发现也为揭开元龙坡墓底石头的秘密提供了可能，《广西武鸣县马头元龙坡墓葬发掘报告》中介绍，“在清理的墓葬中，有10座墓在填土、二层台或墓底放置许多大石头”，这些石块做什么用呢？既然墓葬是“船”。那么“船舱”里的石头要么捆上绳子做“锚”，要么就做“压舱石”，以保持“船”的稳定。实际生活中的小舟一般是较大的才在船舱里放置石块做压舱石，才有锚具。元龙坡墓葬里只有10座墓葬里有大石块，这可能是这些墓的主人生前所在的船较大，所以死后的墓葬也要按照生前所在船的样子放置象征压舱石和锚具的大石块。
骆越人的船形墓不仅在元龙坡遗址发现，在广东信宜马岭岗等遗址，也曾发现了7座船形竖穴土坑墓，这些船形墓长宽比超过了4︰1，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曾骐认为，它们与广西武鸣盆地出土的骆越人船形竖穴土坑墓极为神似。但是广东信宜马岭岗遗址是汉代的遗址，元龙坡遗址的年代要比它早1000多年。
选自谢寿球《武鸣骆越文化探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