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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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的某一天，还在一个小学院工作的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给素未谋面的梁庭望先生打了一个电话，询问当年是否能报考先生的博士。电话那头的先生，并没有作为一个大学问家的架子，声音温和而亲切，一下抚平了我紧张的情绪。他耐心地听取了我对自己求学以来一些情况的介绍，热情地鼓励我报名考试，叮嘱我认真复习，以使将来有机会投身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建设中去。虽然当时我还不曾有这样远大的志向，但先生的话令我很受鼓舞。经过将近半年的苦读，我终于有幸成为先生的学生。在读博的三年时光中，我切身体会到了先生“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大家风范，同时对于先生从教与治学之路有了一定的了解。
先生1961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留校后即从事民族语言文学方面的教学工作，历任中央民族大学语文系助教、学生部助教、教改组工作人员。因为工作能力突出，又历次升迁为汉语系负责人、政治系副主任、民族语言三系总支书记和教务处长。后来由于先生平时为人谦和，处事公正，在民大师生中有很高的威望，又被民主推举为副校长，主管学校的教务工作。尽管先生有这样一些为外人所艳羡的职务光环，但先生自己最看重的，还是自己的教师身份。即使行政事务再繁忙，他仍心系三尺讲台，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兢兢业业，至今50年矣。
在漫长的50年教学生涯当中，先生教授过许多种课程，包括本科生课程、硕士生课程、博士生课程，类型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史，壮族民俗与文化等等课程。待我有幸聆听先生的课，先生已是七旬老人。我记得先生每次上课，必提一个黑色公文包，包内通常是先生的讲稿，一个泡有罗汉果的大茶杯，还有一些他在课堂上将提及的参考书。这些东西，有时重达20来斤。先生从家中步行至教室亦需15分钟左右，他却从来不曾要求门下的弟子为他提包，而是不辞劳苦地坚持要把参考书带齐，以供我们在课堂传阅，讨论，开拓我们的学术思维与眼界。先生用心的良苦，令我们这些学生很受鞭策，也很受感动，放了学都争着为他提包，这种对先生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
讲台上的先生，总是面带宽厚的微笑，永远精神矍烁，意气风发。一杯家乡罗汉果泡的茶，一份讲稿，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上两个多小时。这份课堂讲稿，是先生用蓝色钢笔字，工工整整地抄写在一种特殊的8开方格稿纸上的。讲稿内容占据纸面左侧约2/3的面积，剩余的1/3，先生用做记录每次课的增删补改。可以说，这份讲稿凝聚了先生多年的心血，同时也表明先生对待教学工作那种一丝不茍，严谨认真的态度。不过，先生在讲课时，往往是脱稿而谈的。在课堂的两个小时中，先生用生动、风趣的语言，把我们或带到云南西双版纳佤族的猎头部落，或驰骋于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这样精彩的叙述过程，往往是由浅及深的。当我们还在回味中华各地区各民族文学的迷人之处时，先生则引导我们思考这些文学作品与地域、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民族与民族文学作品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大量研读民族文学的原著，还要查找冷僻的历史参考文献。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大多数是被学者或有文化的搜集者所改编的文学作品，从本质上来说，已和民族文学作品的本真相去甚远。先生在《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一书中，曾以壮族刘三姐传说为例，论及民族文学本真问题。在对传说流变做了细致地梳理之后，他认为我们还是应该让民族文学作品还原它的本色，而我们研究者的工作不仅在于保存它们的本色，更要以此为基础做进一步地分析研究。基于这样的观点，先生鼓励我们多下乡做田野调查，掌握第一手的民间文学资料，这样才能够生发出真正站得住脚的研究成果。先生就是用这种求真的态度去规范和训练我们的研究理念，确实是令我们受用一辈子的。象现在中国社科院做民族文学研究的大师兄王宪昭，当年受教于先生门下，他遵循先生求真的理念，为了做好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博士论文，跑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有这么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使得师兄的博士论文一经问世就引起了神话学界的重视，很快获得了出版。这不能不说是先生对学生严格训练的成果。
为了使学生能在学业上有所进步，先生除了严格训练，还非常慷慨地向我们开放他的私人藏书。每一个爱书的人，都会懂得那种藏书在外“漂泊”时的牵挂之感，更不用说先生每天不辍笔耕，时常需要查找大量的相关书籍，若是将这些他多年来搜集的宝贝外借，于他的工作是很不方便的。但先生并不以为意，还时不时把一些重要的或是他的论著赠送给我们。我们这些梁门弟子，人人手上都有先生赠的好几套理论书藉。由于我是当时梁门弟子中唯一的一位壮族学生，先生便把一些市面上难以找到的壮族古籍送给了我。有一次，在去先生家里谈论文的时候，谈论中先生发现我对壮泰民族文化比较研究的兴趣，立刻把他珍藏的一套《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送给了我。这套书沉甸甸的，在另一位同学的帮助下，我才把它们扛回了宿舍，至今还放在我书架的常用工具书栏上，对我日常的写作与教学帮助非常大。
除了授课，让作为学生的我们收获最大的，还是先生对我们论文写作的指点与评阅。在博士阶段的第二年，先生就要求我们对自己的博士论文方向做一个规划。同门的晋老师、雅娟和我，每人都向先生汇报了自己的研究设想和写作提纲。不多时，先生就分别与我们分析了这些研究设想存在的漏洞与不足。我最初想做的是刘三姐传说流变的研究，但囿于传统的研究路数，不知从何突破。先生指出，目前该传说的流变研究，最值得做而又尚余空缺的地方就是传播路径研究，并且需要辅以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我听之后，真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只是后来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博士论文并没有沿着这个方向做下去。
在博士阶段的三年学习时光中，我时常感到先生那种要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学科传承发展下去的责任感与紧迫感。他曾经在一次访谈里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马学良先生提出，要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整体的综合性研究。而将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必须设定一个理论框架。作为马学良先生的学生，我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这项工作。”事实上，先生已经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由他参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和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奠基式著作，语言朴实，观点深刻，给我们全面而细致地展示了中国各民族文学的概貌与相互的影响关系，是所有致力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学子们都不得不阅读的重要著作。先生在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时还提到，在1992年，他参与编写并负责统稿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出版了。在这部书中，先生首次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按照5个地域划分，这为后来“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学说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在此后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先生综合了文艺学、民族学、语言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知识，深入探讨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历时多年，最终提出了“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学说。这个学说强调了中华各民族文学多元一体的关系与特征，可以说是集先生多年研究思想之大成，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对于我们改写传统的中国文学地图有着重要的意义。
先生素以学术与教学为业，无奈行政事务一度占据了他主要的工作时间，直到他退居二线，他才真正有时间完全投入到他所热爱的民族文学研究中去。他在给本科生做讲座时，谈到自己民族文学研究的心得，说“往里面钻，其乐无穷，里面有一个我走不完的世界”。正是这种浓厚的学术兴趣和学术功底，使得先生在晚年厚积薄发，陆续承担了多个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先生并非只担当项目负责人的虚名，而是依据自己研究的专长与方向，踏踏实实地做学问。每每过年过节，我们电话问候先生时，问他是否出门散心，他总是说，还在整理文章。而为了更好、更快地处理书稿，先生自己还学会了用电脑打字、上网，编辑电子文档的功夫一点不亚于年轻人。近年来，先生的专著《壮文论集》、译注《壮族传扬歌》、《粤风》、《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译注》、主编的《壮族原生型民间宗教调查研究》、《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编年史》、《中国民族文学研究60年》陆续出版，里面所包含的真知灼见，都是先生勤力研究的智慧结晶，将成为中国民族文学学科积累的宝贵财富。
君子之光，其辉吉也。尽管对于先生的学问，我们这些后辈是高山仰止的，但先生从来没有架子，使得我们在学术探讨之余，也乐于与先生畅谈生活与理想，不时还结伙上门讨茶喝，或是包饺子聚餐，得到了先生和师母的热情招待。现在每每忆起，仍然觉得温暖。可以说，先生的这种言传身教，对学生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的。而对于自己的学生和后辈，先生亦是非常爱护的。在他还身担要职时，从来不曾据此而为自己的亲友谋过福利，但他却不余遗力地在学术上或工作中提携自己的学生或是后辈，为后辈们提供进取的机会。我这个不成器的学生也曾得到过先生无私的关照，然而至今在学术与工作上仍原地踏步，实在是惭愧。
先生这种淳朴与古道热肠的品质，或者也和先生的家乡风土有关。先生是广西马山壮族人，他爱自己的家乡，爱自己的民族。凡有与家乡或本民族有关的学术研讨会相邀，先生总是欣然前往。我们有时劝先生，旅途奔波劳累，还是推了吧。但先生说，家乡的事，本民族的事，我不能置之不理。这样的责任感，真是老一辈学者才能达到的境界。
离开母校已经两载有余，我怀念母校。犹记毕业离校前夕，一个凉风习习的夏日傍晚，我和雅娟陪伴先生在校园中散步。校园的小路曲曲折折，先生与我们缓步而行，时而驻足于某个学院的大楼前。几乎校园里的每一座楼，先生都能兴高采烈地说出一段故事。我想，那些故事，也是属于先生的。是的，先生把他半个世纪的青春都投入到了这所学校中，把他50年的热情都倾注到了教育科研生涯里，他为多少学子点亮了人生与理想的明灯啊！我们衷心地感谢先生！祝愿先生安康吉祥！
（李慧，梁庭望先生博士生，现在广西大学文学院任教，讲师）