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文化论坛专稿：
蒋廷瑜? 彭书琳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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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铲是广西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文化中的一种特殊遗物。这种石铲，一般都较宽大、扁薄，有短柄，双肩，圆弧刃，制作规整，棱角对称，打磨光洁，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因其形体硕大，与石器时代的其他各类石器有明显的不同，名之为大石铲；又因主要分布于广西南部地区，学术界称之为“桂南大石铲”⑴。
桂南大石铲，最初是1952年修筑崇左至镇南关（今友谊关）公路时，于大新县太平镇境发现的，随后在崇左、隆安、邕宁等地不断有所发现。1960年春，在扶绥县国营金光农场同正园艺场场舍四周的畲地上发现成批石铲，散布范围达2000平方米左右。1962——196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南宁地区文物普查，发现石铲的散布地点30处，采集到大量标本。1973年秋，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训练班结合学员实习，试掘了扶绥县那淋屯遗址，开一个4×4米探方、一条4×2米探沟，仅在探沟内就掘出石铲43件。1978年9月试掘扶绥县渠黎镇渠莳村韦关岭遗址，获石铲25件。1979年夏，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发掘隆安县乔建镇大龙潭遗址，开34个探方，揭露面积820平方米，所获文化遗物除l件小陶罐和1件双肩石凿外，其余全是石铲，完整者231件。1980年6月，发掘扶绥县中东遗址，开5×5米探方24个，揭露面积600平方米，所获石铲440多件，其中完整者190件。到目前为止，广西已在42个县、市143处发现有大石铲文化遗存，采集到大石铲标本达1200余件。广西之外，在广东发现15处，海南6处，邻国越南也有多处。整个散布范围都在岭南地区，但以广西南部分布最密集。有文化堆积层的石铲遗址，目前仅见于隆安、扶绥、西乡塘、武鸣、江州等县、区，又以隆安县东南部的那桐、乔建、丁当、南圩、古潭，扶绥县东北部的中东、昌平、渠黎，西乡塘区西部的金陵、坛洛、双定等乡、镇为重心。这些乡镇在地理上连成一片，正当珠江水系上源的左江与右江汇合成邕江的三角地带，总面积约3000多平方公里。这一带发现含大石铲的文化遗存不但分布稠密，而且出土的石铲数量也最多，器形也最典型。以此为中心，零星发现的地点东到玉林、北流、容县、贺州，远至广东封开、郁南、德庆、高要，乃至兴宁；南到龙州、宁明、合浦，远至海南和越南的海防；西到田阳、德保、靖西，乃至凌云；北到柳州、河池。
大石铲遗址文化堆积比较单一，遗迹比较少，内涵比较单纯，出土遗物以大石铲为主，伴出的其他石器、陶器等文物极少。从发掘遗址见到的遗迹看，石铲在遗址中的堆放形式，有直立或斜立排列组合的，均刃部向上，柄部向下，由数件构成一定的队列，有的用石铲围成一定形状，如圆圈形、凹字形、U字形等。石铲与石铲之间互相紧贴，或间有体型较小的夹在其间。在隆安县乔建镇秃斗岭、大山岭、麻风坡、雷美岭等遗址中，发现长方形或圆形土坑中放置不同摆放形式的石铲，一些土坑中还伴出陶罐、石斧、橄榄核、红烧土等物。隆安县古潭镇内军坡发现一处有意打碎的碎石铲堆遗址。这些组合形式和摆放形式表明这类遗迹不是当时人类的居住遗址，而是祭祀坑或墓葬。
大石铲遗存的年代，根据以下几个方面推测：1）有的石铲发现于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上层，其年代晚于南宁地区贝丘遗址；在靖西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束腰型石铲与绳纹夹砂粗陶片共存；隆安乔建、那桐等个别墓葬中也有石铲与绳纹夹砂陶器伴出。说明其时代仍属新石器时代。2）在武鸣弄山岩洞葬有7件大石铲与绳纹夹砂陶器和其他磨制石器共存，弄山岩洞葬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末段的岩洞葬。3）其绝对年代已作过碳素测定，从隆安大龙潭遗址文化层中的炭屑测得3个数据分别为距今5910±105年（树轮校正为距今6570±130年）、4750±100年（树轮校正为距今5320±135年）、4735±120年（树轮校正为距今5300±150年），可作进一步研究参考⑵。综合这些因素，可确定桂南大石铲文化遗存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末段，相对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其族属应是商周时期生活在南宁附近的骆越先民。
制作大石铲的材料主要是页岩、板岩，其次是砂岩、石灰岩，个别的是燧石或玉。大石铲的形制、大小、厚薄、轻重、硬度存在较大差异，小者仅长数厘米，重数克，大者长达70余厘米，重几十千克，有不少石铲扁薄易断，质地脆，刃缘厚钝，有的平刃，无使用痕迹。其形制，可分为三个类型：Ⅰ型为直边形，铲身两条侧边呈直线；Ⅱ型为束腰形，铲身两条侧边自肩以下内收，至中腰又外展，然后呈弧状回收成圆刃；Ⅲ型为袖衫形，双肩突出有歧齿，其形状有如人的上衣短袖。（图一）从目前掌握资料来看，这三个类型之中，Ⅰ型出现的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分布面最广，前面提到的分布范围均有发现；Ⅱ型出现时间略晚，分布范围较窄，东部虽然也到广东兴宁，但为数甚少，海南仅见1件；Ⅲ型出现的年代更晚，分布面最窄，广东只有4处，东到阳江，海南则无，越南北部仅1件，大新、崇左、隆安一线以西，柳州以北皆无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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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大石铲分类：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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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大石铲分类：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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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大石铲分类右，Ⅲ型
这种分布趋势表明，桂南大石铲的产地以左、右两江汇合处为中心，生活在这里的原始居民有着一种特殊的文化传统。
关于此类遗址的性质，原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该类遗址是石器制作工场；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农业祭祀活动场地。持前一种意见的人认为，这些遗址出土遗物全是石器或石料，没有发现陶片和其他质料的文化遗物，石器中最多的器物是石铲，石铲多是完整的，有不少石铲没有开刃，很少发现使用痕迹，是因为刚制作出来，成群地堆放着，还没有使用，因而推断为当时的石器制作工场。持后一种意见的人认为，出现大石铲的文化遗址周围缺乏可供开采、制作石铲的石料，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不可能从较远的采石场将石料搬运到这些地方来再加工制作；如果是石器加工场地，在场地内必然会留下等待加工的石料和石器制作过程中的半成品、边角料、废品及废弃的加工工具，几处遗址中都没有发现这种现象；再从石铲堆放形式来看，有直立或斜立排列组合的，几乎刃部都向上，柄部都向下，由数件分别构成一定的队列，石铲与石铲之间互相紧贴，或间有体型较小的夹在其间（图二，内军坡遗址石铲直列式）；有的灰坑分上下 两层围成圆圈深埋石铲，石铲被 埋在1米多深的地下，绝不是一般的存放工具或产品的现象。因此认为石器加工场之说不成立，而奇异的堆放形式必另有深刻的寓意，合理的解释就是与农业祭祀有关。
试以隆安大龙潭遗址为例加以说明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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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内军坡直列式??????
?隆安大龙潭遗址总面积5000多平方米，已发掘的820平方米中发现灰坑20个。T1AH3是圆形竖式坑，深1.7米，口径1.88米，平底，坑壁修整光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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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大龙潭T1AH3石铲排列图
坑内填黑褐色土，夹有少许红烧土块、碎炭及一些石铲。石铲放置分上下两层。上层石铲在坑深0.96米处，圆圈直径约0.52米；下层石铲置于坑底，圆圈直径约1.2米。坑的南壁有一条长3.23米、宽1.02米的斜坡式通道（图三，大龙潭遗址T1AH3石铲排列图）。TB1H1也是圆形竖式坑，口径2.1米、深3.33米，是最深的灰坑，北壁连有斜坡通道，宽0.9米，靠近坑壁有两个小阶梯。坑内填黑褐色土，结构紧密，含较多的红烧土及炭屑。在坑口以下深至1.6米时，有一口径30厘米、厚10厘米的圆形烧土层，上盖石铲一件；坑深1.9米的正中心，又有径、厚皆约30厘米的红烧土层，其上堆放一组石铲，排列颇有规律；在坑深2.05米的地方，再次发现呈圆形的烧土，直径42厘米，厚20厘米，上置数件石铲。这两个灰坑的周围没有发现柱洞痕迹，坑又较深，不适于居住，根据坑内烧土及石铲放置情况，又不是窖藏，但其有斜坡式通道，可供人上下，石铲在坑中排列有序，不是随意丢失，坑内石铲、烧土重叠数层，应是多次重复使用所致。有相当部分石铲被埋在地表2米以下的圆土坑内，这种灰坑与一般废弃的垃圾坑有所不同。TC1H3也是圆形竖式坑，坑内含木炭较多，石铲层层叠压；TC1H2打破TC1H3，是椭圆形坑，周壁竖立大型石铲、石片护壁，坑内密集有序地竖立排列大型石铲及石片（图四，大龙潭遗址TC1H3石铲圆圈状组合）。在竖穴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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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大龙潭TC1H3石铲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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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五，大龙潭TB1石铲排列??
外，也有成组的石铲按直立、斜立、侧放、平直等方式排列，直立的都是铲柄朝下，铲刃朝上，一件挨一件互相紧贴，有的中间用小石铲间隔；有的围成圆圈或U形。（图五，大龙潭遗址TB1石铲直列式组合）
同类遗址经过试掘的还有扶绥县那淋屯遗址、隆安麻疯坡遗址、内军坡遗址等处，内涵与大龙潭遗址相同。
那淋遗址，1973年秋发掘34平方米，出土石铲43件，文化层底部放置较精致的大型石铲，几件并排放在一堆，刃部朝天，石铲与石铲之间用废石铲或小石铲衬垫。中部有一件未经烧烤的三角形小泥盘，盘中放置一件精致的小石铲⑷。???
隆安县乔建镇麻风坡遗址有一处长方形坑，坑壁贴着许多石铲，底层也平摆着石铲（图六，麻风坡遗址长方坑中的石铲）；古潭乡内军坡遗址，有一处底径达8米的馒头状石铲堆积，堆放残碎石铲约4立方米。我们当时在考古工地作了详细的统计，能分辨出柄、肩、腰、刃部位的有3438片，不辨其形的碎片6000多片。总数在一万片以上。
以上遗迹既不是居住遗址，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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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六，麻风坡遗址的石铲
墓葬，显然是祭祀活动场所。尤其是内军坡那种4立方米的石铲堆积，残碎石铲总数上万件，不能不令人想到四川三星堆的祭祀坑。那些有使用痕迹的石铲，原是生产工具，祭祀时拿来作祭品；那些没有开光、没有使用痕迹的石铲，当是专为祭祀制作的，做好以后就直接送到祭祀场，所以没有使用痕迹；至于大部分打碎，或有部分经过火烧，完全是祭祀礼仪的需要。
我们认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大石铲的出现，肯定与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关。象I型石铲，大部分轻重适中，石料多为砂岩和石灰岩，与新石器时代其他磨制石器相同，应是农业生产用于起土的实用工具；Ⅱ型石铲，大部分正面光滑背面粗糙，正面的下部多为平刃，背面的下部多为弧刃，应是很理想的破土工具；Ⅲ型石铲出现花肩，也只不过在与木柄接合增加捆绑的牢固方面有所改进而已。但是作为一种实用的农业生产工具的石铲，在使用过程中其作用越大也就越带有神秘性。农业祭祀摆设这类工具，用来祈年、拜日、报天，向大地祈求丰收。但到后来，祭祀用的石铲从生产用的石铲中分化出来，为取悦被祭祀的神灵，制作得越来越精致美观，越往后越追求形式美，以
致到后来脱离生产实际，造出一些与实用绝缘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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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大龙潭最珍美的石铲???
征物来。那些用板岩、页岩或用玉石制作的石铲，形体特别硕大或特别短小、棱角特别分明、打磨特别光洁的石铲，显然不是实用工具，而是纯粹的祭祀用品或权力重器（图七，大龙潭最珍美的石铲）。因此，桂南大石铲有一个从实用器到祭祀品的转化过程。而且在很长时间内实用器与祭祀品共世并存。实用石铲一直用作祭祀，但专门用于祭祀的石铲则不能用于生产，而是一种神器或权力重器。发现石铲特别集中的地段应是当时农业祭祀的活动场所，即是农业祭祀祭坛所在。
古代文明的发生与粮食生产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稻作农业成为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石铲便于翻土、深耕，是稻作农业发达的指示物。大石铲的大量出现，是当时农业经济发展及耕作技术进步的结果。使用大石铲的居民已过着相对长久的定居生活，开启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稻作农业。
稻作农业的发展已使一部劳动力解放出来，专门从事石铲制作之类的手工业。大批的、制作精美的石铲，只有专门手工业生产才有可能。
在采集、狩猎经济基础上产生不了文明。只有农业的不断发展和手工业的专门化，社会分工促使社会分化，导至阶级产生，才由部落社会向酋邦社会转化，最终进入早期国家社会。
桂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社会相对独立和稳定发展，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少，文明进程具有自己的特征。这个地区至今还未发现玉琮和牙璋，Ⅲ型大石铲的花肩与牙璋的齿饰相似，似乎取代了中原地区这个历史阶段牙璋的地位，它们在祭祀坑中特定的排列、安置，也说了与牙璋有相近、相同的功用。
无论从石铲的社会功能、祭祀规模等方面考察，大石铲时期已出现了祭坛，某些石铲已成为专用礼制用品，社会成员已发生分化，表明以大石铲为特征的山坡遗址已是广西新石器时代的最下限，出现了社会复杂化现象，步入青铜时代的门槛。这么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必定要有人出来组织。而组织这些活动的人也必定有一定的权力，能控制方圆几十公里之内的人群。握有祭祀权力的人已凌驾于一般氏族成员之上了，成为酋邦的首领。最巨大的和最漂亮的石铲也可能是他们手中的专利品，是他们权力的象征。
由此可见，在左右两江汇流处，在距今4000年前也许已存在一个活跃的文明古国，制作石铲的人群已走出野蛮社会，步入文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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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⑴蒋廷瑜、彭书琳：《桂南大石铲研究》，江西《南方文物》1992年第1期。
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6月，第106页。
⑶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隆安大龙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2年第1期。
⑷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训练班、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文物》1978年第9期。
（2012-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