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栽培——壮族祖先智慧的结晶
梁庭望
稻米在当今世界人民的生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美国期刊《读者文摘》1987年11月号指出：“以大米为主食的人，几乎占世界人口的半数。”水稻在其发展和传播过程中，在世界各地形成了地区性的稻作文化，是整个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许多从事稻作农业的民族，都在水稻栽培和稻作文化的形成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壮侗语族民族的祖先，贡献最大。其中，壮族则是发明水稻种植最早的民族，他们被埋没很久的功绩，今天应当让其昭示于天下，使吃大米的人永志不忘。
水稻种植的起源，世界农业史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我国和印度同为最早的稻作发源地。另一种认为，我国是唯一最早发明水稻种植的国家。我国农业史专家丁颖50年代指出：“至于印度栽培稻起源于本土或来自中国，还没有定论。……但印度稻作起源于我国之后，和我国稻种没有来自印度的可能性，当然无可怀疑。”[1]因为“康德尔（De? Camdolle:1884）认为印度的稻作起源在我国之后。据察脱杰（Chatterjiee:1951），约公元前一千年的阿闍婆吠陀（Atharvavida）赞诗中始见稻字（Vrihi），北印度巴佛哈那加(Bahudhanaka)的游得希亚（youdheya）民族确知有稻，，是在距今二千年前。其它梵文古籍提及稻的，概在公元前第一、二世纪间。”[2] 而我国在伊尹时（约公元前750年）已经有南海之秏（hao）[3] 的记载。尽管康德尔、丁颖、察脱杰尚未看到后来的考古材料，但他们的论点是十分有见地的。
那么，我国的水稻种植最早源于何处？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距今6700±200的古稻杆稻壳。在云南的宾川白羊村出土的陶罐中有大量稻粒的粉末，经C14测定距今约4000年左右。在岭南，则出土了不少石质磨盘、磨棒、石杵、石锤等稻谷加工工具。[4]对比表明，，岭南（主要是岭西）是我国种植稻谷最早的地区。34年前丁颖先生说过：“根据五千年来稻作文化创建过程并由华南与越泰接连地带的野生稻分布和稻作民族的关系，特认定我国栽培稻种是起源于华南。”[5]丁颖当时的主要根据，是西江流域广泛有野生稻分布。野生稻在被驯化之前，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们年复一年，自生自熟。这种柔弱的植物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很强，在无人护理的条件下，它的萌芽、生长、发育、开花结果和贮存（留种）都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只有在适宜的环境中，野生稻才能生存；只有野生稻分布地区，水稻人工栽培的发明才具备物质前提。
岭南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的低纬度地带（北纬900——260），北回归线横贯其中，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广西年平均气温在200C左右（元月平均6——16 0C），全年降雨量在1500毫米以上。横贯东西的五岭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它挡住了北来的寒潮，使岭南冬天气温偏高，霜期很短，其南部则全年无霜。北方三九隆冬，这里却“暖若三春，桃李乱开，蝮蛇不蛰”，“草木皆不改柯换叶。”[6]这使得野生稻可以安全过冬。春天，南海湿润的气团登陆，近水楼台的岭南获得了充足的水分，满足了野生稻发育生长的需要。高温多雨促进了野生稻的充分发育，扬花抽穗，秋后落入土中，在岭西温暖的怀抱中过冬，周而复始。实验表明，稻粒在00C以下，内部水分开始冰化。当温度上升到00C以上时，稻粒逐渐变为浅黄色，随着内部水分形态的变化，自行粉碎。，因此，未经驯化的野生稻，在岭北是无法越冬的，需要进行人工培育和贮藏。
根据农业调查表明，在我国，现存的三种野生稻只分布于广西、广东、海南和云南省南部的西双版纳等地。[7]农业史专家特别认定，广西自古便是野生稻的主要分布地带。[8]1917年英国农业史家墨里尔（Meril）首次到我国的罗浮山麓至石龙平原发现野生稻。[9]1926——1933年间，丁颖发现西江流域广泛分布野生稻。[10]1978——1980年，广西农学院组织对广西野生稻分布的普查，在85个县中，发现35个普遍有野生稻分布。[11]地理学的研究表明，自更生世以来，华南地区的生态环境一直没有多大变化。[12]由此可以断定，现在岭南的野生稻与早期的野生稻有传承关系。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优胜劣汰，至今野生稻不衰，可见当初之盛。人们在安徽巢湖流域淹水地方，也曾发现过野生稻，形如粳稻。但将其种子进行种植试验，却发现原来是由栽培稻种野性化而成的，被称为“野性化稻种”，是栽培稻的退化品种，与岭南的野生稻不可同日而语。广西良好的自然环境和野生稻的广泛分布，为岭西最早发明水稻人工种植提供了物质前提。
后来的考古事实表明，丁颖的结论是正确的。1965年，广西文物工作队在桂林南郊甑皮岩发现的内涵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有石杵3件，系用长条砾石加工而成。磨盘数件，其上纹理略成人字形，略似今日石磨上的牙纹。这两种工具，分明是谷物的脱皮工具。[13]经北京大学考古专业C14实验室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C14实验取样测定，以第二层钙华板为界，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为9100±250年，晚期为7500年左右。早期有的螺丝样品达10600年，扣除偏老的影响，亦在9000年以上。上述石杵、石磨盘是在钙华板以下发现的，应属于9000年以上工具。[14]
1963年，广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南宁地区的邕宁、武鸣、横县、扶绥等地，发现了共14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大多分布在右江和左江两岸。在未经扰动的文化层里，出土了石杵、石磨棒、石锤、石磨盘等加工（脱壳）稻谷的工具。其中南宁市郊青山遗址的磨棒数量甚多。磨盘上有圆形小窝穴，周围有敲击的痕迹，可作石砧使用，亦可放上稻谷，以两扇相对运动脱壳，或用石磨棒在其上滚动脱皮。石杵为圆锥形，杵头因舂捣而形成崩裂的小麻点。[15] 经测定，这些遗址均在10000年以上，如南宁市邕江岸边豹子头遗址，年代为10720±260年。以上考古材料表明，广西境内的栽培稻比河姆渡早2400——3000年，比云南白羊村早5000年左右。南宁地区出土的陶片数量很大，但已无完整器物。甑皮岩仅部分探方即出土291件之多，为火候较低的初期产品，有罐、钵、瓮等，多为敞口，直口或敛口很少 。这些陶片在我国目前是最早的，均在万年以上，为同一文化体系之物。农业史表明，淘器是谷物种植的伴随物。肉类可以生吃或以棍棒穿插烘烤食用，块根、果实、嫩叶亦可生吃或投于火内煨吃，唯稻粒无法投于火内，也无法烧烤。当初人们大约以藤条编织小筐，把米粒放在里面烤熟了吃。但因藤条容易着火，便在外面糊泥，烤后成形，是为最原始的陶器。将稻粒放在其中，易于烘烤，加水可以成粥，此为岭西稻作饮食文化之源。陶片的出土，为稻谷加工工具石杵、石磨棒、石磨盘等的功能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这些遗址还出土了人工喂养的家畜化骨。以甑皮岩为例，出土的猪骨化石个体达67个，其中40个可以比较准确推断其年龄，一岁以下8只，1——2岁26只，占多数。2岁以上6只，只占15%。其犬齿数量不多，长大而粗壮的犬齿更少，“尚未见到任何一枚猪牙M3/3已经磨蚀得很深的标本”，[16]足见系人工喂养，而非猎物。猪是人类喂养的最早驯化动物之一，其饲养有赖于农业生产。壮人历来有以糠喂猪、以剩余稻米饭喂猪的传统，足见稻作一万年前已经产生。当然，农耕中包括种植块根。
由于岭南天气湿热，酸性红壤腐蚀动植物遗骸，饱含水分的谷类及其枝叶易于腐烂，而主要的是人们习惯于把稻糠和稻草当做饲料，因而这一带尚未有稻壳之类的出土物，但上述谷物加工工具和伴随水稻栽培而产生的陶器及动物驯养，足以证明这儿是我国以至世界上发明水稻种植最早的王国。
水稻种植产生之后，便向四方传播。首先传向岭北江南的广大地区。据丁颖研究，大约数千年前传到黄河流域。往东则传到日本，据日本学者安藤和野口研究（他们先后于1951、1956年著文），栽培稻约于公元前1—2世纪东传，形成“稻米之路”。往南，日人宇野于1944年著文指出，南洋各地稻种是公元前1000年由澳尼民族（Austronesian）从大陆南下时带去的。往西则经过滇南传至印度。据察脱杰引马提哈善（Mahdihassan）之说，认为拉丁语oryza(水稻)来源于印度语Arishi（稻子），而Arishi来自古越语的一个方言，从而证明印度的栽培稻系从中国传过去的。康德尔于1884年著文指出，水稻在印度繁殖之后，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经伊朗传入巴比伦 ，而后传入欧洲和非洲，再经西班牙人带到南美大陆。农业史家伯兰根谱（Blankenburg）1935年著文，支持康德尔观点。至此可以看出，岭南犹如一个水稻的喷泉，逐步涌向四方，传到全球。
水稻源于岭南，显然是壮、侗、布依、傣、黎、毛南、仫佬、水等民族的祖先越人的功劳。早在5—10万年前的“柳江人”时代，壮侗语族民族的祖先就生活在岭南。直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后，中原人及其他民族才陆续进入岭南。因此，最早发明水稻人工种植的当是岭南越人。他们栽培水稻之后，便开始砍伐森林，开辟田畴，扩大种植面积，于是留下了这一特殊历史意义的地名——那（naz,水田）字地名。据统计，那字地名广西有1200多处，云南有170多处，广东有30多处，越南北部有60多处。[17]这些地名指事性很强，多为双音节（少数三音节），那字做中心词，后边是修饰成分。如广西的“那坡”，壮话叫nazmboq(na2bo5)，mboq为泉水，意思是泉水田；贵港“那蓬”，壮话叫做nazboengz(na2po?2)，boengz是烂泥，意思是烂泥田；广东“那楼”，壮话叫做nazraeuz(na2rau2)，raeuz是咱们，意思是咱们的田；广东的“那花”，壮话叫做nazva(na2va1)，意为长花的田……这些地名，用汉语是解释不通的。地名（尤其是小地名）是语言中的凝固物，它在很大程度上保存历史的原貌。它们的存在，记录了岭南越人开辟田畴的功劳。
壮侗语族民族语言中，“水稻”一词是同源词。其语音壮：hau4；临高?au4；布依：hau4；傣（西双版纳）：x?u3；傣（德宏）：xau3；侗：q?u4；仫佬：hu3；毛南：hu4；水：?au4；泰（古读）：k?au4；黎： mu:n3ta2。除黎以外，其他民族（或地区）读音基本相同，说明他们尚未分化之前，已经有了水稻。音变中，上古的hk?是由k分化而来的，k?au4保留了更原始的读音，黎语差别很大，估计另有古读词。
此外，壮侗语族民族语言中与水稻种植有关的词多是同源词。如
??????? 犁???? 牛轭????? 耕（动词）?? 秧苗?????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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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 ?ai1???? ek7 ??????ai1? ????????kja3?????? na2
临高???? ??lei2 ?????ek7????? lei1?????????? la3?????? ni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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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南?????? kwai1 ????ik7 ?????kha:i5????????? ?a3?????? ?ja5 ?????????
黎???????? lai2???? kw3hu?2?? lai2?????????? fan1?????? ta2
通过对以上语言材料的对比研究，我们发现，壮侗语族民族在分化之前曾经共同进行过广泛的稻耕作业，因而在语言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越人种植水稻之早，还可以从古籍中得到佐证。许慎著的《说文》云：“伊尹曰：‘饭之美者，玄山之禾，南海之秏。’”“秏者，从禾毛声，，呼到切。”念hau4 与壮侗语族民族稻的读音基本相同，足见系以汉字记录古越语音。“南海”是古代对岭南的泛称，故“南海之秏”就是岭南的稻子（籼稻）。伊尹提到的稻，距今已有1700多年，是世界上有关水稻的最早记录。
《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百谷自生，冬夏播琴。”这段话按汉语很费解，因为其中夹杂着古越语。黑水一说指珠江上游西江，源于桂西南。广西的江河少泥沙，清澈见底，颜色深绿，故称黑水。“都广”用壮话可以读通，念doenghguangq(to?6kva:?5)，doengh即田峒，指山丘包围之中的平地或小块盆地，guangq即广大、宽广，“都广”意思是广阔的田峒，倒装句法。“膏”是越语植物量词go（ko1棵、株）的汉字记音。“膏菽”、“膏稻”壮语念goduh、gohaeux，非常顺，意思是豆子、稻子。这里的膏是中心成分，放在前；菽、稻表示类别，是修饰成分，放在后。次序正好和汉语相反。《山海经》是战国古籍，其中的海内经成书稍后。
又杨孚《异物志》引《交州外域记》云：“昔交趾有骆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恳食其田，因名为骆田。”《异物志》又云：“交趾稻夏冬又熟。”这里的交趾、交州泛指岭南，包括广东、广西、越南中部以上和南海诸岛。《史记》亦载：“楚越之地，或火耕水薅。”这些记载反映了秦汉前后岭南越人水稻生产已有相当的发展，懂得了灌溉和种双季稻。
以上材料完全证明，岭南越人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栽培的发明者。但是，南方越人支系众多，号称“百越”，分布广袤，各支系居地的地形、气温、雨量、水源、土壤不完全相同，因而栽培水稻便有先后之分。从各方面材料综合研究表明，最早栽培水稻的是壮族祖先。
首先，考古材料表明，壮族中心地区最早种植水稻。国内考古发现脱骨脱壳工具及稻壳稻杆的遗址，其先后次序是：南宁地区贝丘遗址10000年以上，如豹子头遗址10720±260年；钦州地区遗址10000年；甑皮岩遗址9100±250年；浙江河姆渡遗址6700±200年；云南白羊村遗址4000年。在这个序列里，最早的是南宁地区和钦州地区，南宁地区贝丘遗址分布的扶绥、邕宁、武鸣、横县自古迄今都是壮族的聚族之地。南宁地区、钦州地区秦汉以前都是壮族的腹心地带。这些地区的其他居民，都是秦统一岭南以后才陆续迁来的。显然这些遗址的稻谷加工工具是壮族先民留下的。大约到了甑皮岩时代或之后，水稻才成为壮侗语族各族的共同经济生活，以后才向四方传播。而甑皮岩所在的桂林地区，秦瓯战争时是西瓯人的天下，从桂林地区往南经柳州地区到南宁、玉林地区，除了桂西北有壮侗语族其他民族分部，适宜于种植水稻的广西中部、东部、南部地区，历史上皆为壮族先民的聚族之地，与遗址分布相吻合。
第二、甑皮岩、柳州白莲洞（出土10000年前农具附件重石）、钦州遗址、南宁地区贝丘遗址所出土的石斧、石锛、石凿、石刀等农业生产工具，构成了风格统一的石器文化。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这一石器文化发展成以桂南大石铲为代表的大石铲文化。大石铲主要分部在左右江交汇地带。与南宁贝丘遗址分布基本相合，显然是贝丘遗址石器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大石铲文化以左右江交汇地带为中心，往四周辐射，北到柳城，东到广东的德庆、封开，东南到合浦一带，东北到贺县，西南到达靖西、德保，南至越南北部的广宁。经测定年代早期为4750±100、4735±120年，商周达到高峰，西周后才逐步为铜质工具所取代。[18]大石铲文化被认为是壮族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性稻作文化。由于其分布与贝丘遗址重合，由此上溯，不难推断贝丘遗址稻谷加工工具的族属。
第三、南宁贝丘遗址、桂林甑皮岩遗址均发现了迄今壮人中仍广泛盛行的二次葬和屈肢葬。如扶绥敢造遗址有14具人骨架，分别为屈蹲葬、仰身葬及侧身屈肢葬。横县西津遗址的100多具遗骨大多数为屈肢蹲葬。邕宁长塘遗址15具遗骨全是屈肢葬。甑皮岩10多具分别为屈肢蹲葬、侧身屈肢葬和二次葬三种形式。到了战国时代，平乐墓葬中也都是上述葬式。屈肢葬和二次葬是典型的壮族葬俗，由于人们是以灵魂的存在的观念为其前提，因而不易游移，传承久远，至今仍在盛行。屈肢葬在邻省也有发现，但壮族与之不同，壮人一般先临时土葬（隆林一带至今仍屈肢土葬），三年后，子孙开馆将遗骨揩净，按屈蹲式放置于高二尺许的“金坛”（瓦瓮）中，择地再葬。圈坟立碑，以作永久纪念。这是屈肢葬与二次葬合一的葬式，为壮人所独有。正如《壮族通史》所说的：“拣骨葬也称二次葬，广西主要流行于壮族地区，其他如汉、苗、瑶、毛南、侗等族，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才偶一为之。”[19]这种习俗，为我们确定甑皮岩、南宁贝丘遗址和钦州贝丘遗址的族属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第四、壮人以青蛙为图腾，这是稻作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关于蛙图腾，拙作《壮族图腾初探》[20]曾做过详尽的阐述。值得提及的是，壮族祖先所铸造的铜鼓上的蛙立雕，是一种意念中的蛙神形象。它是象征性的，由一块厚铜板弯曲而成，眼晴特别有神，后两足往往并为一足，成为三足蛙。最令人惊奇的是，蛙立雕背上几乎都刻有醒目的稻穗纹。有的呈十字纹，即一纹从脊梁贯穿到尾，一纹横贯前二足背，在蛙背上交叉成十字。有的则在脊梁前段、两腮边、腿根饰以稻纹。这些稻纹的形态竟与国徽上的穗纹相差无几。这一画龙点清之笔，充分表现了蛙图腾系稻作文化的产物，它的形象在花山上大面积出现不足为奇。图腾是与氏族制度同时产生的氏族标志，它的历史起码有10000年以上这正好与古遗址的年代吻合，从而为壮族祖先最早栽培水稻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第五、壮族民间文学与水稻起源关系特别密切。在钦州和广东，普遍流传五羊含穗的传说，故事说，古时北部湾沿岸的合浦一带住着一家忠厚老实的越人，只有父子两。因灾年交不起租，父亲被衙役抓走，限儿子三天内交清官粮。儿子束手无策，呼天抢地，惊动了南海五仙子。她们骑着五色羊自天而降，把羊所衔稻穗送给年轻人。他按仙子吩咐种植稻谷，获得丰收，交清官粮，谁知反被诬为盗。五仙女怒逐恶人，追赶到番禺（今广州市），严惩后，腾空而去，留下五羊化为石，以镇邪恶。故广州城又被称为羊城、五羊城和穗城。此传说载于《续南越志》，宋《太平寰宇记》转引，其文云：“五羊城按续南越志旧说，有五仙乘五色羊执六穗秬而之，至今呼五羊城是也。”说明广州城的来历与钦州地区壮族祖先最早种稻有关。再则几乎所有的壮族神话都有与种稻有关的内容，不无原因。神话《稻米是怎样来的？》说，九尾狗为壮族到天上去偷稻种，被砍去8条尾巴，最后一尾带回谷种，因此稻穗像弯弯的狗尾巴。至今凌云等地的壮人，新谷登场，用新米煮的第一锅米饭，第一碗先喂狗，以感谢它偷稻种的辛劳。神话《姆六甲》说，当初天离地很近，舂米时杵端碰破了天，只好用棉花去堵，形成星星。又说原先人们住在山洞里，白天到平峒种田，劳累过度，只好就地搭棚为家。从侧面反映了种植水稻以后，人们为了耕作方便，搬到平坝居住。神话中还说，布洛陀发现河对岸有金黄的稻谷，便派老鼠和斑鸠去偷稻种。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鸟兽以野生稻为饲料，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而发明了水稻栽培。神话《布洛陀》中说，人们撒种不发芽，于是去求姆六甲，她用神力使稻种标芽，壮人才能种稻。这从侧面反映了野生稻驯化有个过程，育秧更加艰难。神话《郎正射太阳》说，雷造出十二个太阳，照得田地开裂，河水枯干，郎正于是弯弓射日。神话《布伯》更是以水稻种植为草蛇灰线贯穿始终。故事说，由于雷王不给水，使田地纷纷开裂，稻子失收。布伯怒而上天斗雷王。后雷王发大水淹没天下，只剩下兄妹两，他们从山顶往下滚石磨，到山下竟又合到一起，认为这是天意，这才勉强成亲延续人类。
关于神话产生的年代，贾芝根据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所说的，人类在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发生了自然崇拜和人格化的神灵以及大主宰的模糊观念”等论断，认为神话产生于距今万年之前，[21]当时首先产生的是原生神话（即母权神话）。壮族《姆六甲》属于原生神话，《布伯》、《布洛陀》、《郎正射太阳》属于次生神话（父权神话）。反映壮族原生神话的历史，正好与考古发掘的谷物加工工具年代相合，这又是一个证明。
第六，壮族的稻作文化是一种彻底的稻作文化，它几乎渗透到壮族社会的各个领域：
1、在壮族社会中，把财产成为daemznaz(tam2na2), daemz是池塘，naz是水田。池塘除了养鱼放鸭，还用于灌田。人们政治、经济地位的高低，不以官衔为据，而是看水田的多寡。旧社会，有的地方以“卖米”表示富有，以“卖米”表示贫寒。有女之家来了媒人，父母必先问对方家庭是“卖米”还是“买米”，这是表示贫富的特殊用语。人们夸自己富有，不是说自己有多少钱，而是说“我家米如山”。
2、有一套完整的水稻耕作技术，包括农事季节、耙田、育秧、插秧、耘田、施绿肥、排灌、选种、育种、收割、运输、储藏和加工等二十多个工序。有一套自贝丘遗址时代起就逐步形成的相应生产和生活加工工具。对秧田的整治尤精。培育了横塘细米、柳州油粘米、靖西香粳米、隆林黑糯、东兰黑糯等许多具有较高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的优良品种。
3、形成相应的宗教仪式和禁忌，如六月初六祭谷魂；过插秧节、牛魂节、尝新节、蛙婆节……；祭祖、祭亡灵、祭神，均需米饭和大米制品（如粽粑），玉米粥和薯类不得上供，以米为尊；人死做道场，棺头在丧事期间始终要供一碗饭；三月三祭祖要用五色饭；古时秧苗灌浆时要举行歌圩，甚至安排男女青年在谷神前模拟性交，以促进禾苗灌浆；土官春祭要在田间象征性扶犁，秋祭象征性开镰；有些地方孕妇不得先下田插秧，家有丧事亦如是；老人必有寿米缸，禁止将缸中稻米掏尽，有米表示延寿。
4、稻米在人生礼仪中地位重要。壮人各种宴席上的主食以大米制品为尊；在馈赠礼品中以粽子、糍粑、米饼、干粉为上；新客到家，不是请饮茶，不少地方敬甜酒，有的地方请喝一碗大米粥，或喝一杯米酒；有的地方娶亲和三朝要撒米花，柳江穿山一带外婆给外孙送背带时，要一路撒米花；旧时亲友之间红白喜事送的往往不是钱，而是大米或大米加肉；邕宁南部一些地方某家儿子中考，必包一斗米的“状元粽”，宴请亲友……。
5、有一整套以大米为中心的饮食文化。以大米制作的食品主要有米酒、甜酒、米饭、螺螄粥、肉末茴香粥、黑糯粥、粽子、糍粑、马杆脚、米饼、米粉、五色饭等等100多种。与之相适应的还有多姿多彩的制作技术和烹饪技术，如五色饭，先用香饭花、枫叶、密蒙花、红蓝草分别浸泡糯米，泡出黄、紫、蓝、红颜色来，待米粒软硬适中，颜色不深不浅，再与已经浸泡好的白色糯米放在一起蒸熟，就成了色香味俱佳的五色饭，吃时加上红糖，香甜可口，三月三佳节，必不可少。有的地方春日赶歌圩，姑娘们都带五色饭，就餐时姑娘们围成一圈，邀请小伙子们加入共同分享。某个姑娘的五色饭无人分享，她会羞得无地自容。为此，有的村寨都要组织做五色饭比赛，看谁的最好，以提高技艺。优胜者获得巧姑娘、巧媳妇的美名。
6、壮族文学中充满了稻作文化的内容，许多民间传说、故事、戏剧、说唱的情节中都少不了稻字。民歌尤其如此，生产歌广泛反映了壮人的耕田技艺、种田过程、季节安排、农具知识和预防鸟兽虫侵害水稻的方法，实为壮人的种田经。民间艺术中，花山崖画主旨主要是祈求蛙神并通过它去请求雷王赐予人间风调雨顺，稻谷丰收。壮人的陶器上刻有稻叶纹；壮锦上的水波纹、云雷纹、勾连云纹等，含义与花山崖画相似。铜鼓上的蛙立雕、蛙立雕背上的稻穗纹、铜鼓面及鼓身上的云雷纹、水波纹，莫不有祈求水稻丰收的含义。出土的秦汉时代的工艺品小陶牛、小陶囷，也源于稻作。在舞蹈中，蛙舞、扁担舞、舂堂舞、淘春舞、燕球舞等，或意在祈求水稻丰收，或再现水稻耕种收割的过程。此外有一个鸟舞，则表现了水稻丰收后百鸟欢腾的情景。
7、经过长期实践，形成了以水稻为中心的农林牧副生产格局。首先，水田本身可以同时放养鱼虾和鸭子。烂泥田终年积水，可终年养鱼。在水田四周的田边地头和田埂上，可以利用近水条件种植豆类和蔬菜。稻子丰收，其糠可喂猪，是好饲料。稻杆可喂牲口；稻谷可喂鸡鸭鹅，这就促进了家禽家畜的繁衍。稻杆可以编草鞋，结草绳，编草垫，系草把，编织针线盒等日用品，促进了家庭副业的发展。由于稻米可以与玉米面一起熬稀粥，又可以伴以各种饭豆做成豆饭，既省粮又粗细结合，增加营养，也促进了其他作物的种植。此外，由于种植和加工的需要，还导致了水利的发展和水碾的产生。带动了林牧副的发展。总之，从整个壮族地区来看，生产门类是以水稻种植为中心安排的。
8、久远的水稻种植，磨砺了壮人的性格。不温不火，不急不躁，坚韧、耐心、细致、内向、外柔内刚。犹如高山流泉，清澈而又平静，细水长流而又有一往无前的穿透力。社会相对平稳。这种性格的优点是克制、礼让、耐心和坚韧，但也有农本主义的保守性，商品经济观念薄弱。总之，这种民族性格有明显的稻作文化标记。
如此内涵丰富的稻作文化，非一朝一夕可以形成。虽然它们难以为水稻人工栽培起源断代，但其丰富的内容，多彩的形式，厚实的积淀，足可证明源远流长，非发明水稻人工种植民族难以企及。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上最早的水稻人工栽培在中国，中国的人工栽培发轫于岭南，岭南发端的功劳归于越人，越人中最早栽培水稻的是壮族祖先。后来进入岭南的汉族人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稻作文化的发展。今天，全世界一半人口吃用大米饭的时候，壮人应当感到自豪。并勉励自己去做新的创造，为振兴社会主义祖国和人类文明做出新贡献！
????? ——此文原载《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一期，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壮族祖先是最早发明水稻人工种植的古老民族。
[1] 《农业学报》1957年第8卷。
[2] 《农业学报》1957年第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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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业学报》1957年第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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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的学者认为用于加工块根，没有必要。见覃乃昌《壮族稻作农业史》游修龄序。
[5] 《农业学报》1957年第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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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华文明史》第一辑《原始农业》。
[7] 《农业学报》1957年第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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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农业学报》1957年第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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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农业学报》1957年第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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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农业学报》1957年第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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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张声震：《壮族通史》。
[12]张声震：《壮族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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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考古》1876年第3期《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
[14] 《考古学报》1982年2期。
[15] 《考古》1963年第5期。
[16]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6卷第四期《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动物群》。
[17]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三期《从语言和历史语言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分布》。
[18] 《文物》1978年第9期《广西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考古》1983年第9期《粤西发现的大石铲》。
[19] 张声震：《壮族通史》。
[20] 梁庭望：《壮族图腾初探》，《学术论坛》1982年第三期。
[21] 《神话新探》，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