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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桂学文脉的更远点

谢 寿球

1月 18,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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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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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桂学,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是个既遥远又现代的词汇。时下桂学基本以广西社会历史、经济、文化、艺术、民族、科技、工艺等为研究对象,进而试图把握其发展规律以及它在广西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如何把桂学研究推向深入,使桂学厚重的文脉更具悠远漫长的历史,成为广西历史文化的闪光点。
关键词:桂学;文脉;发展规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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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学,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是个既遥远又现代的词汇。早在100多年前的晚清时期,康有为来桂林讲学时就提出了“桂学”一词。后来随着时事的变迁,桂学这一词汇也象随风飘过的一阵雨,再也不见踪迹。在飘忽不定一百余年之后,直至2009年,桂学才被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正式提出并加以确立。于是学者们试图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及研究对象进行诠释,力求使这一门学问更精确、更具有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历史性、创新性。时下桂学基本以广西社会历史、经济、文化、艺术、民族、科技、工艺等为研究对象,进而试图把握其发展规律以及它在广西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如何把桂学研究推向深入,使桂学厚重的文脉更具悠远漫长的历史,成为广西历史文化的闪光点。
1.从古代典籍文献中勾沉
我国有编写史著、修纂志书的优良传统。卷帙浩繁的二十五史和数以万计的各类志书以及名目繁多的公私著述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文化典籍最为丰富的国家。
据有关资料记载,早在中国舜禹时代的岭南诸族,已和中原地区有所接触。据《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命禹“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进入夏商周时期,中原王朝与周边地区的联系更为密切。商代时,百越族(当时住在今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和广西一带)曾向商王朝进献“仓吾翡翠”,有文献说:“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僕、九菌,清以珠玑、毒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①仓吾乃今广西之苍梧。
在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文中也有商代晚期向南用兵的记载,而殷墟出土的海贝、龟板,经鉴定有不少是南海产的,这也透露了岭南地区同商王朝联系的信息。1974年1月19日在大明山脚下武鸣县马头公社全苏大队出土的“兽面纹提梁铜卣”亦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商代越人是以进贡来维持同中原王朝关系的话,那么周王朝时似乎已把岭南越人纳入它的势力范围。《诗经·大雅》说:“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海。”《通志·岭南序略》有这样的记载:“五岭之南,涨海之北,三代以前,是为荒服,当周成王时,周公居摄六年…南荒有越裳国,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成王以归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获此赐也。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耇,日久矣,天无烈风雷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往朝之。……周朝既衰,于是稍绝,及楚子称霸,朝贡百粤…。”这段话详叙了越人与周王朝的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向南发展,岭南地区同中原地区的交往更加密切,《越人歌》就是一例。《越人歌》是百越先民一首旖旎缠绵、婉至动人的情歌。据壮族学者韦庆稳先生考证,《越人歌》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西汉刘向著的《说苑·善说篇》记载了春秋时代楚令尹鄂君子晰在游船上赞美榜木世 越人唱歌的生动故事。榜木世 越人唱的歌词为:“滥兮抃滥予?昌恒泽予?昌州州鍖。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因为鄂君子晰不知越歌,便叫人翻译成汉语:
今夕何夕兮?搴州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悦君兮君不知?
若译成现代汉语便是:
今天是什么佳节呀,撑船离岸,赏玩中流!
今天有什么喜庆呀,能和王子同船共游?
满含羞耻,领受王子厚意欢颜,竟不怕穷人笑骂鄙辱!
有幸结识王子,心啊蹦蹦跳个不停,像一头顽皮小鹿!
我的一片深情您能不在心头?
鄂君子晰听后,非常感到,“乃木翕?? ???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即以破格的隆重礼节优待了这位歌手。
《诗经·小雅》、《诗经·大雅》、《诗·秦风》、《诗·邶风》都有不少壮侗语词汇的记载,这亦充分说明了在春秋战国及其以前时期,南方的百越民族和中原民族发生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密切联系。不少地方还进行了民族融合,把同化者或交往密切者的某些语言吸收进来,丰富本民族的语言,作为扩大交流活动的工具。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随即探师南下,岭南越人顽强抵抗,屡创秦军,使秦军陷入进退两难境地。凿通灵渠后,秦军才得以深入岭南。历经八年,秦占领了岭南地区,设置南海、桂林、象郡。对于这场战争,《淮南子·人间训》载:“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传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死者相望。”
秦戍五岭之前,中原文化多沿越城岭、萌渚岭中间台地的茶江由湖南经龙虎关进入桂北。
灵渠的开凿,把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连接在一起,促进了广西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汉代,在合浦屯兵五十万,带来了大量的中原文化与先进的生产技艺,推动了沿海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合浦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
唐咸通三年(公元862年),岭南道分为岭南东道和岭南西道,今广西大部分地方属于岭南西道。唐代段成式撰的《酉阳杂俎》前集卷四、卷五以及续集卷一、卷二都有广西地区故事的记载,其中的《叶限》最为有名,它便是后世灰姑娘故事最早的原型。
元朝在广西地区(公元1363年)设置广西行中书省。明初,广西行中书省改为广西承宣布政使司,是当时全国13个布政使司之一。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融合,使广西经济、文化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对广西地区人文进行详细记载始于宋代,其中以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最为有名。
《岭外代答》②分地理、边帅、外国、风土、法制、财计等。它记载了宋代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少数民族生活风俗以及物产资源、山川、古迹,军事建置的渊源、演变和辖属,财政、商业等情况(附有统计数字),以及与南洋诸国并涉及大秦、大食、木兰皮(故地在今非洲西北部和欧洲西班牙南部地区,立国时间约为1056年~1147年)的交通、贸易情况等。这些都保留许多正史中未涉及的社会经济史料,是研究岭南社会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
《桂海虞衡志》③记载了宋代广南西路地区的风土人情、物产资源以及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生活习俗等情况,内容翔实,是研究广西少数民族的重要资料。
宋元以后,随着中央王朝对广西地区管理之加强,各种文献资料对广西地区的记载越来越多,最后成为中华各种文献资料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因此,从中华古代典籍和有关文献记载中寻找桂学文脉的更远点,是一条重要的途径,但由于先秦以前对广西地区的记载廖廖,要从浩如渊海的书籍中寻找蛛丝马迹确实不易。
2.从民间文化中捕捉
民间文化是一种集团或个人创造的,面向该集团并世代流传。它反映了这个集团的期望,是代表这个团体文化和社会个性的恰当表达形式,它的准则和价值观念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由口头流传下来。其形式主要包括语言、文学、音乐会、舞蹈、游戏、神话、宗教仪式、风俗习惯、手工艺品,建筑及其他艺术[1]。民间文化是普遍老百姓的文化,数以亿计的人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中,目前的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及其保护的主体、重心、重点、主旨均在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由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俗三个部分构成。
民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歇后语、民间戏剧、民间曲艺等。
民间艺术包括雕塑、书画剪纸、编织、刺绣、服装饰品、陶瓷、文房四宝、民间乐器、珠宝玉器以及古典字典、花灯、仿摹造型等。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文化。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是民族的精神资源与根基,大致有:①经济民俗,包括自然生态民俗、物质生态民俗、交易运输民俗、服饰民俗、饮食民俗、居住民俗等。②社会民俗,包括家庭亲属民俗、乡里社会民俗、都市社会民俗、个人生活礼仪民俗、婚姻民俗等。③信仰民俗,包括自然信仰、动植物信仰、图腾信仰、祖灵信仰、占卜、禁咒、巫蛊、祭祀、岁时节日等。④游艺民俗,包括口头文学,民间歌舞乐、民间游戏、民间竞技、民间杂艺、民间曲艺、民间戏曲、民间武术等。
民间文化具有深厚、浓重的社会群体与民族性的文化品格,起到塑造人们崇高美德的作用,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群体团结凝集的粘合剂。
广西民间文化岁月悠久,自生存于广西这块土地上的先民会说话开始,民间文化便发生,并逐渐发展出广西地区古代的文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民间文化始终在这片土地上与人民延绵不断地流传着。
在广西一系列的神话传说中,我们看到了远古人类生活的信息和创天制地造人的场景。彝族《天地的来源》、瑶族《密洛陀》、壮族《女米?六甲》都有用泥土造人的情节,它们蕴含着土地哺育万物成长和女性繁衍人类的文化因素。
人类从古人阶段发展到智人阶段才开始具有简单的原始思维能力,从而逐步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从朦昧状态向文明状态演进。在生产能力十分低劣的情况下,神秘莫测的自然界常常使人疲惫不堪,于是已经具有思维能力的原始人便产生了摆脱自然力制约和支配的思想。他们通过神话想象来描述各种超自然力,创造出各种超自然的形形色色的神灵。把自己的想象寄托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借助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去支配自然力,在幻想中实现自己的愿望。流传于红水河中上游流域、右江河谷以及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布洛陀便是壮族的一个始祖神、英雄神、智慧神,他安天地,造太阳,定万物;射太阳,找火,开红水河;找谷种;造米;教捕鱼;养鸡鸭,造屋,祭青蛙;造牛,制伏豹子。布洛陀神话为我们描述了开天辟地、宇宙万象、大地万物、山川草木、禽兽家畜、社会制度、生产生活、衣食住行、神灵信仰、生育寿辰、婚配丧葬、修房建宅等等,全景式多方位多层面地立体展示了古代壮族社会生活场景,为我们了解初民与大自然进行长期艰苦斗争中以及为了争取自身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远古时代缺乏纪年,甚至连文字也没有,但可根据神话、传说的内容及考古知识判断其地理位置及先后关系。那时北方干燥寒冷,多以穴居;南方潮湿多雨,山林多虫蛇野兽,于是人们往树上筑巢居住,而从树居到干栏式的建筑,显然也是为了避免各种虫蛇野兽的危害,以后随着家禽牲畜的驯化,把它们圈在干栏里也就变得很自然了。
此外民间长诗、民间故事以及各民族的风俗亦为我们展现了广西各民族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所走过的足迹。循着这些足迹前行,我们会捕捉到先民们在艰难行进中所蕴含的信息,如节日,便是在漫长的农耕时代里,先人们为了适应生产和生活需要所创造的一种文化。人们或为了感激大自然的恩赐,或为了庆祝辛苦劳作换来的收获,或为了激发生命的活力,或为了加强人际的亲情,经过长期相互认同,渐渐把一年中某一天确定为节日,并创造了十分完整又严格的节俗,如仪式、庆典、规制、禁忌,乃至特定的游艺、装饰与食品,来把节日这天演化成一个独具内涵与情氛的迷人的日子。
民间文化是生活中的文化,是生态文化、是民众文化、貌似寻常,实则珍奇。民间神话,所承载的信息可上溯至远古蛮荒的岁月;民间的手工艺是几十代、上百代、千代人的智慧结晶,大俗大雅,叹为观止;民歌如海,其音美妙,绕梁三日,钩人魂魂;民居为家,南北各异,东西有别,争奇斗艳;民风民情伴人生老病死,为人之命脉、根系。它为我们了解远古时代先民们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从中我们亦可捕捉到历史文化传承中的某些信息并从这些信息中破译桂学文脉的最远点。
3.从文物考古中挖掘
在已有的考古发现中,百色盆地古地质年代经中美学者用氩——氢法测定得出的同位素年龄距今80.3万年前,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古人类遗址,说明早在那个时代,就有原始人类在广西劳作生息了。
1956年秋,在柳城县社冲村的楞寨山硝岩洞中出土一件完整的“巨猿”上颌骨化石,这是世界上首次找到的巨猿的故乡。广西目前已发现的人类化石,出土地点明确的有17处。从其特征和各种条件上看,都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考古对柳江人的发现,说明距今10万~2万年前在广西生活的古人类已进入以血缘为纽带的母系氏族社会初期。麒麟山人遗址的发现,说明距今2万—1万年前,生活在广西的人类已经学会制造和使用钻孔与磨尖的石器;桂林甑皮岩人遗址的发现,说明距今约1万—6000万年之前,广西的古人类已经走出石灰岩洞和大山河谷,向平原和滨海地区转移,开始定居生活,并且出现了原始的农业、畜牧业和制陶业[2]。如果说上述这些古人类遗址是人类文明史前的产物,那么在距今大约1万年以前,广西各地居住的人类开始迎来文明的曙光——新时器时代。
根据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形态,可以粗分为洞穴遗址、贝丘遗址和山坡遗址3种类型。一般说来,洞穴遗址大部分代表了新石器时代文化早期;贝丘遗址的一部分与早期的洞穴遗址相当,一部分略晚;山坡遗址情况比较复杂,但以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居多。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在桂北、桂北东、桂中、桂西南等地,几乎凡有石炭溶洞的地区都有发现。多在离地面高约5~15米之间,因洞内堆积主要富含螺蛳壳,故又称洞穴贝丘遗址。代表性遗址是桂林市的甑皮岩[3]、庙岩、琴潭岩、桥子山岩,柳州市的鲤鱼嘴[4]、白莲洞等[5]、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洞穴遗址,螺蛳壳少见,出土石器以磨制为主,陶片纹饰丰富,代表性的遗址有那坡县的感驮岩[6],大新县的歌寿岩[7],龙州县的八角岩[8],平南县的石脚山诸岩洞[9]等。
除了洞穴贝丘外,还有河旁贝丘和海滨贝丘两种,河旁贝丘遗址分布在河流转弯处,或在支流汇入主流而形成的三角嘴上。这类遗址因地表常常暴露大牛粉白色蚌壳和螺壳,当地老百姓称之为“螺蛳山”或“螺蛳地”。遗址多高出正常水位3—20米,文化层中含有大量石器、骨器、蚌器、陶片和动物遗骸。这类遗址主要集中在南宁附近的邕江两岸,以邕宁、横县最密集。代表性遗址是南宁市的豹子头[10],青山,邕宁县的顶蛳山[11],横县的西津[12]、秋江,扶绥县的敢造、江西岸[13]等地。
海滨贝丘遗址地处临海山岗上,有的就在海潮浸泡的小岛上,一般高出附近海面10米左右。主要集中在防城港、钦州两市沿海,以防城的亚菩山、马兰嘴、杯较山[14],东兴的社山,钦州的芭蕉墩等遗址为代表。遗址的文化堆积中含大量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骨蚌器和夹砂粗陶片。石器以具备尖端和厚刃的蚝蜊啄、手斧状石器为典型,居民过着渔猎采集生活。
此外还有分布于沿河山坡台地上的山坡遗址,桂北的山坡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以横截面呈长方形的斧、锛为其特征,器体厚重,但打磨得棱角分明,有较好的穿孔技术。陶器以绳纹夹砂陶为主,出现少量划纹和印纹泥质红陶、灰陶、火候较高。桂中地区出土打制石器比重较大,其中以长条形和三角形的砾石作单向打击而成的砍砸器最多;磨制石器类较少,但已出现双肩石斧[15]。桂东南山坡遗址面积较大,桂平大塘城遗址和上塔遗址都在1万平方米左右[16]。桂南以大石铲为代表的原始文化遗址最具地方特色。
陶器和磨制石器如斧、锛、凿、刀、铲、大石铲、锄、磨盘、杵、锤、磨棒、镞的出现,说明广西地区的先民已开始创造了自己的文明——以农业为主要经济。专家在对钦州那丽镇独料村文化遗址中的陶片和桃、橄等果核进行碳测鉴定该遗址为距今3975±80年[17]。
代表广西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器最具特色的是大石铲。大石铲均为双肩,分为斜肩、平肩两种。两肩中间有四方形短柄,腰部为直腰或束腰等形状,器身扁平而长,刃部呈弧形,肩角处有强烈而整齐的锉痕。器身通体磨光,有的只磨一面,一般长30厘米,宽20厘米,厚0.2厘米。经过试验,能够对这种坚硬大石铲加工的不是铜器而是铁器,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广西地区已出现了冶铁业。
广西是我国野生稻的故乡之一,随着生产工具进入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出现比较早。石铲的出现说明广西先民已从原始农业的点耕发展到锄耕,农业的发明,使人类逐渐进入定居的生活,用泥土制成各种陶器以便盛藏粮食、储水和炊煮之用便随之产生。我们从广西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普遍有陶器出土来看,大致有炊煮用的釜鼎,吸水和储水用的壶,附耳小口罐,钵、盘、杯、大罐、坛等。而陶纺轮和陶网坠的出土,说明新石器时代广西先民们的生活水平和手工技术已大为提高。当时妇女们已知道从野麻树上剥下纤维,用陶纺轮纺成细线,织成麻布,布面窄而质地疏朗。
我们在柳州白莲洞看到著名人类学家裴文中教授写的“中国是世界人类学研究的中心,而广西是中心的中心”是很有见解的。
众多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掘,让我们看到了广西先民们创造各种生产器物的年代,也使得桂学文脉有了相对确定的原点,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必能找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较早时间段的物品,以证实在遥远年代里广西并非蛮荒之地,这里的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地创造着自己的文明。
4.从收藏品中去追寻
所谓收藏即是收聚蓄藏,收集保存。
在我国收藏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官府收藏,二是民间收藏。官府即国家,国家收藏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而民间收藏是不容忽视的又一个方面。我国先人的聪明才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为我们留下了浩瀚无比的财富,国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全部承担其收藏的任务,民间收藏就显得十分重要。我国博物馆成立比较晚,1905年1月14日才出现,博物馆成立之前,官府收藏即皇家收藏。
从史书文献上我们看到越族部落在商王朝时曾以“仓吾翡翠、珠玑、毒琩、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进献”,说明早在商朝(前1600~前1300)时期,也就是3000多年前广西地区的物品便被官府收藏。这是目前可以有据可查的文献记载,尔后官府对广西地区的收藏便越来越多。
铜鼓是广西壮族及南方民族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在古代它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广西所藏铜鼓数量之大,造型之多,资料之丰,均居全国首位。全国铜鼓共8种类型,广西占了7类,是目前仍在广西地区民间运用的器具。自万家坝型铜鼓而下,上下2700多年,对研究广西地区的青铜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民间收藏以其便携性、灵活性、隐蔽性、分散性为特点,时间跨度比较长,往往是一代又一代人往下传,因此,它成为我们追寻桂学文脉更远点的又一线索。
从目前广西民间收藏博物馆的藏品看,有不少本土高古玉。年代稍为久远些的有骆越文化C型玉龙、骆越文化玉猪龙、骆越文化玉牙璋、骆越文化玉琮。其中骆越文化C型玉龙、玉猪龙为广西本土玉种雒容玉,这种玉的矿脉在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一带,历史上曾作为贡品,清后绝迹。玉牙璋和玉琮为右江流域阳圩玉。中国玉器从出现到现在已有1万多年的历史,玉是自然界中美丽的石头,它是天地的精灵,含天地之灵气,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玉在人们的眼里是宝物,这是因为玉具备了人类所向往的美好品性,温文、宁静、含蓄、纯洁、坚贞、美丽和正气。玉文化贯穿中华民族的历史,几乎涵盖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从顶礼膜拜神灵,占卜问卦上苍,乞求风调雨顺到祭祀加冕;求医问药,婚配嫁娶,丧葬出殡都离不开玉器,这些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产物。
以前学术界以及收藏界都认为广西没有玉文化,但从目前民间收藏上看,最早成型的玉器玉琢的手斧(两首打制)在广西出现(约1.5万~1.2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最早玉器刮削器、砍砸器、手斧、马蹄型器、勾云器都在南宁出现。从打击制造的角度看很原始、古朴,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主要玉器的组成原始形态在左右江流域都能找到原型。
红山文化是5~6千年前,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流域活动的部落创造的文化;良渚文化是同一时间段江浙越人创造的文化。二者相距遥远,特别是广西与内蒙更是遥不可及,古代人又怎么创造出形状相似但玉质都完全不同的作品,红山文化是从南向北还是从北向南,亦或是不同部落集团创造的相似之物?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黄颖、李辉、高蒙河等专家以遗传学技术开始对百越族群的遗传结构进行探索。认为百越人带有M119、M110或M95.M88突变。最早的基因成分在北部湾到红水河之间形成,大约三、四万年前,百越支M119c从古海岸进入西江下游及中游,百濮支M95(M88)从桂西南入西江上游。后来古越人从西江流域往东,然后沿海岸往北,在约1.2万年前到达江浙一带及以北地区,于是在江浙创造了良渚文化,带有百越人基因的夫余族群在辽宁创造了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从东北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遗址有30余座奇特的屈肢居室墓葬看,它所反映的是一种浓重的宗教祭祀形式。在广东遂溪县的鲤鱼墩遗址,出土了8具保存相对完整的人骨,均为屈肢葬,部分葬于室内。两遗址虽天南地北,却有相同葬俗,很可能因为他们具有相同的族源。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屈肢葬主要分布于广西——越南一带。目前在岭南地区盛行的二次葬便是这种屈肢葬的文化遗存。从遗址出土的玉猪龙、陪葬猪骸骨、海生贝壳饰物以及农耕定居特征来看,兴隆洼人应来源于南方,与远古的封豨部落及始祖豨韦氏有渊源。
从中国的一些早期文化遗存按时间先后我们也看到,原点在广西,1.2~1.1万年前柳州和英德出现绳纹陶;1.2~1万年前长江中下游的湖南、江西及广东的英德等地出现栽培稻,约8000年前出现家畜饲养业;8000年前玉器业发展较为成熟,8000~7000年前北方出现彩陶[18]。这大概是岭南地区自然条件优越,植物资源丰富,食物供给充裕,使人类比别的地方较早定居,因而较早创造文化形态之故。
中国边疆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厉声教授讲“骆越文化是百越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中国现代人类的迁徙及DNA对人群的测定以及考古发掘的遗物看,红山文化创造者的先人应来源于岭南。因此广西便是玉文化的源头,而左右江、邕江及下游的西江应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目前从全国来看,只有在这一江河不断打捞出古骆越的玉器。这是骆越先人在祭祀龙母时把它丢到河里的缘故。
由此一来,我们对于世世代代流传于广西壮族地区的《妈勒访天边》也就不难理解了。
古时候,人们瞭望苍天,就象翻过来的锅头一样,每天见太阳从天脚(天边)出来,又向另一个天脚落下去。就认定天一定有脚的,而住在天脚的人每天最先看到太阳出来,他们也一定很幸福。
于是,大家便商量如何去寻访天脚,以便能够找到幸福快乐的地方。老人、青年、孩子都提出了各自的理由。正当大家争议不休时,一名孕妇以她正年轻力壮,可以活下去四、五十年,如果走不到,怀里生下来的孩子接着走的理由被人们认同而出发了。
年青的孕妇一直朝太阳升起的天脚走去,不知走了多少路,爬了多少山,终于生下了小孩来。母亲背着孩子走,不知太阳升了几多回,太阳落了几多回,月亮圆了几多回,月亮又缺了几多回。
她们走过了许多高山峻岭,涉过了许多大江大河,穿过了许多莽莽苍苍的原野,荒无人烟的森林。一路上,还和毒蛇猛兽作斗争。母子俩经过很多村寨,人们知道他们去访天脚,去寻找幸福的地方,送了很多吃用的东西给他们,鼓励他们继续前进。
母子俩向大家表示:找不到天脚,决不回头。
母子俩一走就是几十年,天脚还没有找到。妈妈从头发乌黑走到白头苍苍,天脚还没找到。儿子把母亲留下,决心一个人把天脚找到。
迎着太阳走,不正是人类从西江流域走向海边,继而沿着海边往北走过的情景再现吗?
因此,透过民间收藏,我们可以纠正学者们限于各种历史文献所看不到的东西,把桂学文脉推向更遥远深邃的历史。
无论是典籍文献、民间文化、文物考古还是收藏品,都可以相互印证。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中华文明起源》一书中说:“不要说岭南文化落后,岭南有自己的青铜文化,有自己的夏商周。”在很早时代这里的先民就创造了自己的文明。美国曾有学者写过《夏朝是骆越人建立的王朝》,如果此说在以后的各种研究中得到充分论证的话,那中华文化的源头将从骆越人写起,从广西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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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逸周书·王会解》。
②周去非,南宋地理学家。今浙江温州人,历钦江教授、通判静江府。)
③范成大,南宋诗人,字致能,号石湖居士。曾任广西经略安抚使。今江苏吴县人。南宋诗人。他与杨万里、陆游、尤袤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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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见《中国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文集》第18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
[2]钟文典主编《广西通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8。
[3]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桂林甑皮岩洞和遗址的试掘》,载《考古》1976(3)。
[4]柳州市博物馆等:《柳州市大龙潭鲤鱼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载《考古》,1983(9)
?[5]柳州白莲洞穴科学博物馆等《广西白莲洞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报告》,载《南方民族考古》,1987(1)。
[6][7][8][9]蒋廷瑜《广西新石器时代考古述略》,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10]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训练班等《广西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载《考古》,1975(5)。
[11]傅宪国等《顶蛳山遗址发掘获丰硕成果》,载《中国文物报》,1997年12月14日。
?[12]彭书琳、蒋廷瑜《广西西津贝丘遗址及其有肩石器》,载《东南文化》1991(3.4)。
?[13]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训练班等《广西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载《考古》,1975(5)。
[14]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东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载《考古》,1961(12)。
[15]柳州市博物馆《柳州市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载《考古》,1983(7)。
[16]何乃汉、陈小波《广西桂平县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载《考古》,1987(11)。
[17]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钦州县文化馆:《广西钦州独料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1982(1)。
[18]莫如波《探析中华民族的源流》,《地理演绎》2007.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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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韦苏文(1963-?),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研究员。
参与编纂了《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广西卷》、《中国歌谣集成·广西卷》、《追究民间故事集成·广西卷》等大型丛书,主编《百越文丛》、《世纪论坛》等,出版《壮族女性与文化》、《壮族悲文化》、《广西民间文学》、《红水河文化与移民》、《民间故事心理学》等多部专著、合著。曾获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二等奖,“文艺集成志书编纂成果”一等奖,文化部“十套集成志书”个人突出贡献奖。积极参与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被中国民协授予“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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