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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庭望:中国文学史需要重写

谢 寿球

8月 17,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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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梁庭望谈中华文化板块结构与多民族文学史观?
            中国民族报记者 牛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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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板块结构示意图 (梁庭望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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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庭望在讲解广西民歌的历史。 (梁庭望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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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不等于汉文学史,而应当是以汉族文学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学有机融合的中华文学史。它不能将目光只对准中原文化圈的文学,其视野应当到达边陲,把另外3个文化圈的文学都包括在内。整个中国的四大文化板块是一个整体,生长于四大文化板块上的各民族文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借鉴,互相补充,互相融合,多元一体。多民族文学史是中华民族关系的折射和写照。
中华文化的结构应当划分为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和江南稻作文化圈四大板块。中华文学史是以汉文学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学史,它应当反映中国各民族之间的血肉关系
记者:早在2000年5月,您就在全国民族文学比较与文化共生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了《从区域共生到中华趋同——少数民族文学演化规律刍议》一文,提出了“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学说。9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学说在不断发展、完善,并且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接受和使用。您所构建的这一学说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梁庭望:中华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由众多民族文化有机地组合而成的。从地理环境、经济生活、民族分布、文化特征4个方面来考察,我认为,中华文化的结构应当划分为四大板块比较符合实际。这四大板块分别是: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由黄河中游和下游两个文化区组成,这是中华文化的主体;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由东北文化区、蒙古高原文化区、西北文化区组成;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由青藏文化区、四川盆地文化区、云贵高原文化区组成;江南稻作文化圈,由长江中游和下游两个文化区以及华南文化区组成。
以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的汉族文化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其他3个有少数民族分布的文化圈呈? “ㄈ”形围绕在中原文化圈周围。由于相邻文化区之间都有重合部分,遂使11个文化区呈链形勾连,在时空上环环相扣。各文化圈、文化区之间的文化互相辐射,并由经济纽带、政治纽带、文化纽带和血缘纽带连在一起,从而使中华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格局。正是这一格局,构成了中华文学的历史背景,使汉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之间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补充,互相影响,互相借鉴,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的关系。因此,中华文学是由汉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构成的。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华文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学史不是单独的汉文学史,而是以汉文学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学史。这种多民族文学史应当是浑然一体、水乳交融的,反映中国各民族之间的血肉关系。
记者: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提出这一学说的?
梁庭望:“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学说的产生,既有社会文化大背景,也有民族文学研究的小背景。
就社会文化大背景而言,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场文化热。其中,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民族学、文化学研究上的一次突破。怎样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应用于民族文学研究领域,准确地反映出中华文化的结构,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学术问题。
在中华文学研究方面,从上世纪初到80年代,我国先后出版了1600多部文学史,基本上书写的都是中原文化圈的汉族文学,而忽略了中国边疆3个文化圈中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这样的文学史是不完整的,它不能反映中华文学的全貌。在我国众多高校中,只有28所高校有少数民族文学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点,这样的中华文学教育是不平衡的。中华文学是由中原汉族文学和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共同构成的,其中虽有主流和支流之分,但并不意味着主流就等于整体。就像无数支流汇聚在一起才形成了长江、黄河一样,中华文学的构成也是多元的。中华文学研究的现实,需要一种能以直观清晰的视角俯瞰中华文化整体结构、俯瞰中华文学整体面貌的理论为指导,正确处理中原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
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面,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一直处于单一民族的文学研究阶段,比如维吾尔族文学研究、哈萨克族文学研究、蒙古族文学研究、壮族文学研究、藏族文学研究等等,有大批学术成果问世。但是生活在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民族是彼此联系的,这在民族文学中也有体现。因此,上世纪80年代中期,马学良先生提出,要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整体的综合性研究。而将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必须设定一个理论框架。作为马学良先生的学生,我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这项工作。
1992年,我参与编写并负责统稿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出版,在书中,我首次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按照5个地域划分,这为后来“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学说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在此后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我综合文艺学、民族学、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知识,深入探讨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历时多年,最终提出了“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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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您的讲述中可以发现,“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学说的产生是现实需求的结果,因此它必然会对解决现实问题有所帮助。那么这一学说的现实指向是什么?
梁庭望: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必须加强民族团结,树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念。而构建“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学说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加强民族团结,强调中华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学是一个整体。  
从地理环境、经济生活、民族分布、文化特征4个方面来考察,中华文化各板块具有各自鲜明的特色。四大板块的文化互相辐射,呈现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
记者:您为什么以地理环境、经济生活、民族分布、文化特征作为划分中华文化板块的依据?
梁庭望:一定的地理环境决定相应的经济生活,一定的经济生活孕育相应的民族,相应的民族有相应的文化丛。水道纵横的稻作文化圈孕育不出剽悍的游牧民族,茫茫草原也孕育不出柔韧的稻作民族。所以,我从这4个方面来划分文化板块。
记者:从这4个方面入手,中华文化各板块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
梁庭望:它们各自的特色是非常鲜明的。
中原文化圈,西起陇东直抵东海之滨,北到长城,南抵长江,以甘肃东部、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安徽为中心地区。中原文化圈土地平旷肥沃,雨量适中,适于人类生存发展,历代中央王朝的都城都在这一中轴线内自西向东移动,于今亦然。其经济生活主要是旱地农业,以小麦为大宗,五谷俱全,辅以饲养家畜。千里沃野孕育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汉族,汉语也成为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中原文化圈发达的农业带动了手工业、冶炼业、丝绸业、商业的发展,形成了一连串规模庞大的城市。中原文化圈汉文化作为中华主流文化,对少数民族产生了强大而持续的影响。
北方森林草原文化圈大致在长城以北,从东北绵延到新疆,包括东北三省、宁夏、甘肃中西部、新疆和青海的西北部。这一文化圈以森林、草原、沙漠、绿洲、沼泽为其地理特征,降水量少,风力强,风蚀地形和风积地形广布。这样的自然环境,决定了这一地带长期以狩猎、游牧为主,农业只在东北辽河流域占主导地位,在新疆则为绿洲农业。这种自然条件孕育了阿尔泰语系的3个语族民族:东北文化区长期是满—通古斯语族民族的聚居之地,蒙古高原文化区是蒙古语族民族的繁衍之地,西北文化区则是突厥语族民族的生息之地。这一文化圈在历史上是少数民族建立地方政权最多的区域,古代频发的战争造就了中国英雄史诗的沃土。
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包括青海大部和西藏、云、贵、川诸省区。这里是我国海拔最高的地区,地表是被江河切割成的支离破碎的峡谷和台地,其间既有湿润温和的平坝,也多终年雪冠的高山。这样的自然条件使西南地区产生了3种经济形态,即高原牧业、高原杂粮种植业和盆地农业。如此复杂的自然环境还孕育了众多的民族,这里主要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17个民族的天下,次为壮侗、苗瑶、孟高棉语族民族,是我国民族最多的文化圈。在各文化区内,有若干相对独立、各具特色的子文化系统。这里的创世史诗特别发达,神话保存完整,宗教文学发达。
江南稻作文化圈包括鄂、湘、苏、浙、赣、台、桂、粤、海南、港、澳和云贵高原尾部,其地理特点是丘陵遍布,山峦不高,河道纵横。西南部为喀斯特地形。这里气温较高,降雨量大,适宜的自然条件孕育了稻作文化。春秋战国时,江南是越人的天下,越人的祖先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实现水稻人工种植的族群,他们虽然大部分已汉化,但痕迹尚存。田野调查表明,汉化越人生存的地方,是我国文化的发达之区。有汉化越人的地方,才有汉语方言,这是古越语和古汉语互相吸收冲撞的结果。作为越人后裔的壮侗语族民族,至今仍完整地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其宗教信仰包括原始宗教、原生型民间宗教和传入的佛教、道教3个层次。壮侗语族诸民族喜欢用民歌来表达自己丰富细腻的情感,叙事长诗特别发达,傣族叙事长诗多达500多部,壮族叙事长诗则有上千部。
记者:这四大板块的文化是如何联系,互相辐射,呈现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
梁庭望:中华文化四大板块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各相邻文化圈、文化区之间都有互相重合的部分,即边界大致可辨析,但又不明晰,边缘交叉是一大特点;二是由此而使11个文化区呈环环相扣的链形状态,在文化上互相吸收,互相渗透,互相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是四大板块以中原文化圈为中心,3个有少数民族分布的文化圈呈“ㄈ”形围绕在中原文化圈周围,在中原文化圈对另外3个文化圈产生强大辐射的同时,少数民族文化也对汉文化产生着影响;四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文化圈之间的共性不断增加,从而使中华文化形成多元一体格局。
在中国,各民族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经济纽带、政治纽带、文化纽带、血缘纽带将各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经济上,各民族互通有无;在政治上,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无论是汉族建立的中央政权,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元、清等朝代,都以中国的“正统”自居,把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为最高政治目标;文化方面,儒家思想是最重要的文化纽带,不管是哪个民族,只要接受儒家思想,就被中央王朝视为“兄弟”;血缘纽带则源于各民族的频繁流动,以民族间通婚融合等形式结成的血缘纽带,是无法割断的。
“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学说要解决4个层次的问题,正确理解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记者:以这四大板块为基础,我们应怎样理解中华文学?
梁庭望:对中华文化结构的划分规定了中华文学的关系,这就是中华文学是由四大板块构成的,汉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实际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这里,我想对少数民族文学做一个界定。我认为,少数民族文学应当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已经确认的55个少数民族的作品;二是历史上曾经活跃于中华大地上的少数民族的作品;三是作品无论是属于民间文学还是作家文学,无论是用少数民族文字写作还是用汉文写作,无论是少数民族题材还是汉族或国外题材,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当代作品,只要其创作主体是少数民族,就属于少数民族文学。
记者:您将构成中华文学的主体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汉族文学,一部分是少数民族文学,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梁庭望:正确理解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是“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学说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之一。我认为,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是互相补充、互相传播、互相吸收、互相借鉴、互相融合的,这种交流也发生在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
历史上,汉族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首先,汉族文学思潮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比如,《诗经》、《楚辞》分别开启了中华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源头,二者的传播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骈体文、“古文运动”的兴起,也在同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有生动的体现。其次,汉族文学题材广泛渗透到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当中。例如,许多南方民族将汉族的四大传说改编为叙事长诗,叙事诗《梁山伯与祝英台》已经在壮族、白族、侗族、苗族、瑶族等十多个民族中发现,在壮族中已经发现十多种梁祝叙事诗版本。在壮族的8种民间戏剧中,其剧目的汉族题材占到一半以上。当然,引入这些题材时,各民族都根据自己的审美要求做了民族化的处理,但其题材来源是清晰的。第三,汉族文学体裁对少数民族文学影响很深。汉族作家在古典诗词、小说、散文和戏剧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些文学体裁也影响到少数民族作家。在南方,有大量少数民族作家诗人用汉文写就的诗词传世,在北方属阿尔泰语系的民族中,也留存着许多汉文诗词。第四,汉族作家个人魅力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产生影响。比如,唐代诗人杜甫同情人民的情怀,李白对权贵的批判,都在少数民族作家中产生共鸣,使其文学作品更加关注人民的生活和苦难。第五,汉族文学的写作手法和写作风格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影响。比如,屈原的悲壮与深沉、曹植的悲愤、李白的浪漫、苏轼的豪放,这些文风不仅被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模仿,还以理论的形式得到提升。
在为汉族文学影响的同时,少数民族文学也丰富着汉族文学的内容,推动着汉族文学的发展。比如,历史资料证明,屈原所作《九歌》反映的是越人的民间祭祀活动;两晋时期十六国中有13个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为汉族文学形式由骈体文向唐诗发展奠定了基础;西北民间长短句引入中原地区,中原地区的文人在模仿长短句形式的基础上,按照汉语习惯将其改造为后来的宋词,并保留了长短句的词牌名;元朝的建立改变了中原传统文化发展的轨迹,元杂剧由此产生。
记者:您刚才提到正确理解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是“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学说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学说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哪些?
梁庭望:简而言之,还有另外3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区域性民族文学的共性问题。比如,哈萨克族文学和维吾尔族文学有许多相似之处,应该打破过去单一民族研究的界限,将其放在一个区域中来考察。二是整个少数民族文学的共性问题。相对于汉族文学而言,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也有自己的特性。比如,民间文学比较发达;文学作品中既体现出对汉文化的仰慕、向心力,又体现出对汉族建立的中央政权心存防备等等。三是少数民族文学、中华文学与周边国家民族文学的关系问题。我国与多个国家毗邻,有许多跨界民族。从位于边境的文化区来看,东北文化区是外向的,中华文化影响到了朝鲜、日本;西北文化区是内向的,阿拉伯、中亚文化对这片土地的影响很深;青藏文化区也是内向的,产生于南亚的佛教辐射到这里;长江中、下游文化区是外向的,对越南、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影响很深。
记者:您通过多层面、多角度的分析,不仅展现出一幅生动、多元的中华文化史画卷,还让人从中感受到了中华各民族间的交流、互动。
梁庭望:中华文学史是以汉文学为主体,多民族文学有机融合而成的,它是中华民族关系的折射和写照。无论是当今的56个民族,还是融于其他民族的古代民族,各民族间都是血肉相连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应当在中华文学史中得到体现,这是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观所要求的。正因为如此,“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学说受到了各方的重视。多年来,我以这个学说为指导,先后主编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民族文学概论》等多部著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还开设了相关课程,培养了十多位民族文学整体综合研究的博士生。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的副理事长、当前民族文学理论界的学术带头人,我有理论开创的责任,但是,要使文学理论界改变传统观念,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