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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强:抛绣球:壮族农耕文化的风俗

谢 寿球

4月 26,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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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文化论坛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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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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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富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兼壮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教授。邮编:530006,E-mail:Lfq6515@163.com
【摘要】绣球是壮族男女表达爱慕之情的信物。关于壮族以绣球传情、求偶的风俗,自宋代以来屡有记述,可是壮族以绣球传情、求偶风俗的源头远不止于宋代。不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从现代民俗材料来看,抛绣球本是歌圩中的一项活动。壮族抛绣球传情、求偶的风俗即是壮族先民在“万物有灵观念”下的施行的一种性巫术。因为壮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耕民族,在壮族先民的原始思维中,农作物的选种、播种、扬花、成熟,与人类的择偶、交合、怀孕、出生、成长是一样的。因而壮族先民在春耕前和秋收后等农闲时节,男女聚会以歌求偶时,为祈求和庆祝丰收,用布囊包裹作物种子抛接赠送。因此壮族抛绣球传情、求偶可说是反映农耕文化特点的一种风俗,其目的和功能是祈求农业的丰收和人类自身的繁衍增殖。
【关键词】抛绣球 壮族? 农耕文化 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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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球是壮族男女表达爱慕之情的信物。每逢春节、三月三、中秋节等传统佳节,壮族青年男女相邀汇集村边、野外,分成男女两方拉开适当的距离,互致问侯后,开始对歌,对歌有问有答;内容广泛,涉及农事、古今历史、理想、情操等,有比、有兴、有赋 ,既庄重又活泼生动。他们用歌声相互了解,丝丝入扣,娓娓动听。随着对歌的深入,男女双方越来越了解,气氛愈来愈热烈,姑娘们逐渐情不自禁,于是径情直行,运起手中的绣球掷向自己中意的小伙子。眼明手快、反应敏捷的小伙子接住绣球欣赏品味一番后又向姑娘抛回去。经过数次往返抛接,如果小伙子看上这位姑娘,就在绣球上系上自己的小礼物,抛回馈赠女方。馈赠愈重说明小伙子对姑娘情意愈深。姑娘若收下小伙子的礼物,即表示接受小伙子的追求。这时,两人或继续对歌加深情感,或相约到僻静处去幽会。
关于壮族以绣球传情、求偶的风俗,自宋代以来屡有记述。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云:“上巳日男女聚会,各为行列,以五色结为球,歌而抛之,谓之飞。男女目成,则女受,而男婚已定。” 明朱辅 《溪蛮丛笑》曰:“土俗节数日,野外男女分两朋,各以五色彩囊豆粟,往来抛接,名曰飞纟它。” 清 《庆远府志· 诸蛮》载:“溪峒——当春日戴阳,男女互歌谓之浪花歌,又谓之跳月。男吹芦笙,女抛绣笼。绣笼者,彩球也。回旋舞蹈,歌意相洽,即投之报之,返而约聘。”清代末年的壮族文人黄敬椿亦曾有《风土诗》吟道:“斜阳门巷破萧条,姐妹相从孰最娇。好把飞球空里掷,迎来送去赏花朝。”
可是壮族以绣球传情、求偶风俗的源头远不止于宋代。不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从现代民俗材料来看,抛绣球本是歌圩中的一项活动。而歌圩是在原始社会血缘族外婚时期形成的。由于当时一个氏族部落的男子与另一氏族部落的女子互为夫妻,因而在农闲时节,人们便集中到一个地方唱歌求偶,久而久之便形成为歌圩[①]。抛绣球求偶既然是歌圩求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起源自然亦可上溯到原始社会。
那么壮族为什么抛绣球求偶?绣球何以具有传情的功能?这要从原始人的思维谈起。在人类力量极端渺小的原始时代,人类尚未将自身与自然界区别开来,而是将自己与自然界等量齐观,因而原始人类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万物有灵”,即将一切自然现象视之为与人类一样的有意识的故意行为。在这种观念下,万物的生长与人类的生长是一样的。因而,交媾与播种、怀孕与开花或吐穗、出生和结果、疾病与灾害等在原始思维中是同一概念。这一思维特点可在一些风俗中得到说明。如世代种植水稻的泰族人认为水稻具有“宽”( khwan)即“灵魂”,水稻开始结实时,人们说水稻受孕了。阿谕陀耶省的农民称其为“考卡宏巴吞” ( khaawklad haang plaa thun)。这时要举行仪式祝福水稻女神。举行仪式时人们将粉和香水洒在稻叶和稻秆上,并用梳子作梳稻叶的样子,这是给水稻女神打扮的动作。在供礼中,要有桔子,因为据说桔子是医治孕妇早期疾病的药物。完成仪礼后要讲几句祷告的话,说目前水稻或水稻女神已经怀孕,所以带些供礼给她,并带些东西来打扮她,希望她高兴、健康和美丽,没有东西能来损害她[②]。壮族则将人与“天庭的花”视为一物。人无育,要架桥求花;人病了,则是花遇虫害或其他灾害,要除害救花,从而使人安康。
既然在原始观念中,万物与人一样均系两性交合化育的结果,那么人与万物可以相互模拟、感应,所以原始初民为了提高自身的繁衍能力,往往借助一些动、植物的繁衍力。我国《诗经》曰:“丝丝瓜瓞,民之初生。”清梁绍壬《两般秋雨 随笔》卷四云:“鸠兹俗,女伴秋夜出游,各于瓜田摘瓜归,为宣男兆,名曰‘摸秋’。” 世界上许多民族(包括壮族)也有远古洪水泛滥时,兄妹躲进葫芦得以生存,繁衍人类的神话传说。这是因为“瓜类子多,是子孙繁殖的最好象征”[③]。“埃及每年尼罗河水上涨时举行盛大的祭典。埃及女子崇拜这圣牛为生殖受胎神供献牛乳,在圣牛面前展示自己的生殖器。埃及人又崇拜山羊。妇女为治不妊症 ,与这圣山羊相交”[④]。这是由于牛、羊的繁殖能力较强,人类可借助之。人类借助万物繁衍力为自用的观念,我国《白虎通· 德论四》说得很清楚:“嫁聚必以春者,春天地交通,万物始生,阴阳交接之时。”因为春天万物萌动,生机盎然,故男娶女嫁也要在春天,以求多子多孙。
另外,人类为了农作物、牲畜的繁殖也借助人类的繁衍能力。所以,以性交或与性有关的行为促进农作物、动物繁殖的风俗是非常普遍的。如印度尼西亚爪哇人在稻花开时,农人夫妇每于夜间绕田间行走,并性交以促其成熟[⑤]。古代皖南在水稻扬花灌浆时,有夫妻到田头过性生活的习俗[⑥]。这种习俗早在《周礼》便有记载。弗德泽曾指出:“欲使禾稼收成,可使男女大会田间,中国经书上也有奔者不禁的时候,周礼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这固然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中国礼教底精华,但也是因‘于是时也’,正要播殖五谷,于是‘而会之’,以影响禾稼底丰收。反之,无子息的人,多是不被允许步入果园和田园,以免不收;欲使他人或敌人底田地不收,可使不育的人偷着践踏其地。[⑦]” 由于“新石器时代社会所最关心的是农作物收成。故而对于原来由于女人,为着增多植物和繁殖植物,而举行的一些图腾仪式方面,就更重视更予以发展。就最表特征的是用人的交配来刺激丰收的那些丰产礼节”[⑧]。
壮族抛绣球传情、求偶的风俗即是壮族先民在“万物有灵观念”下的施行的一种性巫术。因为壮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耕民族,在壮族先民的原始思维中,农作物的选种、播种、扬花、成熟,与人类的择偶、交合、怀孕、出生、成长是一样的。因而壮族先民在春耕前和秋收后等农闲时节,男女聚会以歌求偶时,为祈求和庆祝丰收,用布囊包裹作物种子抛接赠送。现在的绣球纯粹是一个圆球了,可原初的绣球却是一个包着豆粟或棉子等作物种子的小包。这不仅在明代朱辅的《溪蛮丛笑》中说得很清楚。清《归顺直隶州志》亦称,广西靖西一带壮族“迎春牛前一日,城外两甲老少男女预先缝制新衣看春,于黎明后各携幼男幼女,裹带糇粮络绎来城,集于东郊五、六千人;其纸龙、狮子均是,喧鼓鸣锣——春官与春牛先行,看春男女互掷棉子,谓之‘打春’。”笔者1991年到广西龙州板池村调查壮族民间文化时,还曾收集到一个包裹着豆谷的方形绣球。壮族人民之所以在歌圩之时,抛赠作物种子,乃是因为传统上歌圩是男女求偶的佳节。古时候男女交合是这个节日的重要内容。明代岳和声在《后骖鸾录》谈到万历年间柳州城外的“搭歌”时有着非常生动的记述:“遥望松下,搭歌成群,数十人一聚。其俗女歌与男歌相答,男歌胜,而女歌不胜,则父母以为耻,又必使女先而男后。其答亦相当,则男女相挽而去,遁走山隘中相合,或信宿或浃旬,而后各归其家责取牛酒财物,满志而后为之室。不则宁异时再行搭歌耳。” 在人类求偶、交合的时节,馈赠种子,显然是为了让种子模仿人类,藉此来增强其繁殖力,从而获得丰收。同时由于豆粟、棉花和稻谷等作物都是多子的,人们在求偶、交合时馈赠作物种子,也有模仿农作物,祈求人丁兴旺的愿望。现代壮族男女结婚时,还在嫁妆的箱底下或在床底下放置稻穗等物,其意义及所反映的心理,与此是一致的。正如伊里亚德在《大地· 农业· 妇女》中所说:“种子这东西需要一种助力,至少在成长的过程中非得有点什么伴着它。这种生命的所有形态与(人们所加上的)行动的连带性,是原始人最根本的观念之一。而且原始人信从(二者)共同而行可得最良好的结果此一原理,面朝向咒术般的优越情境展开(其行动) 。女性的多产性影响了田园的丰饶。然而,植物丰盛的生长,反过来亦有助于女性的怀孕。[⑨]” 因此壮族抛绣球传情、求偶可说是反映农耕文化特点的一种风俗,其目的和功能是祈求农业的丰收和人类自身的繁衍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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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白耀天:《“墟”考》,《广西民族研究》1987年第4 期。
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83 年。
弗雷泽:《巫术与语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
李晖:《江淮民间的生殖崇拜》,《思想战线》1988年第5 期。
潘其旭:《壮族歌圩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披耶阿努曼拉查东著、马宁译:《泰国传统文化与民俗》,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
宋兆麟:《神话与诗》,古籍出版社,1954年。
闻一多:《生育神与性巫术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吴继文:《玄鸟降临》,载《神与神话》。联经出版公司,1988年(台北) 。
朱云彩:《人类性生活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年。

[①]白耀天:《“墟”考》,《广西民族研究》1987年,第4 期。潘其旭:《壮族歌圩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0 – 113 页。
[②]披耶阿努曼拉查东著、马宁译:《泰国传统文化与民俗》,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65 – 2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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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闻一多:《神话与诗》,古籍出版社,1954年,第65 页。
[④]朱云彩:《人类性生活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年,第15 页。
[⑤]宋兆麟:《生育神与性巫术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66 页。
[⑥]李晖:《江淮民间的生殖崇拜》,《思想战线》,1988年第5 期。
[⑦]弗雷泽:《巫术与语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5 页。
[⑧]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83 年,第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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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吴继文:《玄鸟降临》,载《神与神话》。联经出版公司,1988年(台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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