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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作文明起源于古骆越地

谢 寿球

10月 25, 2020

国家公共图书数字工程视频讲座:

古骆越稻作起源文化是广西文化的最亮点

谢寿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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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拍摄现场


第一讲 稻作文明起源于古骆越地

 

在世界历史文明发展史上,水稻栽培技术的发明无疑是一件影响深远的重大发明,因此寻找古稻作文明的发祥地就成为各个国家和民族摆不脱的文化情结。经过我国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水稻栽培技术的发明权终于花落中国,成为学术界不争的事实。但是古稻作文明的发祥地究竟在中国何地呢?

根据史前稻谷实物遗存,专家们对于古稻作文明的发祥地的认定集中在下列几个地方:一是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出土了大量距今7000年前的稻谷),二是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了9000多年前的稻谷),三是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出土1万多年前的水稻植硅石),四是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1万多年前的稻谷),五是广东英德市牛栏洞遗址(出土了一万年前的人工稻硅质体)。六是广西隆安娅怀洞遗址(出土了一万六千年前的稻谷遗存物)。这些稻作文化遗址到底哪里才是真正的水稻栽培技术的发源地呢?

近年来我国稻作文明的起源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学术界已从人类基因、语言、文物、民俗、水稻基因等一系列关键的证据链中认定了水稻栽培技术的发源地在广西南宁市以隆安娅怀洞文化遗址为中心的古骆越水流域,骆越稻作起源文化是广西历史文化的最亮点。

 

一、我国古籍中有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于岭南的记载

 

南宋罗泌所著的《路史》记载:“天地成位,君臣道生。粤有天皇,是曰天灵。望获强尊,颀嬴三舌。”[1]意思是说:“天地分出高低位置,君臣之道就会生成确立。岭南粤人的地域有“天皇”,“天皇”的名号叫“天灵”。他姓望名获得到强力的尊崇,坚毅地征服占据三舌这些地方。”在古籍的记载中,古越族人可上溯至比三皇五帝更早以前。古越族的首领叫“天皇氏”据唐代杜佑所撰写的《通典》以及清代方浚师的《蕉轩随录》记载:“天皇氏是出现在三皇之前的君主。”这些古籍对中华文明发源于骆越故地的记载,和近年来学术界认定的我国稻作文明发源于郁江流域的成果相吻合。“粤有天皇”的史料说明古人中有中华文明起源的记忆,因此弥足珍贵。

清代学塾中必读的启蒙读物《四字鉴略》开篇就说:“粤自盘古,生于大荒,首出御世,肇开混茫。”[2]意思是说:“岭南历史起自盘古皇,他生于荒野之中,第一次出来管理世界,首开混沌的天地。”也就是说中华文明是从岭南的盘古皇开始的。《四字鉴略》是朝廷公开颁发的启蒙课本,这说明当时朝野上下是认可中华文明起源于岭南骆越故地这一观点的。

 

二、古稻作文化遗址的族群是古越人

 

目前学术界对水稻栽培技术是古越人的发明已无多大异议,因为古稻作文化遗址的分布区域就是古越人的居住地区。

近年来分子人类学的发展特别是古人类基因检测技术的发明给古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利器。最新的分子人类学研究成果也证明古稻作文化遗址的古人类族群是古越人。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的专家曾对许多著名的古文化遗址发现的古人类骸骨做过基因检测,发现河姆渡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等古稻作文化遗址的古人类骸骨的主要遗传结构y染色体snp 单倍型都是以m119和m95两类突变型为主. 这一两类突变型基因是典型的百越民族群体的标志性基因,这说明河姆渡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等古稻作文化遗址的古人类是典型的百越民族群体。

著名的分子人类学家李辉曾根据百越基因人群的分布情况绘出了古越人的起源和扩散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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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越基因人群的分布图

从图上我们看出百越基因的起源中心位于古骆越地的中心骆越水流域,上述河姆渡文化遗址等五大重要的稻作文化遗址都在百越族群基因迁移扩散的范围内。

李辉还根据百越族群基因分布情况绘出了百越族群的迁移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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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越族群的迁移路线图 

从百越族群的迁移路线图上我们也可以看出百越族群起源于骆越故地,并向北向东向南迁移,迁移时间大约在1万多年前至6000年前,这正是学术界认定的我国水稻栽培技术发明和传播的时间。

 

三、我国重要的稻作文化遗址分布区的文化基因源于古骆越地

 

不但人类基因的探测证明上述河姆渡文化遗址等长江流域重要的稻作文化遗址的族群起源于古骆越地,而且语言、文物和民俗的证据也证明长江流域重要的稻作文化遗址的文化基因源于古骆越地。

长江流域重要的稻作文化遗址所在的区域都在汉语方言中的非北方方言区域,特别是吴方言、贑方言、湘方言、粤方言都保留有相当数量的古越语底层词,有趣的是这些地区古越语底层词占语言的比例竟然与百越基因的比例相一致。著名的分子人类学家李辉曾对上海马桥地区的古越语底层词作过统计,发现上海马桥的古越语底层词占语言的比例在20%左右,而这一地区人群百越基因的比例约为26%,这两个数据基本一致。上海奉贤区的语言更是与骆越后裔的壮侗语惊人地相似。

对于中国水稻栽培起源地的探讨,不少学者运用了语言学材料,或者专门从语言学的角度加以论证。游汝杰和周振鹤两位语言学家曾以侗台语族的台、侗水两语支材料为证,指出广西西南部、云南南部、越南南部,老挝北部、泰国北部以及缅甸掸邦是亚洲稻作的起源地。这一说法较有影响,为不少论者所引用。张公谨先生主编的《语言与民族物质文化史》对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中国水稻栽培起源地的问题做了全面的总结,他指出, “从语言学上看,华南,东南沿海地区是中国的栽培稻起源地,或者说起源中心。在我国古代诸原始人群中,侗台、南岛语先民率先在其家园学会了引种当地的野生稻(华南是中国野生稻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发明、掌握了栽培水稻的技术。” [3]

有趣的是古代稻米的文化基因深深地隐藏着骆越的“代码”。远古时,稻米的品种多为糯米,“糯”的汉语上古音为nǐwo,中古音为nua(王力),这与古骆越地的南壮方言区水稻的名称 nok”相近。在南壮方言区,“鸟”也叫作“nok”。在北壮方言区的隆安和武鸣等地,称呼旱稻为“rok”,也是和“鸟”一词同音。骆越的“骆”字古体写作“雒”, “雒”在古骆越语中的意义也是鸟。在壮族的传说中,壮族先民之所以发现野生稻的滋生地并定居生息是由于“雒鸟”的指引。这就说明古骆越人把“鸟”作为本民族图腾崇拜的深层次原因是因为“鸟”是稻谷的文化“代码”,“稻谷”和“稻米”因“鸟”而得名,而稻谷是本民族生存的根本,因此“鸟”才成为骆越民族崇拜的图腾。骆越的“骆”表层意思是“鸟”,但深层次的内涵就是“稻米”,我国稻米这一名称带有骆越民族的深刻印记,这也说明骆越是中国水稻栽培技术的发明民族。

长江流域重要的稻作文化遗址所出土的有古越文化特征的文物如印纹陶器、有肩石器、玉器等在器形和纹饰上都能在骆越故地找到他的原型。在民间信仰、风俗等也可找到相同的文化基因。如以左、右江河谷和邕江沿岸为中心的贝丘遗址,曾出土10000多年前脱稻壳的石磨盘、石磨棒,而 浙江浦江县上山遗址也出土900011000年前脱稻壳的的石球、石磨棒、石磨盘。

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上海马桥与骆越文化中心的武鸣马头,这两个地区在出土文物、民俗遗存、语言来源、遗传基因等方面是惊人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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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鸣元龙坡骆越遗址出土的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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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桥地区出土的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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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鸣马头出土的蝉纹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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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桥地区出土的蝉纹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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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地区和马桥地区都盛行的停棺葬俗


 在上海马桥地区,从良渚时期就存在的墓葬方式——棺木不挖坑埋葬,而是流行于野外构筑草屋安放的干栏葬,直到解放后推行火葬前,这一习俗还丝毫未有改变。另外,马桥人的独特装束,身穿褶裙,腰束方巾,顶戴头帕的式样竟与武鸣农村壮族妇女酷似。 武鸣壮语和马桥的当地语言惊人相似 ,相互之间说话可以听懂。武鸣人和马桥人的遗传基因惊人相似 。武鸣现代壮族的遗传基因y染色体snp突变频率m119突变占17.9%m95突变占35.7%,上海马桥现代居民y染色体snp突变频率m119突变占34.61%m95突变占15.38,这两种基因突变相加,武鸣现代壮族是53.6%,上海马桥镇现代居民是49.99%,两者惊人相似。

事实说明,长江流域重要的稻作文化遗址的文化源头都在古骆越,这些地方的稻作文化是从古骆越传过去的。

 

四、 南宁市隆安县是古骆越的稻作文明起源地

 

(一)南宁市隆安县是广西普通野生稻基因多样性的中心

学术界已证明栽培稻的祖先是普通野生稻,栽培稻的起源地也是普通野生稻的重要分布区。而古骆越地就是我国普通野生稻最主要的分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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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水稻起源地的研究学者多数认为水稻种植起源于骆越故地岭南地区 。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已故中国著名农学家丁颖教授。早在1949年他就提出“中国之稻种来源,与古之南海即今之华南有关”。1957年他在《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一文中,再次论证“根据我国五千年来稻作文化创建过程并由华南与越泰接连地带的野生稻分布和稻作民族的地理的接壤关系,特认定我国的栽培稻种是起源于华南”。著名水稻专家李润权先生在《试论我国稻作的起源》一文中更明确提出“在我国范围内追溯稻作栽培的起源中心应该在江西、广东和广西三省的旧石器晚期遗址多作努力,其中西江流域是最值得重视的”。梁世春等稻作学者在《广西野生稻资源长期安全保护对策》一文中指出“到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广西开展野生稻资源大普查,发现广西不但野生稻品种类型多,而且分布的原生境和覆盖面积都是全国最多最大。”全国第一届野生稻大会中国农业大学和农业部作物基因组学与遗传改良重点实验室等权威单位所撰写的论文更明确指出,广西野生稻有两个基因多样性中心,一是隆安、扶绥和邕宁交界处的左、右江和邕江河谷地区,而另一个是象州、来宾、武宣和贵港的柳江、黔江、郁江及邕江交界附近。而隆安、扶绥和邕宁交界处的左、右江和邕江河谷地区正是贝丘文化和大石铲稻作文化的中心区域,在生物学界,某物种基因多样性中心的概念就是该物种起源中心的概念,这就表明以隆安为中心的地区是我国野生水稻的重要起源地,这是水稻栽培技术发明的重要生物条件。

隆安县也具有栽培稻起源地的环境条件。隆安位于北回归线南侧的右江河谷,所在的那桐-坛洛平原气候炎热多雨,土地平坦宽阔、湖泊湿地众多,非常适合野生稻的生长。目前在这一地区的中心渌水江、罗兴江和右江沿岸仍有有广泛的野生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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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安县稻神山附近的普通野生稻

十年前,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国家基因研究中心韩斌课题组与中国水稻研究所及日本国立遗传所等单位合作,于2012104在《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了题为水稻全基因组遗传变异图谱的构建及驯化起源的论文。 韩斌课题组先前构建了栽培稻单倍体型图谱。在此基础上,他们又从全球不同生态区域中,选取了400多份普通野生水稻进行基因组重测序和序列变异鉴定,与先前的栽培稻基因组数据一起,构建出一张水稻全基因组遗传变异的精细图谱。通过这张精细图谱,他们发现水稻驯化从中国南方地区的普通野生稻开始,经过漫长的人工选择形成了粳稻;对驯化位点的鉴定和进一步分析发现,分布于中国广西隆安县和武鸣县一带的普通野生稻与栽培稻的亲缘关系最近,表明这里很可能是最初的驯化地点。韩斌课题组的专家同时还发现,水稻中的两大分支——粳稻和籼稻并非同时驯化出现。通过群体遗传学分析,可以大致推断出栽培水稻的扩散路径:人类祖先首先在广西的古骆越水流域,利用当地的野生稻种,经过漫长的人工选择,再驯化出了粳稻,随后往北逐渐扩散。而往南扩散中的一支,进入了东南亚,在当地与野生稻种杂交,再经历不断的选择,产生了籼稻,这就是著名的“占城稻”,这也是籼稻得名的由来。占城稻在宋代被引入我国,成为我国水稻主要的当家品种。归根结底,籼稻也是发源于广西的古骆越水流域。

 

(二)隆安县是稻作文明标志性文物大石铲文化的中心

 

隆安县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新石器时代遗址均发现了大量与古稻作文化相关的文物。

在隆安的乔建镇的稻神山附近的贝丘遗址中已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稻谷脱壳工具石磨盘和石磨棒,这证明在1万多年前居住在隆安右江流域的古骆越人就已经掌握了稻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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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安县稻神山地区出土的稻谷脱壳工具石磨盘和石磨棒

 

在古稻作文物中,标志性的稻作文物是大石铲。大石铲是骆越先民用来翻土、挖沟、起畦的生产工具,它是学术界公认的新石器时代稻作文化的标志性文物。大石铲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它的分布范围北至广西宜州、柳州、贺州一线,南至海南岛和越南的红河流域,西至云贵高原西南部,东至广东的西部,大体上与古骆越国的范围相一致。大石铲这一稻作工具兴盛的年代虽在新石器时代,但它出现的年代却很悠久。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的专家在隆安县的稻神山(壮语叫“岜娅”)岩洞葬遗址中曾发现了旧石器朝代打制的大石铲,这种大型的扁平有刃石器,显然是大石铲最早的形态。这说明远在1万多年前的隆安就有了稻作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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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神山岩洞葬遗址中发现的打制大石铲

 

隆安大石铲类型繁多,按质地分,有石灰岩石铲、砂岩石铲、页岩石铲、玉质石铲等。按器型分,有平肩石铲、斜肩石铲、双肩石铲、直腰石铲、束腰石铲等。按大小分,有大如蕉叶的巨型石铲,有小如巴掌的小型石铲,也有小如姆指的微型石铲。按用途分,有作生产工具用的石铲,有作祭祀礼器用的石铲,有作货币交换的石铲等。这些大石铲遗址密集分布于隆安县的罗兴江、渌水江和右江三角洲一带,这一地带出土的大石铲数量占出土大石铲数量的80%以上。仅大龙潭遗址出土完整的大石铲就有231把,整整装了一卡车,而其他地方的大石铲多是零星散布,隆安县的大石铲在种类和数量上圴居世界之冠。隆安县是世界大石铲文化的中心。

大石铲造型独特、美观,是新石器时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据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19785月对隆安县大龙潭t3探坑木炭标本进行碳—14年代测定的结果,大龙潭石铲遗址的年代为距今5910105年,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6570l30年。这一历史时期的人类遗址所出土的耕作工具多为小型石斧、骨耜、蚌器等较为简陋的耕作工具,而隆安的大石铲无论是在器型上还是制作工艺上都达到了当时农业工具的最高水平。

目前国内外已知的大石铲出土遗址分布于40多个县区共130多处,而隆安一个县就达40多处,是世界上发现大石铲遗址最多的地区。

 

(三)隆安遗存我国最早和最大的稻作祭祀遗址群

 

隆安县以乔建镇儒浩村稻神山为中心的祭祀遗址群是古骆越最大的稻作文化祭祀遗址群,也是我国古代稻作文化最大最集中的祭祀遗址群。

从稻神山的等高线地形图来看,稻神山就像一个张开双手双脚的巨大女人像,人头、四肢、身子无不俱全。再从航拍图来看,“稻神”的头部是一座独立的石山。“稻神”的身子则由一个山弄和一个天坑组成,四肢是稻神山延伸出的四条支脉。正是因为稻神山像一个镶嵌在大地上的巨大女人像,因此大石铲时代的古骆越人把她当作稻神来祭祀,在她的“面前”建造了一个个祭祀坛和祭祀雕塑,留下了密如星斗的大石铲祭祀坑,使稻神山为中心的地域成为我国罕见的远古稻作文化祭祀大观园。

稻神山不仅是一个天然的巨型神像,她“身上”的弄场也是一个天然的城池,当地的壮族群众称它为“内者”,意为内寨城。这一寨城据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专家的调查和考证,它的文化内涵也很深。寨城只有南面山坳可入,这山坳当地的壮族群众称为“北者”,意为寨城口。坳上有石垒的城墙遗址,城内发现了大型的大石铲时期岩洞葬遗址,遗址有石墙封砌,洞内有地宫式的墓室,可惜这一大型岩洞葬已被人盗挖,具体的随葬品无法了解。城内和城边还发现了众多的小型岩洞葬遗址,遗物中有打制的大石铲和石锛、夹砂陶等。稻神“身上”的天坑岩壁上也发现了岩洞葬遗址。看来稻神山在大石铲时代已经成为古骆越人安魂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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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神山航拍图 

稻神山的主要祭祀坛遗址分布在稻神山南面的内桑岭、内宏岭和安呑岭三个土坡上,其中内桑岭祭祀遗址为中心遗址。内桑岭位于稻神山的脚下,正对着寨城的南城门,距南城门约500米。内桑岭祭祀遗址的祭祀坛和祭祀坑最多也最密集。据不完全统计,内桑岭的石器散布点就有50多处。内桑岭、内宏岭和安呑岭这三大祭祀遗址都发现了标志性的石雕塑。这些稻神山古骆越稻作文化祭祀遗址群从儒浩村的内桑岭延伸至博浪村的大龙潭,面积约10平方公里,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最大的稻作文化祭祀遗址群。从遗址的分布情况来看,在大石铲文化时期古骆越人就有集中稻神山举行大规模的稻神祭祀活动的习俗,如今稻神山附近的儒浩、博浪、鹭鹚等村还盛行农历六月初六祭稻神过稻神节的习俗,估计是古老的骆越稻神山祭祀活动的文化遗存。稻神山古骆越稻作文化祭祀遗址群的发现,证明古骆越人在5000年前的大石铲文化时期就创造了灿烂的稻作文明。

稻神山祭祀遗址群的文化面貌与其他稻作文化祭祀遗址大不相同,一是祭祀遗址非常集中,并且致密地向着稻神山分布。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地带的大石铲碎片散布点有100多个,是目前所知的大石铲遗址中大石铲碎片散布点最密集的地带。二是面积广大。祭祀遗址分布在高岭、大岭、安呑岭、谷红岭等连片的土坡顶上,直径约4公里,面积达10平方公里。三是在大型祭祀坛旁都发现有标志性的经人工打磨的祭祀雕塑,这些祭祀雕塑有的高达5,有的只有五六十厘米高,石雕塑的造型多为鸟、蛇、鱼、蛙、象等古骆越民族的图腾,还有不少巨型谷粒状的雕塑。这些雕塑都有砺石打磨过的痕迹。最令人惊异的雕塑是安呑岭祭祀坛旁的稻神雕塑,稻神雕塑是一个高1.5米,宽0.8米的鸟头人面像,安装在一个5米高8米长的基座上,基座上还刻有几个神秘的古文字。这种鸟头人面的设计正好与稻神是鸟部落女王的古骆越传说相吻合,是古骆越稻作文化的标志性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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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考察组发现6000年前的稻神雕塑

四是祭祀遗址上多散布有打碎的砺石,多数砺石上打磨出橄榄形的凹痕,有的凹痕满布砺石的四面,如同蜂窝状的石块。五是石铲祭祀坑内多散撒有黑橄榄核,如同满地散落的谷粒。有的还投放打磨成谷粒状的菱形石器。据专家们分析,这些祭祀遗址都是稻作文化祭祀遗址,因此设立和放置的物品多和稻作祭祀有关,是有意识的宗教信仰祭品,而不是弃置的生活垃圾。壮族民间向来有古代的稻谷长得像柚子般大的传说,放置橄榄、卵石是古骆越人的稻作崇拜民俗,它寄托稻谷丰收的意愿,希望稻谷长得如同橄榄、卵石、柱头般大。而且砺石本身在石器时代就是稻谷脱粒的工具,在砺石上打磨橄榄形的凹痕,也寓意生活的富足。祭祀时将砺石打碎是古骆越人的传统风俗,它来源于伏羲兄妹结婚生出砺石,后打碎砺石遍撒各处才使人类再生的传说,祭祀时将砺石打碎是祈求禾苖快长,人丁兴旺平安。

(四)隆安的古骆越人创造了我国最早和最灿烂的稻作文明。

隆安在大石铲文化后期出现了以稻作为经济基础的社会文明形态。近年来,隆安县伴随大石铲出土和出水的文物发现了富裕阶层所使用的玉铲、玉锛、玉戈、玉圭、玉牙璋等珍贵文物,特别作为王权标志的玉牙璋的出现说明在大石铲文化的后期,骆越社会已出现了阶级的分化,进入了王权社会的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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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安右江出水的玉牙璋

隆安县广泛流传稻神“娅王”的传说,“娅王”壮语意为“祖母王”,这说明在大石铲文化的后期,古骆越人的历史已进入稻作文明的时代,出现了王权统治的社会形态。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骆越古文字,这些古文字集中出现于以稻神山为中心的古稻作文化中心区域,这些文字有刻在古稻神雕塑上的,有刻在大石铲上的,有刻在骨片上的,有刻在玉器上的,这些文字从8000多年前的刻画符号到4000多年前的成熟文字,发展的轨迹连续而清楚,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文字。文字的出现表明隆安古骆越稻作文明的先进和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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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安右江大龙潭河段出水的古骆越文骨刻片

一系列的证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明稻作文明起源于广西南宁市的古骆越水流域,稻作起源文化是广西历史上的最亮点,也是广西历史文化中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遗产。



 

 

 

 

 

 

 

 

[1] (宋)罗泌撰,路史,中华书局,1985,第2

[2] 郑宏峰,国学藏书绣像本  中华启蒙经典  4,线装书局出版社,2008.09,850

[3]张公谨:《语言与民族物质文化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