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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文化论坛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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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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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富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兼壮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教授。邮编：530006，E-mail:Lfq6515@163.com
【摘要】绣球是壮族男女表达爱慕之情的信物。关于壮族以绣球传情、求偶的风俗，自宋代以来屡有记述，可是壮族以绣球传情、求偶风俗的源头远不止于宋代。不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从现代民俗材料来看，抛绣球本是歌圩中的一项活动。壮族抛绣球传情、求偶的风俗即是壮族先民在“万物有灵观念”下的施行的一种性巫术。因为壮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耕民族，在壮族先民的原始思维中，农作物的选种、播种、扬花、成熟，与人类的择偶、交合、怀孕、出生、成长是一样的。因而壮族先民在春耕前和秋收后等农闲时节，男女聚会以歌求偶时，为祈求和庆祝丰收，用布囊包裹作物种子抛接赠送。因此壮族抛绣球传情、求偶可说是反映农耕文化特点的一种风俗，其目的和功能是祈求农业的丰收和人类自身的繁衍增殖。
【关键词】抛绣球 壮族? 农耕文化 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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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球是壮族男女表达爱慕之情的信物。每逢春节、三月三、中秋节等传统佳节，壮族青年男女相邀汇集村边、野外，分成男女两方拉开适当的距离，互致问侯后,开始对歌，对歌有问有答；内容广泛，涉及农事、古今历史、理想、情操等，有比、有兴、有赋 ，既庄重又活泼生动。他们用歌声相互了解，丝丝入扣，娓娓动听。随着对歌的深入，男女双方越来越了解，气氛愈来愈热烈，姑娘们逐渐情不自禁，于是径情直行，运起手中的绣球掷向自己中意的小伙子。眼明手快、反应敏捷的小伙子接住绣球欣赏品味一番后又向姑娘抛回去。经过数次往返抛接，如果小伙子看上这位姑娘，就在绣球上系上自己的小礼物，抛回馈赠女方。馈赠愈重说明小伙子对姑娘情意愈深。姑娘若收下小伙子的礼物，即表示接受小伙子的追求。这时，两人或继续对歌加深情感，或相约到僻静处去幽会。
关于壮族以绣球传情、求偶的风俗，自宋代以来屡有记述。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云：“上巳日男女聚会，各为行列，以五色结为球，歌而抛之，谓之飞。男女目成，则女受，而男婚已定。” 明朱辅 《溪蛮丛笑》曰：“土俗节数日，野外男女分两朋，各以五色彩囊豆粟，往来抛接，名曰飞纟它。” 清 《庆远府志· 诸蛮》载：“溪峒——当春日戴阳，男女互歌谓之浪花歌，又谓之跳月。男吹芦笙，女抛绣笼。绣笼者，彩球也。回旋舞蹈，歌意相洽，即投之报之，返而约聘。”清代末年的壮族文人黄敬椿亦曾有《风土诗》吟道：“斜阳门巷破萧条，姐妹相从孰最娇。好把飞球空里掷，迎来送去赏花朝。”
可是壮族以绣球传情、求偶风俗的源头远不止于宋代。不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从现代民俗材料来看，抛绣球本是歌圩中的一项活动。而歌圩是在原始社会血缘族外婚时期形成的。由于当时一个氏族部落的男子与另一氏族部落的女子互为夫妻，因而在农闲时节，人们便集中到一个地方唱歌求偶，久而久之便形成为歌圩[①]。抛绣球求偶既然是歌圩求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起源自然亦可上溯到原始社会。
那么壮族为什么抛绣球求偶？绣球何以具有传情的功能？这要从原始人的思维谈起。在人类力量极端渺小的原始时代，人类尚未将自身与自然界区别开来，而是将自己与自然界等量齐观，因而原始人类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万物有灵”，即将一切自然现象视之为与人类一样的有意识的故意行为。在这种观念下，万物的生长与人类的生长是一样的。因而，交媾与播种、怀孕与开花或吐穗、出生和结果、疾病与灾害等在原始思维中是同一概念。这一思维特点可在一些风俗中得到说明。如世代种植水稻的泰族人认为水稻具有“宽”( khwan)即“灵魂”，水稻开始结实时，人们说水稻受孕了。阿谕陀耶省的农民称其为“考卡宏巴吞” ( khaawklad haang plaa thun)。这时要举行仪式祝福水稻女神。举行仪式时人们将粉和香水洒在稻叶和稻秆上，并用梳子作梳稻叶的样子，这是给水稻女神打扮的动作。在供礼中，要有桔子，因为据说桔子是医治孕妇早期疾病的药物。完成仪礼后要讲几句祷告的话，说目前水稻或水稻女神已经怀孕，所以带些供礼给她，并带些东西来打扮她，希望她高兴、健康和美丽，没有东西能来损害她[②]。壮族则将人与“天庭的花”视为一物。人无育，要架桥求花；人病了，则是花遇虫害或其他灾害，要除害救花，从而使人安康。
既然在原始观念中，万物与人一样均系两性交合化育的结果，那么人与万物可以相互模拟、感应，所以原始初民为了提高自身的繁衍能力，往往借助一些动、植物的繁衍力。我国《诗经》曰：“丝丝瓜瓞，民之初生。”清梁绍壬《两般秋雨 随笔》卷四云：“鸠兹俗，女伴秋夜出游，各于瓜田摘瓜归，为宣男兆，名曰‘摸秋’。” 世界上许多民族(包括壮族)也有远古洪水泛滥时，兄妹躲进葫芦得以生存，繁衍人类的神话传说。这是因为“瓜类子多，是子孙繁殖的最好象征”[③]。“埃及每年尼罗河水上涨时举行盛大的祭典。埃及女子崇拜这圣牛为生殖受胎神供献牛乳，在圣牛面前展示自己的生殖器。埃及人又崇拜山羊。妇女为治不妊症 ,与这圣山羊相交”[④]。这是由于牛、羊的繁殖能力较强，人类可借助之。人类借助万物繁衍力为自用的观念，我国《白虎通· 德论四》说得很清楚：“嫁聚必以春者，春天地交通，万物始生，阴阳交接之时。”因为春天万物萌动，生机盎然，故男娶女嫁也要在春天，以求多子多孙。
另外，人类为了农作物、牲畜的繁殖也借助人类的繁衍能力。所以，以性交或与性有关的行为促进农作物、动物繁殖的风俗是非常普遍的。如印度尼西亚爪哇人在稻花开时，农人夫妇每于夜间绕田间行走，并性交以促其成熟[⑤]。古代皖南在水稻扬花灌浆时，有夫妻到田头过性生活的习俗[⑥]。这种习俗早在《周礼》便有记载。弗德泽曾指出：“欲使禾稼收成，可使男女大会田间，中国经书上也有奔者不禁的时候，周礼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这固然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中国礼教底精华，但也是因‘于是时也’，正要播殖五谷，于是‘而会之’，以影响禾稼底丰收。反之，无子息的人，多是不被允许步入果园和田园，以免不收；欲使他人或敌人底田地不收，可使不育的人偷着践踏其地。[⑦]” 由于“新石器时代社会所最关心的是农作物收成。故而对于原来由于女人，为着增多植物和繁殖植物，而举行的一些图腾仪式方面，就更重视更予以发展。就最表特征的是用人的交配来刺激丰收的那些丰产礼节”[⑧]。
壮族抛绣球传情、求偶的风俗即是壮族先民在“万物有灵观念”下的施行的一种性巫术。因为壮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耕民族，在壮族先民的原始思维中，农作物的选种、播种、扬花、成熟，与人类的择偶、交合、怀孕、出生、成长是一样的。因而壮族先民在春耕前和秋收后等农闲时节，男女聚会以歌求偶时，为祈求和庆祝丰收，用布囊包裹作物种子抛接赠送。现在的绣球纯粹是一个圆球了，可原初的绣球却是一个包着豆粟或棉子等作物种子的小包。这不仅在明代朱辅的《溪蛮丛笑》中说得很清楚。清《归顺直隶州志》亦称，广西靖西一带壮族“迎春牛前一日，城外两甲老少男女预先缝制新衣看春，于黎明后各携幼男幼女，裹带糇粮络绎来城，集于东郊五、六千人；其纸龙、狮子均是，喧鼓鸣锣——春官与春牛先行，看春男女互掷棉子，谓之‘打春’。”笔者1991年到广西龙州板池村调查壮族民间文化时，还曾收集到一个包裹着豆谷的方形绣球。壮族人民之所以在歌圩之时，抛赠作物种子，乃是因为传统上歌圩是男女求偶的佳节。古时候男女交合是这个节日的重要内容。明代岳和声在《后骖鸾录》谈到万历年间柳州城外的“搭歌”时有着非常生动的记述：“遥望松下，搭歌成群，数十人一聚。其俗女歌与男歌相答，男歌胜，而女歌不胜，则父母以为耻，又必使女先而男后。其答亦相当，则男女相挽而去，遁走山隘中相合，或信宿或浃旬，而后各归其家责取牛酒财物，满志而后为之室。不则宁异时再行搭歌耳。” 在人类求偶、交合的时节，馈赠种子，显然是为了让种子模仿人类，藉此来增强其繁殖力，从而获得丰收。同时由于豆粟、棉花和稻谷等作物都是多子的，人们在求偶、交合时馈赠作物种子，也有模仿农作物，祈求人丁兴旺的愿望。现代壮族男女结婚时，还在嫁妆的箱底下或在床底下放置稻穗等物，其意义及所反映的心理，与此是一致的。正如伊里亚德在《大地· 农业· 妇女》中所说：“种子这东西需要一种助力，至少在成长的过程中非得有点什么伴着它。这种生命的所有形态与(人们所加上的)行动的连带性，是原始人最根本的观念之一。而且原始人信从(二者)共同而行可得最良好的结果此一原理，面朝向咒术般的优越情境展开(其行动) 。女性的多产性影响了田园的丰饶。然而，植物丰盛的生长，反过来亦有助于女性的怀孕。[⑨]” 因此壮族抛绣球传情、求偶可说是反映农耕文化特点的一种风俗，其目的和功能是祈求农业的丰收和人类自身的繁衍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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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白耀天：《“墟”考》，《广西民族研究》1987年第4 期。
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83 年。
弗雷泽：《巫术与语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
李晖：《江淮民间的生殖崇拜》，《思想战线》1988年第5 期。
潘其旭：《壮族歌圩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披耶阿努曼拉查东著、马宁译：《泰国传统文化与民俗》，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
宋兆麟：《神话与诗》，古籍出版社，1954年。
闻一多：《生育神与性巫术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吴继文：《玄鸟降临》，载《神与神话》。联经出版公司,1988年(台北) 。
朱云彩：《人类性生活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年。
[①]白耀天：《“墟”考》，《广西民族研究》1987年，第4 期。潘其旭：《壮族歌圩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0 – 113 页。
[②]披耶阿努曼拉查东著、马宁译：《泰国传统文化与民俗》，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65 – 2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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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闻一多：《神话与诗》，古籍出版社，1954年，第65 页。
[④]朱云彩：《人类性生活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年，第15 页。
[⑤]宋兆麟：《生育神与性巫术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66 页。
[⑥]李晖：《江淮民间的生殖崇拜》，《思想战线》，1988年第5 期。
[⑦]弗雷泽：《巫术与语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5 页。
[⑧]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83 年，第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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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吴继文：《玄鸟降临》，载《神与神话》。联经出版公司,1988年(台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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