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深入必须倚重考古材料
“骆越研究经过几十年的”采矿”阶段，是到了该”炼矿”的时候了。”在谈及骆越研究的现状时，一位学者曾向记者表示。以往学术界通常将骆越问题放在百越研究的框架下观照，还没有针对骆越系统、全面的研究成果。
为将骆越研究引向深入，由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梁庭望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古骆越方国考》于今年立项，预计明年结项。应当如何看待骆越文化的内涵？骆越研究如何取得突破？就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梁庭望。
骆越文化与壮族文化密切关联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相当多的人来说，骆越可能显得比较陌生。我们应当如何认识骆越文化的内涵？
梁庭望：之所以很多人对骆越感到陌生，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从《逸周书》提到的情况看，那时路（即骆）还是个与瓯、桂等诸部平行的部落，或初步形成的侯国，诸部还没有统一为西瓯国和骆越国。商代中期到末年，情况发生了变化，骆越境内出现了大量作为奴隶社会和国家政权标志的青铜器，这应当是骆越建国的上限，直至汉武帝平南越国后，骆越国才灭亡。骆越国在存续的一千多年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如今的壮族文化与骆越文化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壮族地区自古就是我国典型的稻作文化区，野生稻分布广泛，壮族先民在长期采集野生稻谷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水稻的生长规律。到了骆田时期，骆越人对境内的田畴整治已卓有成效，懂得“从潮水上下”垦殖“雒田”，栽培水稻。骆越人的青铜技艺有很高的水平，尤其以铜鼓文化为代表，他们及其后裔制造的北流型、灵山型、冷水冲型铜鼓是铜鼓鼎盛期的产物。
壮族先民何时进入文明社会对骆越研究意义重大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主持的《古骆越方国考》从哪些方面展开研究？
梁庭望：《古骆越方国考》将对骆越的情况进行比较系统的论述，包括史籍记载情况、建国时间、建国民族、政治中心、国土范围、与中央政权的朝贡关系、历史文化贡献等诸多方面。
骆越的演进发展与壮族的文明程度有很大联系。对于壮族社会何时进入文明社会，学者历来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唐以前为原始社会者有之，认为秦汉以前为原始社会者亦有之。我认为，商周时期壮族先民社会已经开始进入文明社会，对于岭南壮族先民社会有必要重新审视。
《逸周书·王会解》后附有《商书》中《伊尹朝献》逸文，记载了商初成汤命伊尹制定诸侯向商朝的贡纳制度。商汤刚取得天下，就对伊尹说：“诸侯来献，或无马牛之所生，而献远方之物，事与实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势所有献之，必易得而不贵。其为四方献令。”伊尹于是命令：“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珻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另一段命令是：“禽人菅，路人大竹，长沙鳖。”
一般来说，只有处于相近似的社会性质，才能产生强与弱的并有政治色彩的纳贡关系。有学者分析认为，《逸周书》提到的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路、苍梧与商的关系是地方侯国向商中央王朝纳贡的关系，得到了商王朝的承认。从记载来看，当时正南进贡的东西相当名贵，甚至有玩赏用的短狗，这些东西不是原始社会人们会用和能用的。由此可以推断，壮族先民社会的一部分在当时已经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文明，这一背景对认识骆越的演进发展很有意义。
考古材料破解骆越研究难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走向深入阶段的骆越研究应当如何推进？
梁庭望：骆越研究还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例如，骆越国的中心问题长期悬而未决，直到元龙坡、安等秧墓群的发现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依据，虽然还没有来得及通过考古在墓群周边确定中心城市遗址，可是也发现了战国陶片和瓦片，还有名为“骆越”（汉语写作“陆斡”）的大小两个市镇。
当然，是否将有城市遗址作为判断标准也有不同意见。古代南方城市与北方城市不同。南方城市不是高高的砖石方城，围着高出地面、深入地下的房基以及耸立其上的重檐宫室，而可能是栅栏或高密度荆棘围墙，轻巧的木结构宫室立于石础之上。南方炎热多雨，野兽虫蛇繁衍横行，这样的城池有利于防潮、防暑、防蛇、防虫、防兽。直到明代，有的城池依然如此。如《广南府志·城池》记载：“广南府城在平关坡上。旧有城，久废。明洪武十九年建排栅，周四里，西南设二门。”这样的建筑一旦失火于兵燹或腐败坍塌，便痕迹难存。还有一部分小市镇可能是歌圩性质的，定期成圩，散圩便只剩下旷野。
总之，破解骆越研究的难题需要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多学科共同努力。在历史文献记载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更加倚重考古材料的支持。（毛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